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王磬 发自达沃斯

5月22日至26日，世界经济论坛2022年的年会在瑞士达沃斯举行。被新冠疫情打断了两年之后，首次回归线下的达沃斯年会选择了“历史转折点：政府政策和商业战略”作为主题。在战争、疫情、全球通胀、能源危机、粮食危机等背景之下，达沃斯年会希望能为这些挑战找到全球性的解决方案。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官方网站，今年将有超过2000名来自各国的代表亲赴达沃斯参会，包括300名政府代表、包括40多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超过1200名来自私营部门的商业领袖，包括500位首席执行官；200多名来自非政府组织、学术界等社会团体的领袖；以及400多名媒体领袖和新闻记者。

中国很早就是世界经济论坛的积极参与者。早在1979年，中国首次派代表团参加达沃斯会议，并一直延续至今。1992年，在创始人施瓦布的专门邀请下，中国国家领导人首次出席达沃斯会议。2006年，世界经济论坛北京代表处成立，施瓦布亲自出席成立仪式。2007年，首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在中国大连召开，并逐渐形成了由大连、天津两座城市轮流举办的双城传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曾多次在达沃斯年会开幕式上致辞。

在本次年会开幕前夕，界面新闻对世界经济论坛大中华区首席代表艾瑞碧（Rebecca Ivey）进行了专访。艾瑞碧拥有超过15年的国际组织工作经历。她于2019年加入世界经济论坛北京办公室，并于2021年接任大中华区首席代表一职。

从经济复苏到气候变化，全球性问题考验重重，亟待各国政府与私营部门通力合作。世界经济论坛如何在这一充满挑战的时期，帮助多方利益相关者“保持联系”？

艾瑞碧在接受界面新闻专访时表示，世界经济论坛愿为所有利益相关者提供平台，提出他们在议程中面临的痛点和阻碍，分享他们正在研究的解决方案。她还透露，今年的中国代表团将由气候变化特使解振华带领，包括来自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和生态环境部的多名官员将奔赴达沃斯。

以下为访谈实录，刊发时有编辑。

界面新闻：今年的主题是“历史转折点：政府政策和商业战略”。世界经济论坛选择以此为主题的原因是什么？你认为本次年会有哪些值得期待的地方？

艾瑞碧：新冠疫情于2019年年末爆发，而本次是自那之后举行的首次线下年会。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对世界经济论坛和全世界来说，都翻过了相当重要的一章。

我认为，世界经济论坛的工作从未像当下这样重要。对于企业、政府、社区而言，本次年会是了解和应对当前全球事件影响的重要机会。“历史的转折点”所反映的是，当谈到世界正面临的重大全球挑战（如气候变化）时，我们不仅处于重要的转折点，而且还面临着亟需对话的短期冲突。因此，我们期待着带回一种独特的合作环境，让利益相关者、领导者、决策者能够重新联络，分享洞见，获得新视角，并在各方之间建立解决问题的社群。我们的角色实际上是召集那些能够行动起来并在世界范围内做更多好事的人。

界面新闻：今年有哪些具体议程值得特别关注？你本人会主要关注什么？

艾瑞碧：本次议程非常全面，共计约有450场项目会议。年会的首要任务是加快应对全球挑战，改善世界局势。即使在新冠疫情持续的情况下，世界经济论坛在过去两年中也在加强其影响力倡议（Impact Initiatives），涉及新冠疫情、气候变化、教育、重塑技术、能源治理等议题。

本次年会有六大主题支柱，聚焦于最迫切需要各方合作的领域，分别是促进全球和区域合作，保障经济复苏并塑造新的增长时代，建设健康和公平的社会，保护气候、粮食和自然，推动行业转型，以及利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力量。

六大主题支柱所反映的不仅仅是此时此刻，也反映了所有利益相关方在过去两年中为推进上述议程所做出的集体努力。对于利益相关者来说，本次年会是一个机会，可以分享新的解决方案，也可以提出各方正面临的挑战，并开始运用集体智慧来解决这些问题。

界面新闻：过去两年多里，疫情如何改变了世界经济论坛？这些变化是否会体现在本次年会上？

艾瑞碧：如果说有什么改变的话，那就是解决问题的紧迫感更加强烈，达沃斯年会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受期待。决策者们有一种被抑制的需求，就是希望能够亲自会面，实际解决问题。在两年的中断之后，我们预计仍有超过2000名领导人和专家参会。其中，有大约45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160位来自主要经济体的内阁官员，超过500位首席执行官，近800位C级高管，还有25位关键国际组织的负责人，以及来自联合国各机构的强大战略参与。当然，还有许多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团的领导者也会加入。

界面新闻：2021年，你在新冠疫情期间就任世界经济论坛大中华区首席代表，疫情是否给你的工作带来了额外挑战？

艾瑞碧：简短的回答当然是，是的，新冠疫情给所有人的工作都增加了挑战，无论生活在中国、瑞士或任何其他国家。

我认为，我们在北京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是如何保持联系，如何帮助来自企业、政府和社会的主要利益相关者保持跨地域的联系。很有趣的是，在新冠疫情开始的一两年，随着全世界都转向远程工作，我们实际上发现自己与全球同事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而且因为远程通讯技术随时可供使用，时差也变得不像过去那么重要，在某种程度上，更容易将来自世界各地的利益相关者聚集在一起。所以（当时线上办公）几乎是一种优势。但是随着时间推移，人们已经对大量的在线会议感到倦怠。而今，随着世界有望回到能够面对面交流的方向，我们又再次面临长距离的挑战。

我们的承诺是尽可能地保持联系、搭建桥梁，并继续召集领导者，以促进多边主义和多方利益相关者共同解决全球挑战。这是一个挑战，但也是一种勋章。而且我个人非常乐观地认为，对合作和共识的需求只会越来越多，也意味着对世界经济论坛等组织的需求也会明显提升。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我们对此非常兴奋，也很期待在工作中与更多中国的利益相关者合作。

界面新闻：当下中国正面临新一轮新冠疫情的考验，中方参与本次年会的总体情况如何？

艾瑞碧：在今年的年会中，新冠疫情对来自中国的参与造成了一定影响。但我们很高兴地看到，中国气候变化特使解振华将带领一个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和生态环境部官员组成的代表团赶赴会场。我认为，这展示了中国政府对于世界经济论坛作为公私合作的独特平台的认可和支持，也彰显中国关于参与多边和多方利益相关者对话的承诺。

除了来自中国政府的参与之外，中国的国有企业、金融交易所、技术领袖也将参加今年的达沃斯年会，并分享他们如何帮助推动清洁能源转型，将ESG带入中国主流，并使技术性突破广泛触达全社会。我认为，来自企业的参与也反映了过去两年在中国建立的伙伴关系，使得来自中国的关键利益相关者与世界分享他们的倡议和解决方案，并在会后把他们讨论得出的洞见带回中国。

界面新闻：今年有多少来自中国的参与者将参加达沃斯的线上与线下活动，规模与往年相比有什么变化？

艾瑞碧：就线下参与而言，我们有相当数量的企业代表亲自参加这次会议。但也有近200场会议将进网络直播。因此，所有来自中国的与会者实际上都会参加达沃斯，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参加。在过去两年的新冠疫情中，我们都已习惯于这种技术优势。

界面新闻：据你观察，过去两年时间里，中国私营部门对于全球化的兴趣是否有所变化？

艾瑞碧：自疫情爆发之初，就有几项转型正在进行之中。多年来，世界经济论坛一直吸纳来自世界各地的公司加入，并与之合作。但是，几年前，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过往的战略。我们一改过去被动的会员制思维定势——一家企业可能全年仅参加一次重要会议——转向积极的伙伴关系，重塑合作框架，更加强调参与活动的公司是我们的合作伙伴，他们同样积极地与我们一起制定议程。

这意味着，在疫情期间，那些深刻理解合作伙伴概念的中国公司，以及热衷于在全球层面上更积极地塑造议程的公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活跃。因此，中国关键企业领导者的参与程度在加深。围绕可持续发展议程来看，这一点尤为明显。随着中国的政策在环境可持续性、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方面变得更加雄心勃勃，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渴望分享他们在相关领域的工作，也希望通过全球实践与合作深入了解如何在其经营的市场中更快推进其议程。

界面新闻：能否详细说明，你所观察到的，中国的私营部门及公共部门在可持续及气候变化上的新趋势？

艾瑞碧：碳中和与气候变化必然是中国和其他各国议程上的首要问题。我认为，中国政府所提出的碳中和目标雄心勃勃，也号召着中国公司去寻找核心领域的能源使用及供应链方面还有哪些可行之事。

碳中和是个宏大的话题。在世界经济论坛上，我们正从几种不同的角度解决这一问题。一是从供应方面，我们正在制定非常强大的路线图，帮助支持重工业——我们也称之为难以减排（hard-to-abate）的行业——即能源、材料、制造业、航空业和旅游业等行业实现去碳化。我认为这也是中国公司特别感兴趣的方面，以国有企业为最，但也包括可再生能源公司，以及一些需要实现转型的科技公司领军者。另一个关键领域则是为转型融资。中国的绿色金融和绿色投资领域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许多中国乃至全球的金融机构都急于将这些新机会变现。

我需要补充的是，（变化）不仅仅止步于碳中和与温室气体排放，也包括改善环境可持续发展因素的测量和报告，如企业的土地使用、生物多样性保护、水资源短缺管理等。从气候行动、生物多样性到自然行动，有许多主题是相互嵌套的。而上述变化的基础则是对可持续发展报告和ESG报告的强烈兴趣。在过去三年中，世界经济论坛召集了超过100家世界顶级企业，以简化和整合一套可供各行业公司使用的指标，以表明他们在ESG方面的进展。我们也见到了大量来自不同行业的中国利益相关者，当他们开始绘制ESG足迹以减少能源消耗量时，他们迫切想了解自己应该使用哪种最新框架。

界面新闻：世界经济论坛一直是中国与世界对话的非常重要的渠道，你如何看待中国在世界经济论坛中的作用？又如何看待世界经济论坛对中国的意义？

艾瑞碧：我们来回顾一下中国和世界经济论坛之间的悠久历史吧。改革开放后，世界经济论坛的执行主席和创始人施瓦布几乎立刻进行了他对中国的首次访问，带领一个全球商业领袖代表团来到中国，就这样开启了一段关于经济改革的对话。

从那时开始，中国和世界的利益相关者之间有着频繁的交流。2006年，世界经济论坛在北京建立了我们的首席代表办公室。2007年，我们在中国开办新领军者年会（AMNC）。这是一场在中国举行的全球会议，聚焦新兴市场，关注有潜力从区域领军者成长为全球领军者的跨国公司。我认为最大的转变之一是，（论坛）开始把世界带到中国，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如何发展其经济，了解更多中国商业、科学和技术领域领军者的发展情况。

快进到习近平主席首次出席达沃斯年会的2017年。当时他强调促进全球增长的共同责任。我们看到的重大转变是，中国真正成为一个利益相关者，为全球对话带来解决方案，而不仅仅是带来洞察力。在疫情期间，尽管未能召开线下年会，但习近平主席在2021年1月和2022年都以线上方式参加了达沃斯，并重申全球合作的重要性。（全球合作）是我们非常乐于参与的事情，除了中国政府，还有中国的许多其他利益相关者，都正在为全球性挑战开发解决方案。

我们还看到，不仅是大型会议，我们的各项活动都获得了积极和持续的参与。我认为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世界经济论坛是一个跨越全年的行动议程，而某个单独的参与者——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行业——都不可能独自解决我们今天面临的所有挑战。我认为这也是中国仍然非常重视世界经济论坛和同类型组织的核心原因，因为我们确实将能所有的利益相关者聚集在一起。

纵观历史的进程，我认为，眼下正是促进对话的机会，即便是讨论哪些令所有利益相关者感到不适的话题也好。这也是世界经济论坛提供的平台意义所在，利益相关者不仅可以公开分享和展示他们正在落实的解决方案，也可以提出自己在议程中面临的痛点和阻碍。

（感谢高铂宁对本次采访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