撰文 | 苏也

来源 | 布林客BLINK

我们很容易去相信，这个世界是在不断朝向一个更加伟大而光明的未来去发展的，换句话说，明天一定会比今天更美好。

的确如此，社会从未停止过对于进步和变化的追求，反复鼓励着我们演化为更加先进的人类。于是在今天，如何去接受一个人的自然与真实变得愈发困难。从外貌、内心到能力，甚至是人格，我们选择性地展示自己，给人看到的部分往往和一个人的自然属性相差甚远。关于一个人的真相，似乎比任何时期都显得更为神秘和难以保持。

安迪·沃霍尔《前与后：鼻子整容术 3》1962年，摄影：苏也

进化自我，强化自身，成功改造，几乎就是一个人最为直接的宣言：我的能力和毅力可以让我的身体做到这样，还有什么不可以？但是，这种对于更高、更好、更强的苦苦追寻，是否为一种虚妄，或是一种徒劳？究竟世界上是否存在着一个更好的自己？我们不得而知。

事实上，我们总愿意把社会和别人想象得很完美，但对自己又很苛刻。虚拟与现实间的矛盾不仅是我们与外部世界的争斗，也是一个人内心的分裂与挑战。怎么才能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我们在内心已经把优越的自我虚拟化了，还编织得那么真实。

如果说，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曾一度告诉人，我们可以通过学习一个人的痛苦童年，从而了解他的潜意识，进而治疗如今这个荒诞年代里的人格缺陷，那么，在今天的世界里，或虚拟或现实的各种技术手段、各门渠道，则都在告诉我们：这里有千万条快速通道，可以帮助我们完成某种程度的进步与优化，也或是一种治疗与掩饰。人类就这样简单而有效地根据自己的主观臆断，实现了自我身体与心灵的重建。

美国当代艺术家托尼·奥斯勒（Tony Oursler）的新人体设计，数字图像

小到双眼皮手术，大到转变身体性别，一个人对自己身体的改造随着时代技术与观念的革命，正变得越发激进。技术的进步，观念的解放，让曾经很多只存在于幻想中的臆想变为真实。事实上，整个“后人类”（Post-human）的概念都与我们每天面对的虚拟与现实的关系分不开。这个概念源自科幻小说，但在未来学、当代艺术和哲学领域里都逐步推广，并延伸出去很多丰富的概念与思考。

日漫《攻壳机动队》（Ghost in the Shell）封面艺术

从字面意义上看，“后人类”可被解释为：一个超越人类身体状态的人类或类人类实体。后人类既是一个科技层面的产物，也是一种哲学上的新观念，具体可指人类以现代高新科技为基础，凭借丰富想象，最新理念和审美意识，将自然人进行“设计、改造、升级”后产生的在一方面或几方面超越普通人类的新型人类。

《攻壳机动队》（Ghost in the Shell）电影剧照

在几乎所有著名的科幻文学与影视作品中，我们都见过后人类。有的像《攻壳机动队》（Ghost in the Shell）中的进化人，这些人不再是纯粹的自然人或生物人，而是经过技术加工或电子化、信息化作用，形成某种能力与肢体的机械化、自动化、数字化后的新人类，他们还保留着人类的部分特性，是电子软件、生物技术、机械设备等与人的自然肉体结合而成的“人物-人机”综合体。

《银翼杀手》电影里的生化人，电影剧照

还有一种后人类，是如《异形》系列、《银翼杀手》电影里最终成为故事主角的生化人，这类完全的人造物看似人类，其实非人，是将人工智能、人造器官、人造芯片等技术综合运用而产生的人造人；但是，这类后人类由于拥有了独立而完整的自我意识，因此可被视为一种生命体，某种程度上也被部分人视为是人类物种的进化产物。

《攻壳机动队》（Ghost in the Shell）电影剧照

大概，达尔文都不曾设想到，人类的进化已经走到了这样一个新阶段。很多曾经只在科幻作品中读到的情节，正在一步步走向真实。基因研究给人类的自我认识、自我修正带来了无限可能，科学家不仅可以克隆，排序，甚至可以进行一个人基因的编码、重组，这当然带来了很多医学的进步，或许会迅速推动我们超越自然法则的残酷淘汰制度，进化出一个更加强大的自我保护机制，走向一个全面的、大胆的、主动的进化时代。可是，人类对自身密码的任何一次细微改动，都将是推动多米诺骨牌的初始力量，后果很难预测。后人类概念所涉及的伦理、正义、道德、跨物种交流、社会制度以及跨学科诉求等问题，都迟疑地走在湿滑的边缘，随时可能倾倒。

唐·德里罗《零K》译林出版社

随着人类的生物技术的提高，信息技术的延展和后人类的物质性不断拓宽，后人类所涉及的早就不再是虚拟世界中的技能提升，而成了我们现实生活中已触手可得的东西，是当代文化中不可不聊的热门问题。

人类总企图逃避死亡，改变命运，不断优化自我的身体与意识。像是唐·德里罗的《零K》中所描述的世界，即便是技术上人类还无法获得永生，但在一定的科技和资金的允许下，总有一部分有钱有势的精英阶层会想出各种方法延缓自己的消亡，就算是提前进入无意识的状态——冰冻休眠，等待重生——也在所不惜。各个时代的技术水平与文化环境孕育出不同的后人类，各个具备自己的文化与技术特色，这些符号既出现在后人类哲学思辨中，也出现在超人化的实施和观念中。2017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出版社创立了《后人类研究期刊》，就从学术的角度一一分析了后人类概念的历史、发展及未来影响各个方面。

《千钧一发》（Gattaca）电影剧照

在1997年的科幻电影《千钧一发》（Gattaca）中，展现出一种十分真实的未来世界：人类将很快拥有自我选择，自我升级，自我改造的生物基因技术，一小撮富人和特权阶层能够在自我繁衍时就做出优化选择，甚至是亲手设计出他们的下一代。到时候，我们的地球上将有可能成为一个“完美”的景象：全是俊男美女，身材矫健，面容姣好，智力优越。这种人类种族进化的想法其实非常危险，曾在二战期间的法西斯主义中诞出了最惨绝人寰的人类恶行。

《千钧一发》（Gattaca）电影海报

在《千钧一发》的世界观中，默默执行的生存法则其实与法西斯主义无异，只不过是更加阴暗——不完美的人类甚至都得不到被降生在地球上的生命权。到最后，天然选择、自然诞出的纯人类将会被人类自己灭绝，人类文明彻底进入一个后人类时期。

这样的故事听起来或许遥远，但仔细想想，这种人为进化的自我选择权，也就如堕胎和安乐死一样，只不过是人掌控自己身体的一种手段。

《千钧一发》（Gattaca）电影剧照

人类行为所面对的，终究是虚拟与现实的冲突——虚幻乌托邦与不公现实之间的讽刺。这个自我选择、进化权力所牵扯到的道德问题暂且不谈，我们未来面对的结果或许更让人为之心动。新的生物科技在广义上说，也就是在增强一个人在自己生命过程里的主导权和控制权。与这种控制身体的技术相伴的，就是我们的自我意识，它将要发生深刻而彻底的变化。

随着3D打印器官在医学里的运用，电脑芯片在人类体内的植入，记忆与情感的电子储存，我们将会从内而外地理解自己的身体，我们将不会满足于自己的原生状态，就如爱美的女性将会不择一切手段用化妆、整形、修图等操作，去打造出一个全新而完美的自己。人类的真实存在将会一步一步离自然的原初状态远去，走向机械与虚拟，而不是肉身与物质。总有一天，我们人类将会彻底地从里到外，从生理到心理，都跨入一个彻底的后人类时代。

2020年制作的仿生机器人

回看浩瀚的人类艺术史，不同时期，无论艺术的功能是什么，艺术家都在大量的作品中描绘出人类的身体，人本存在，传递出基于自我而产生的认知和情感。人类从最初的崇拜身体，到中世纪的探索身体，直到如今大刀阔斧的改造身体，历史告诉我们：身体既是资源，也是战场。

身体，同样是艺术家感知外部世界的主要媒介，也成为了他们的灵感来源。而用新的媒介和新的语言去描述一种新的自我意识和自我体验，这更是艺术家常常在做的事。

达·芬奇《维特鲁威人》约1487年前后

事实上，艺术家就是造梦者。艺术家在科技手段还未成形的时候就会用艺术的手段，去打造一个最优的人类符号，用艺术的精神性去感召出一种完美人类的视觉幻象。以文艺复兴时期为例，无所不能的达·芬奇于1487年前后创作的《维特鲁威人》，就把一个拥有绝对完美比例的人体嵌在了一个矩形和一个圆形当中：维特鲁威人身体的“十”字型和“火”字型姿态，呈现出这种不可质疑的完美比例与绝对秩序。

而在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的时代，还有一些艺术家把眼光从《圣经》中抽离出来，把对完美人体的关注焦点从希腊神话的绝对权威中挪开，开始诠释起普通、真实、平凡人类的生活和相貌。德国画家小·汉斯·霍尔拜因（Hans Holbein the Younger）在其一生中，就画过很多平凡人的肖像画。他们不全是王宫贵族，还有画家的家人，甚至是家庭里的佣人。他留给后世的大量速写手稿显示出这位德国人血液里的精准和坚持。

小·汉斯·霍尔拜因的人物肖像画

他在纸上画出人物自然、坚定、大方的精神状态，让人甚至可以听到人物那均匀平缓的呼吸。大量的手稿记录了他对于人物轮廓的精确勾勒，对细节的把控，对人之为人的个性与理想追求的自我诠释。

《伊拉斯莫的画像》（Portrait of Erasmus of Rotterdam, 1523）

霍尔拜因在他著名的《伊拉斯莫的画像》（Portrait of Erasmus of Rotterdam, 1523）里，通仔细描绘一个真实可信的人类，一种既优雅又高尚的身体与相貌，而非渲染神迹却捕捉、触及到了人文主义的影子。画面中那微微上扬的嘴角，伊拉斯莫有点苍老但十分平静的眼神，预示着一种全新的肖像画艺术的出现。

小·汉斯·霍尔拜因的人物肖像画

此类“人”的概念描绘了新时期的人类身体与姿态，传递出一种神权统治下，人本自我意识的增强。霍尔拜因在16世纪创作的肖像画，不仅是今天人们研究艺术历史的财富，也在当时帮助了欧洲人去弘扬和传播了一种高尚者的人文主义精神。他的肖像画，虽然绝不是宗教内容的创作，但因为细致描述的人文主义精神里，闪烁着人物自身栩栩如生的新人格，让画面具备了某种超越平凡人生的精神奕奕，并且为普罗大众所接受。

小·汉斯·霍尔拜因的人物肖像画

作为一个技术精湛的大师，法国新古典主义雕塑家让-安托尼·乌东（Jean-Antoine Houdon）曾为莫里哀，卢梭，狄德罗等大人物创作过半身雕像。尤其是在1778年，乌东为老年的伏尔泰创作了一尊非常传神的雕像。在他的刻画下，石头被赋予了生命，人物的眼睛格外出彩，沉重的眼皮藏满了岁月与智慧，仿佛眉目间都聚集了启蒙运动的人性光辉。

让-安托尼·乌东为伏尔泰（Voltaire）所做头像，1778年

一个关于什么是“人”，什么是“人的身体”，什么是“自我”的新概念，就这样通过艺术家灵巧的双手，动人的感知力，被传递了出来。关于人的身体、个人形象和人格意识的思考，在接下来的艺术运动里被不断翻新。所谓人的个性的重要意义，以及尊重这份“个性”的态度，几乎是征服了后来十九世纪的所有伟大艺术家，从安格尔到马奈，都是如此。

到现代主义之后，艺术更加集中地表现为：宣扬“个人自由”和“个人表达”（Individual Expression）。人们循序渐进地探索着自己的身体和自我的内心，像爱德华·蒙克（Edvard Munch）这样的表现主义画家用一幅《呐喊》，将心中的焦虑、失态、狂躁与不可抵挡的自我意识紧密地结合起来。

爱德华·蒙克（Edvard Munch）与《呐喊》

这呐喊实际是发自人类在工业化进程中的焦虑与不安。现实变换的速度莫测高深，有时候远超出了人们可以接受的范围。于是，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产生焦虑的重力，从19世纪末开始愈演愈烈，把人往下拉扯，直至身心变形，如同德国人恩斯特·基希纳（Ernst Ludwig Kirchner）所描绘的柏林街头，充满阴郁与不安的氛围，街上的男男女女穿红戴绿，但一个个都被削尖了脑袋，犹如哥特式的教堂尖顶，流露出被挤压的精神和《呐喊》式的悲观主义。

恩斯特·基希纳（Ernst Ludwig Kirchner）油画作品

这种挤压、尖叫与变形，在几十年后，由英国人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换成了另一个叫人印象深刻的可怖形象：《尖叫的教皇》（Howling Pope），那粗犷、犀利、暴力的人物肖像，制造出了视觉和听觉的噩梦，甚至可以触及观众的肉体，带来不安的震颤。

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尖叫的教皇》

培根的其他人像创作，依然保持着这种低气压的可怖氛围，甚至把人物变成一团模糊不清的肉，沦为困兽，关到狭小的空间内，用玻璃或金属的几何笼子禁住。那些抽象的雄性肖像，犹如变形的非人类，在平面化的空间中发出愤怒的低吼。

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头像研究的三联画》

个人自由与个人表达的另一条出路是做出人格上的分析，甚至是在自身的历史里甄别出一条不为人知的人格线。“露丝·塞拉维”（Rrose Sélavy）是艺术家马歇尔·杜尚（Marcel Duchamp）的女性人格。在一张广为人知的照片里，露丝（杜尚）露出狡猾而妩媚的笑容，从她/他的帽子下凝视着低眉凝望着镜头，下巴紧贴着她/他的外套和毛皮领子。

马歇尔·杜尚（Marcel Duchamp）“露丝·塞拉维”（Rrose Sélavy），雷·曼摄影

露丝这个角色是杜尚的一个艺术项目，属于某类艺术实验的一部分，旨在破坏观众的审美预期和人们对艺术的前提要求。杜尚将自己描绘成露丝，一是在一个“变装表演”（drag performances）非常流行的时代借鉴了既定的文化元素，二是展露出来自己不屑一顾的艺术精神，仿佛在说，“管你什么期待，艺术就是大胆”。

通过自由而幽默地采用一个虚构的女性自我身份，杜尚推翻了一直以来人们坚持的艺术家与其作品之间的假定联系，艺术作品可以是虚构的、荒诞的、不与艺术家本人历史相一致的，这样一来的，艺术品也就获得了最大程度上的自由。值得一提的是，“Rrose Sélavy”从法语上可被粗略地翻译为“色情即生活”，几乎是杜尚的一种狡黠玩笑，伴随着一种性观念的实验和穿越传统雷池的乐趣。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