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穆中杰

近期，粮食安全问题持续引发关注。5月以来，联合国连续多次警告全球面临日常食物短缺的人数将创新高，印度尼西亚、印度、马来西亚等国家纷纷表现将限制粮食或食品出口。据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数据显示，目前已有23个国家实施了出口限制。

当前，我国已经解决了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工作底限要求已经牢牢守住，部分粮食出口国限制大米、面粉、土豆和部分食油出口，对我国粮食供求影响相对不大。

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的粮食产业也存在待解决的问题。一方面是，粮食加工行业产能过剩较为严重。资料显示，2018 年我国小麦粉加工业产能利用率为 50.81%，大米加工业产能利用率为 30.08%，食用植物油产能利用率为 54.36%。近两年，小麦、大米等主粮产能利用率虽有提高，但与国际上普遍认可的75%的衡量值还有较大距离。另一方面，粮食转化率还有待提高。根据《粮油加工业“十三五”发展规划》，我国大米和小麦粉的米糠等副产物综合利用率达到 50% 以上的要求，远远低于日本米糠综合利用率90%的水平。

具体来讲，我国在粮食安全领域仍存在如下矛盾亟需应对。首先，目前的自然资源数量和禀赋难以满足庞大粮食数量需求。我国拥有14.12亿的庞大人口，粮食刚需必然存在。然而，我国的现有耕地不仅基础地力相对较差，而且数量仅有20.25亿亩，占世界耕地总量的9%，人均耕地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每年粮食产量仅能满足当年国内65%的粮食需求。水资源总量仅占全球7%，人均水资源占有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4。不仅缺乏，水资源分布还极为不均衡，松花江区、辽河区、海河区、黄河区、淮河区、西北诸河区等粮食核心产区水资源仅占全国总量的21%，这些区域粮食产量却占全国总量的75%。

其次，粮食产能触及“天花板”直接威胁粮食供给。粮食收益较低等诸多因素致使地方政府抓粮和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有待提高，少数现代化农业生产与大多数小农户生产长期并存是一个客观存在，它们制约了粮食产能的进一步提高。而作为粮食安全出路的科技含量，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60%，远低于美国、德国、荷兰等发达国家的90%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

第三，品种及区域供需矛盾突出严重影响粮食供给。我国粮食供求的结构性问题一直存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我国粮食供求市场主要矛盾是数量上的供需矛盾，但同样存在粗粮、细粮、薯类、瓜类等供应品种结构上的差异。但因为当时温饱都成问题，这种结构性问题并未上升为结构性矛盾。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生活上实现了温饱有余，粮食供求市场的主要矛盾演变为面粉、大米等细粮能否满足供应，价格是否亲民。近年来，优质粮食品种、品质能否满足供应成为时代的主题。

可以说，与温饱型粮食安全阶段不同的是，粮食供求的结构性差异上升为主要矛盾，并且这种矛盾将动态性地贯穿小康型粮食安全阶段始终，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结构性矛盾。

此外，由于全国75%以上的粮食产量集中在13个粮食主产区，需要北粮南运，流通空间距离加大也导致了区域供需风险加大。

最后，粮食持续增产动力濒临枯竭，长远看影响粮食供给。如果从1978年改革开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实行起算，我国粮食生产已经持续了44年，黑土地地力减弱、耕地土壤板结等情况表明我们的耕地已经在“带病持续生产”，亟需实行轮作轮休或者培肥地力。我国目前几乎没有荒地可以开垦，这是史无前例的残酷现实，而现有小农户的粮食生产主要靠朴素的土地情结在进行，深层次的动力激励机制尚未形成。

在全球粮食紧张的情况下，我国粮食行业必然不能独善其身。为了应对国际局势变化，保证我国的粮食安全，首先要立足国内，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比如以数字化方式助力耕地“长牙齿”硬措施落实，通过种子革命实现粮食单产质的突破；提高粮食流通能力，借助先进物流方式，保证粮食“夕发朝至”；提高粮食储备能力，使储备布局合理化、管理科学化、监管数字化。这是保障全国人民粮食安全的根本。

其次，要通过立法等多种措施，筑牢粮食节约意识，把“无形良田”落到实处。此外，我们还应适应人民群众日益多元化的食物消费需求，树立大食物观，面向林、草、水等整个国土资源，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最后，在全球范围内有序建立粮食安全共同体，与别国协作，共同应对国际形势的不利变化。

（作者为河南工业大学粮食政策与法律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