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建投资是第一选项？

4月26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提出，研究全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问题。这次会议被认为释放了全面加强基建的信号。

牛津经济研究院高级经济学家胡东安和国研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朱克力均认为，当前情况下，基建投资是稳经济的第一选项。

胡东安对界面新闻表示，最优先的应该是增加基建投资，主要措施包括加快发行专项债、放松对地方融资平台的限制、尽快批核基建投资项目等。

“按照过去的经验，基建投资是稳定经济增长的有利抓手，这点不管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还是在2015至2016年增长放缓期间，都得到过证实。”他说，“发力基建投资既可以起到逆周期调节的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也有助于带动上下游行业，发挥支持经济的作用。”

朱克力也表示，要加快政府主导的基建投资，在方向上，可以以新基建为重要依托。

“可以优先布局对投资消费带动强、乘数效应更大的新型基建设施，比如5G、数据中心等带动性强的项目。这类项目长期看可以满足产业升级需求，短期看还能为线上消费等新消费提供硬件设备支撑，发挥投资对稳增长的拉动作用。”他说。

地产是主要矛盾？

而在中银国际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徐高、财信研究院副院长伍超明看来，疫情防控是当前的第一要务，再次就是稳地产。

截至目前，房地产行业疲弱的表现并未改观。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来看，1-4月，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滑2.7%，比前3个月回落3.4个百分点；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20.9%，比前3个月扩大7.1个百分点。

伍超明对界面新闻表示，从稳增长和防风险角度看，在坚持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的同时，稳定房地产市场非常关键，因为房地产市场及与其相关的经济活动在中国GDP中占近三成比重。

徐高也认为，疫情之外，地产是主要矛盾。他在一篇研究报告中称，尽管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不小，但从高频数据来看，疫情的冲击程度可能已到峰值，最坏的时候很可能正在过去。那些受疫情影响比较大的经济活动，在疫情消退后反弹的动能也会比较大，而那些走弱的原因主要在疫情之外的经济指标，则很难因为疫情的消退而明显改观。

他指出，地产行业的恶性循环仍未被打破，且情况又因疫情而进一步恶化。季节调整之后，地产投资资金来源的绝对规模在4月显著下滑，创下近5年的新低。如果不能化解地产开发商的系统性信用风险，金融机构和购房者对开发商的信心不能重建，地产行业就很难回归正常状态，反倒可能在恶性循环中越陷越深。

胡东安则表示，房地产应该是继基建投资外稳经济的第二选择。房地产的优先级相对靠后，原因是 “三道红线”、“房住不炒”还是会作为基本政策存在，减少中国经济对房地产的依赖、调整房地产及其上下游行业占GDP的比重依然是政府中长期的战略目标。

近期，一些地方在放松地产调控的同时，又出现了新政“一日游”的现象，而这背后的主要逻辑还是在于“房住不炒”。比如，5月20日下午3时，南京房地产业协会官方公众号发布消息称，为促进刚需群体合理购房，自即日起，南京市户籍和非南京市户籍居民购买二手住房时，无需提供购房证明。这意味着南京此前执行的二手房限购政策被全面取消。然而，“官宣”不到三小时，此条推文即被删除。

胡东安还指出，这一轮房地产政策松绑的力度只会减轻房地产对经济带来的拖累，起到稳定经济的作用。“政策更多着眼于避免房地产行业出现硬着陆，支持房企推进已开工项目，避免出现严重债务违约等，而非直接像过往那样大幅拉动经济增长。”他说。

眼下更应该强调消费？

支持消费的经济学家阵营似乎更加庞大，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北大国发院副院长黄益平等一批经济学家认为，目前要把提振消费当做重点任务来抓。

李迅雷5月14日在清华大学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说，在拉动内需方面，消费的作用比基建投资更大，因为基建投资面临找好项目越来越难、投资回报率越来越低、现金流产生越来越难的问题。

黄益平在当天的论坛上称，现在已经到了采取“不计一切代价政策”的时候。谈及具体手段时，他表示，货币政策对于稳增长固然重要，但应该采取更多的直接措施作用于微观层面，尤其是更大程度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除了降低利率、改善资产负债表、增加流动性外，促进消费是稳定社会、稳定市场经济的一个很重要的措施。

林毅夫上周在其《中国与西方：全球经济的新观察、思辨与应对》新书分享发布会上说，虽然从中长期看，投资比消费对于拉动中国经济增长更重要，但眼下应该更加强调消费。

“我个人不太赞成要把中国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变成消费拉动的经济增长，这个观点我在很多场合都说的，我还坚持这个观点。但是针对今年的状况，我认为，在疫情防控当中跟疫情防控之后的3个月（至）半年必须要有有效的措施来支持消费。”他说。

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4月份，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11.1%，比上月大幅下滑7.6%个百分点，创2020年4月以来最大跌幅。其中，餐饮收入2609亿元，同比下降达到22.7%。

针对消费的大幅下跌，林毅夫和他的同事黄益平、姚洋等教授建议，给封控地区的每个家庭发1000元人民币来支持消费。“这1000块钱人民币中500块钱可以是消费券，针对他所在地的这些中小企业，哪个行业为主消费券就支持他们的消费，另外可以发500块人民币的现金，可以用数字人民币来发，这样也有利于我们来推广数字人民币。”林毅夫说。

供应链是“拦路虎”？

 尽管有“明星级”经济学家的支持，仍有一些分析师对促消费优先持不同的看法。

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应习文对界面新闻表示，消费一直是慢变量，不能指望通过发放消费券把消费或是经济很快拉起来，尤其是现在居民对未来预期不确定的背景下，消费很难有显著提升。

“目前最主要的矛盾是疫情冲击下供给停滞，没有供给就没有需求。设想如果居民失业了，或者封控在家，或者面临家庭债务重担，此时鼓励消费政策基本属于杯水车薪。”他说。

因此，“还是要有效防控疫情、加快复工复产、保市场主体和保住就业，这些基本矛盾解决后，促消费和稳投资政策的效果会更好。”应习文表示。

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数字经济与金融创新研究中心联席主任盘和林也认为促消费的优先级并不高。他表示，当前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或者说“拦路虎”其实不是内需，而是在供应链。

“疫情导致生产企业不能全身心投入到生产中，不管怎么拉动（需求），基建也好，消费也罢，最终都是要把供给大门拉开才可以。”盘和林说。

“如果物流、工厂生产都没有达到正常状态，怎么拉动都不是直通病灶，目前最重要的是如何保证供应链的稳定，这是维持经济运行的基本秩序，也是当前最需要考虑的。”

此外，经济学人智库经济分析师徐天辰指出，目前消费券发放的总额并不大，和全国社零总额相比可以说是“毛毛雨”，而且使用范围也比较严格，存在居民自付比例过高的问题，这些都会制约消费券刺激消费的效果。而且，在疫情严格管控的背景下，疫情较为严重地区也不具备发行消费券的条件。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如何实施宏观调控，李克强总理4月25日在国务院第五次廉政工作会议上讲话时曾提到，如果仅仅依靠扩大投资、上大项目，不仅要花时间论证审批、见效慢，还会导致资金分配不科学、不公平；或者直接给居民发钱、拉动消费，这看似公平有效，但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难以做到，做了也不可持续，而且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消费水平不一样，也会产生不公平。

“我们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不搞‘大水漫灌’式强刺激，而是创新宏观调控方式，把宏观政策着力点聚焦到市场主体这个经济发展的根基上，持续实施大规模减税降费。实践证明，减税降费直接有效，公平普惠，把肥施到了根上。”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