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徐鲁青

编辑 | 黄月

编者按：威廉斯家的房子前后有宽阔的绿地，屋内铺着厚厚的地毯。他们的孩子亚历山大在周末会去参加钢琴课、大学唱诗班排练，以及棒球和足球训练。妈妈经常强调孩子“接触”各种经历的重要性，在饭后，父母会和他在聊天时讨论专业问题，比如“剽窃”和“版权”的概念、南部非裔美国人教堂发生的破坏性火灾等。麦卡利斯特一家住在单元楼里，房间灯光昏暗，院子里很多地方都没有草，上面散乱着废纸、包装和玻璃碴子。家庭成员之间的交流不多，穿插着成年人的指令性话语，孩子往往无言地完成任务，比起父母，孩子更常和同龄伙伴沟通。

安妮特·拉鲁是研究社会分层和教育的社会学家，在从1993年到2003年的十年的时间中，她跟踪记录了12个孩子的成长经历，他们平均分布在中产、工人和贫困三个阶层，写下了《不平等的童年：阶级、种族与家庭生活》一书。她发现，不同阶级的教养脚本有很大区别，中产阶级父母的教育方式是“协作培养”，重视孩子的表达能力，鼓励他们说出自己的感受和观点，孩子因此学会和成年权威者平等对话。然而，他们也可能会过早世故，情感麻木。劳工阶层的“自然成就”模式则强调服从父母命令，孩子在家庭中很少能提出要求，他们更可能在未来产生“局促感”与“面对大社会缺乏对话的自信”。但这种模式也让孩子更活泼更童真，在同伴面前轻松自如，与家人也有很深的亲情纽带。不同阶级地位采取的教养方式的差别，影响了孩子日后面对世界时的应对方式。

拉鲁认为，这两种教养方式并没有本质的优劣之分，但“协作培养”的孩子很早就学会表达自己，知道如何与权威和机构打交道，相比之下更能在日后获得社会利润，而劳工阶级孩子的天真与活泼在现实中却少有价值。“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母亲可能多会在表达自己的观点时反映出类似‘无微不至地照顾孩子’的理念，但她们的具体行为是截然不同的。当他们走出家门进入社会机构的世界里，他们发现这些文化惯性并未被赋予同等价值。”

纵使拉鲁研究的是20年前的美国社会，对于我们的当下生活仍有参考意义——教育的焦虑源自越来越难以超越的起跑线距离，源自慢一些的孩子未来面对的巨大生活差距。儿童节之际，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摘录了《不平等的童年》中对比两种教养方式如何影响不同惯习的章节，当我们看到个体困境背后更大的运作系统，会发现弱势家庭的教养困境是全社会共同造成的。然而，所有孩子都值得一个平等的童年，诚如教育学者蓝佩嘉所说：“我们的教养目标不应该只是私人的成功，而是社会的共好；人和人的关系可以不只是竞争，同时也有相互的支持，有社会的凝聚。这也是我们之前提到的，你爱自己孩子的同时，是不是也能够爱别人的孩子？事实上，我们爱别人的孩子，反过来对自己的孩子也有帮助。”

《不平等的童年：阶级、种族与家庭生活》（节选）

撰文 | [美] 安妮特·拉鲁  翻译 | 宋爽

形成中的优越信号

威廉斯夫妇与调研中的一些其他中产阶级家长一样，在与专业人员的互动中显得轻松又健谈。他们希望亚历克斯也能有同样的感觉，因此他们教他如何成为一名见多识广自信果断的“客户”。夏日一个炎热的午后，威廉斯女士把看医生当成一次机会来指导儿子。在开车去医生办公室的路上，调研人员听到威廉斯女士教亚历山大如何在常规检查中自信地面对医生：

车子驶入帕克巷，［威廉斯女士］低声对亚历克斯说：“亚历山大，你得想想要问医生什么问题了。你什么都可以问他的。别不好意思，你真的什么都能问。”亚历克斯想了一分钟，“我用了除臭剂腋下就长了几个肿块。”“真的吗？你是说用了新的除臭剂后？”“是呀。”“那你是该问问医生。”

亚历克斯的母亲正在教导儿子，他有权利说出自己的想法（如“别不好意思”“你真的什么都能问”）。最重要的是，她在为他示范如何通过提前理清思路做好准备去面对一个处于权威地位的人。在诊所看医生时，母亲和儿子都有机会去激活他们在车中谈话时明确的这些社会地位资源。

医生约莫40岁上下，是个快活的白人男子。他走进检查室，宣布他将从“一些常规问题”开始。当他说到亚历山大的身高在第九十五个百分点时，亚历克斯打断了他。

亚历克斯：我在什么？

医生：这个的意思是说，在包括你在内的一百个男孩子中，你比九十五个小男子汉在10岁时都要高。

亚历克斯：我还不到10岁。

医生：他们作图时把你算成了10岁。你有9岁零10个月。他们通常会选最接近的年龄来作图。

中断一个人的权威是优越感的表现。同时也显示了中产阶级教养孩子的优先事宜：打断别人讲话这一缺乏礼貌的行为被忽略了，父母更愿意鼓励孩子感到自己作为个体的重要，并肯定他们有权利对大人说出自己的想法和主意。亚历山大更正医生时（“我还不到10岁”）的轻松随意，更进一步表明他很自然地认为自己有权利这样做。最后一个信号是亚历克斯听到医生在电话里教怎样对因眼伤而入院治疗的患儿进行急救后对医生发出的一个明确指令。“可别动我眼皮！”亚历克斯半开玩笑地命令道。

当话锋转到亚历山大的饮食上时，与专业人士交流中这种自如感的价值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威廉斯女士欣然承认，他们并不总是遵从营养方略：

医生：你吃水果和蔬菜吗？

亚历克斯：吃呀。

威廉斯女士（尖声地）：噢……？

医生：我看到不同意见了哦。（笑）

亚历克斯（提高了嗓门）：你每天午餐都给我吃香蕉什么的。昨晚我吃了卷心菜。

医生：你每天都至少会吃一到两种水果和一到两种蔬菜吗？

亚历克斯：是呀。

医生：将将够，是吧？

威廉斯女士：大多数时候他吃得都还算不错。

医生：好吧，我觉得还凑合。

这种诚实是一种资本形式，因为这样他们就给了医生确切的（而非模棱两可、不完整或不正确）的信息。当威廉斯女士透漏自己对一种药物“停用了”时，社会地位资源再次被激活。医生很和蔼愉快但又清楚明了地建议她要再坚持服用此药一段时间。医生在给威廉斯女士指出一个不同的方向时，把他的回答设计成自己在“赞成这个观点”，而没有直接命令她去执行一个必要的医学举措，从而承认了威廉斯女士拥有相对的权利。反过来，威廉斯女士也接受了他对药效的解释，并表示愿意让儿子坚持服药到建议的时间段结束为止。

亚历克斯和他妈妈一样也在与医生的谈话间进行着这种交换互让。而且像妈妈一样，亚历山大也在努力“定制”自己和医生在一起的时间。当他提出了事先准备好的问题，问医生自己腋下的那个肿块时，他得到了医生全心的关注，进而也就得到了暗含的承认；这说明他的身体状况是个正当话题，值得在检查中考虑到：

医生：好了，现在我们进入最重要的环节。在做检查前你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亚历克斯：嗯……只有一个问题。我腋下长了一些肿块，就在这儿［指着腋］。

医生：下面？

亚历克斯：对。

医生：好的，我需要在做进一步检查时仔细看看。我会看看它们到底是什么，再看看我能怎么治疗。那些肿块是疼还是痒？

亚历克斯：不疼也不痒，只是有这样的肿块。

医生：好的，我会给你治好的。

在结束时，医生转向亚历克斯的妈妈，“您有什么问题或疑虑吗？”威廉斯女士回答说：“没有……他表现不错，很有进步。”这句话简洁地捕捉到了她对儿子的看法：儿子是一个进行得很好的项目。这段对话还强调了威廉斯女士与医生之间相对平等的地位——谈话的语调暗示他们是同等的（有孩子作为合理合法的参与者），而不是一段权威人士与下属之间的交流。

在这次与医生的会面中，亚历克斯一次又一次地使用了自己众多的语言技能。在他记得问自己事先准备的问题时，他得到了医生的全面关注，从而把他选择的问题作为了焦点。这样他就成功地转换了权力平衡，把权力从医生那里转到了自己一边。这一转换进行得很平稳。亚历克斯习惯了被人尊重。他被视为是个很特别的人，一个值得得到成年人注意和关心的人。这些都是协作培养策略的关键特征。在检查中亚历山大并没有“ 炫耀”自己。他的表现和在自己父母面前大致是一样的——他同样轻松自如地说理、磋商、开玩笑。不过就像下一节所解释的，教孩子为自己“定制”情境也有一定的缺点（至少对家长来说是这样）。中产阶级孩子有时会利用他们获得的技能技巧，去为自己设定父母的惩戒方略。

形成中的局促感

麦卡利斯特一家与其他贫困家庭和工人阶级家庭一样，对在统治机构中处于权威地位的人表现出警觉有时则是不信任的态度。这种处理方式造成了其家庭成员与组织机构代表人之间的互动，跟中产阶级家庭所经历的截然不同。

比如，在一次家长会上，麦卡利斯特女士（她高中毕业）显得很屈从柔顺。她在家里那种合群又外向的天性在这种场合下都隐没了。她弓着背坐在椅子上，夹克衫的拉锁拉得严严实实。她很安静。当老师说哈罗德没交作业时，麦卡利斯特女士大吃一惊，但她却只说了句“他在家里做作业了”。她既没有追问老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也没有替哈罗德说话。在她看来，管教她的儿子是老师的责任范畴。那是他们的工作职责，而不是她的。因此，当孩子抱怨老师时，她并不询问详情。哈罗德形容他的新（五年级）老师“很坏”，引得他妈妈想起了另一个更招人喜欢的老师——但却并没有引出她任何其他反应。

同样，麦卡利斯特女士为了让儿子参加圣经营地而带他去诊所体检，他们在诊所的经历也和威廉斯一家的经历形成了鲜明对比。在这里， 通常很喧闹的麦卡利斯特女士也十分安静，说话声音很小，有时都很难听清她在讲什么。她回答医生的问题都很困难。有时她还不太明白医生说的意思（例如，她问：“破伤风针是什么？”）；另一些时候，她的言辞又很含糊：

医生：他每天都吃些什么——鱼，肉，还是鸡蛋？

简（她的回答声音很低又很微弱）：是。

医生（试图进行眼神交流但没成功，因为简正盯着检查表）：黄色的蔬菜？

简（仍然没有眼神交流，朝下看着）：对。

医生：绿色的蔬菜？

简（看着医生）：不总吃。

医生：不常吃。那水果和果汁呢？

简（声音很低，没有眼神交流，眼睛盯着医生在体检表上填写的潦草字迹）：嗯，嗯。

医生：他每天喝牛奶吗？

简（很唐突地忽然用很大的声音）：喝。

医生：麦片粥，面包，大米，土豆，或者类似的东西？

简（摇摇头，看着医生）：有，当然也吃。

哈罗德也很缄默。医生问他：“你上几年级了？”他用很安静很低的声音说：“四年级。”但当话题转到体育运动上时，他的声音就会变得大一些，他变得自信又热情。哈罗德宣布说他在橄榄球赛中能打所有位置，当医生对此表现出惊讶和难以置信之态时，哈罗德坚持说他可以。当医生想通过列举位置（“后卫？前锋？”）来澄清时，他打断了医生，重复道：“所有位置。”

在诊所里麦卡利斯特女士也并不总是被动屈从的。比如，医生到候诊室来喊他们的名字时，她招呼朗纳阔一起过来，但只是在招呼之后才想起来问医生能否让她侄子也一起跟着。麦卡利斯特女士还要求医生检查哈罗德的听力和体重。她并不满足于单纯地去信任医生，遂让朗纳阔到走廊那边去看看他们有没有给哈罗德量体重并回来向她汇报测量结果。

麦卡利斯特女士跟医生的互动，与威廉斯女士跟医生的互动有着重要的区别。哈罗德和他妈妈都没有亚历山大那么自在，亚历山大在家里就习惯了长篇大论的对话。和他们两个不同，亚历山大在回答问题和提出问题两方面都很轻松自如。哈罗德在家里习惯了听令行事，所以他回答了医生提出的问题，但自己却没有问任何问题。与威廉斯女士不同，麦卡利斯特女士既没有训练儿子在权威人士面前表现出自信，也没有帮儿子准备见到医生后要说什么。最后，这两家人对医生怀有的信任度也不同。由于信任度不同，加上他们透露给医生的信息在数量和质量上也有区别，就有可能给其中的一家带来不平等的受益；在当前这一历史时刻，专业人士确定的恰当的教子方法就包括培养孩子的果敢自信，被动服从则遭到唾弃，被认为是不恰当的。

本文书摘部分节选自《不平等的童年：阶级、种族与家庭生活》，较原文有删改，经出版社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