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林子人

编辑 | 黄月

“飞子云与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

说到岳飞，他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绍兴十年（1140年），完颜宗弼毁盟攻宋，岳飞挥师北伐，在郾城、颍昌大败金军，进军临近开封的朱仙镇，却在宋军占据上风、气势如虹之时被高宗赵构以十二道金牌召回班师。绍兴十一年4月，张俊、韩世忠、岳飞三大将被调离军队，到临安枢密院供职。10月，岳飞遭秦桧、张俊等人诬陷入狱。秦桧在罗织岳飞罪名时发现了岳飞长子岳云与岳飞部属张宪交往过密，诬其煽动张宪兵变，逼迫朝廷将兵权还给岳飞。绍兴十一年12月（1142年1月），岳飞被赐死，岳云、张宪一同遇害。

作为最负盛名的中国历史人物之一，岳飞的事迹广为流传，从南宋至今，关于他的文艺作品、历史分析不计其数。在这种背景下，我们还能如何将这个故事讲出新意？倪湛舸的选择是在《莫须有》中“拉低机位”，从岳云、赵构、秦桧和岳雷的视角讲述了六个版本的“莫须有”故事。

《莫须有》的构思始于2008年，当时倪湛舸还在芝加哥大学神学院攻读宗教与文学专业博士，无意中在网上看到了一个怀旧贴，网友们在帖子里七嘴八舌地讨论起历史上那些白马银枪的英俊小将，其中之一就有岳云。这一讨论引起了倪湛舸的兴趣，在意识到岳云这个人物形象在说书和在历史研究中存在差异后，她决定打破说岳故事的“爽文”叙事，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在史料的框架内重新书写岳飞故事，追溯岳飞所处的那段历史的种种复杂性。

岳云是《莫须有》的第一主角，倪湛舸在小说前三章构筑了三个处于不同年龄和心智水平的岳云，一遍遍地在战场上出生入死，亦一遍遍地思忖官家与父亲之间究竟从何时起心生芥蒂，乃至反目。倪湛舸笔下的岳云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忠臣孝子，他在追随父亲的同时又无时无刻地不在质疑父亲的信念，反思“尽忠报国”的意义，在他看来，“生比死更残忍，而比毁灭更为无情的，是建造。为了建造他的国，官家，不，不只是官家，而是任何讲究成效的建造者，都可以贪得无厌地索取，理直气壮地毁灭，索取我们，毁灭我们。”倪湛舸表示，《莫须有》重新讲述岳飞故事的核心主旨，在于揭示帝制国家制度性的、不可避免的暴力，以及与这种暴力相对抗的普通人的情义。

倪湛舸目前任职于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宗教与文化系，长期观察网络小说及相关改编影视作品。在接受界面文化（ID: Booksandfun）专访时，她还谈及了热播剧《梦华录》背后的“宋朝热”、男频穿越文的局限性和我们对“女频文等于言情文”的刻板印象。在她看来，男频和女频都热衷书写“家国天下”，却只有女频能够深入探讨作为“家国天下”根基的“个人情感”。社会与政治构建的根基都是“身”，而“情”是身和身之间的关系与互动。某种程度上来说，女频文在揭示社会现实、重构社会关系互动方面比男频文更能为我们带来全新的、有价值的思考。

01 岳飞故事的流行不仅受民间推动，还有现代民族-国家的介入

界面文化：据说《莫须有》的创作从2008年就开始了，你为什么想重写岳飞故事呢？在当下，重新书写和阅读岳飞故事的意义是什么？

倪湛舸：我小时候喜欢听说书，比方说《隋唐演义》《薛刚反唐》，还有杨家将和岳家将的故事。写《莫须有》的缘起是网上的一个怀旧贴，大家讨论岳云这个人物形象在说书中和在历史研究中有多么的不同——在说书的版本里，岳云“白马银袍，使双锤”的人物形象逐渐固定下来，但在史书中的记载他使用的兵器是锥枪。我希望根据现有的历史研究成果，在民间传说的框架之外重述岳家将的故事，于是就读了相关的专著和论文集。除了邓之诚、王曾瑜、刘子健等人的研究，我还特意关注了女真和金国的研究——这是我觉得以往的说岳故事缺席的视角，我想做的尝试是告诉读者，身为敌国的金国不是铁板一块，金国内部的权力斗争非常严酷，讨论宋与金的内政都需要考虑宋金互动这个“国际关系”的框架。

宋金战争是历史上的重大创伤之一，太平盛世在历史上都是昙花一现的，所谓的乱世才是生存的常态。靖康之耻前的汴京繁华如斯，但在外敌入侵下，说没有就没有了。这也是岳飞故事会被反反复复讲述的原因之一吧，危机不会消解，危机所引发的众生百态就是我们的现实生活。

界面文化：《莫须有》每一章开头都引用了钱彩《说岳全传》的片段。岳飞实际上是中国最负盛名的历史人物之一，关于他的文艺作品、历史分析不计其数。根据你的观察，岳飞这一人物从南宋至今在公共叙事中出现过怎样的变化？

倪湛舸：成书于乾隆年间的《说岳全传》是桥段集大成者，把从南宋中后期就已经出现的说书故事、元杂剧、明清小说和传奇汇集起来，并且统一在因果报应的神话体系里。如果是更注重史料的作品，则有明代熊大木的《大宋中兴通俗演义》。所以，关于岳飞的故事有以《说岳》为代表的大众娱乐和以《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为代表的史料罗列两条路线。

由于《说岳全传》所处的时代背景——清代的统治者是女真人的后代——这部小说其实淡化了“民族对抗”的主题。金国的将领兀术被描写成汉族文明的仰慕者，而岳飞的“忠君”形象得到了强化，这和清朝的政治环境是有关的，因为清朝的统治者推崇的就是能够超越民族矛盾的“忠”。

到了20世纪上半叶的民国，岳飞的“忠君”变成了“爱国”和“抗击侵略者”，因为抗日战争爆发了，岳飞作为抗击外敌的形象在当时的政治宣传中被强调，这一脉络在共和国时期得以继承。2021年的电影《我和我的父辈》里，与日军遭遇的八路军将领马仁兴和他的儿子马乘风就自比岳飞岳云，我不清楚这是否是编剧的虚构，但这是符合当年的语境的。

值得补充的是，清代的女性弹词小说——这可以说是当今网络女频文的前身——也出现了重写岳飞故事的文本，就是周颖芳的《精忠传》。弹词小说在闺秀之间流传，可见几百年前的女性不光梦想着女扮男装考状元做宰相，也有驰骋疆场的野心。当然，周颖芳的弹词小说对家庭空间多有描写，对《说岳全传》做了有趣的补充。

界面文化：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刘子健在《中国转向内在》中提出，对于南宋的知识分子而言，岳飞虽然值得尊敬，但因为他是一名缺乏知识涵养的武将，他们不会认同他。和岳飞相比，被秦桧陷害的主战派宰相赵鼎才是他们认同的榜样（赵鼎与李纲、胡铨、李光并称为“南宋四名臣”）。如今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人人都知道岳飞，却并不一定知道赵鼎。中国的知识精英和普通大众对于“谁值得被铭记”是不是有着不同的标准？

倪湛舸：不同阶层的人对历史人物各有亲疏。南宋的士人阶层并不都认同岳飞，但也不是没有，而普通百姓肯定会觉得他有天然的吸引力。出身底层的岳飞在南宋政坛上代表的就是北方失地民众，他的地位的确没有传说中那么重要，但他对这些被损害被放弃的人有很强的号召力。从历史进程来看，从宋至今存在着平民社会的崛起，岳飞的平民英雄形象的流行与普通民众的话语权越来越强有关。

另外，岳飞故事的深入人心还有现代国家力量的介入，它和刚才说到的抗战和民族-国家的推进很有关系。还需要提到的是，儒家的忠义是种超越性的存在，不能简单地用民族和阶层差异去消解它，而且，你看男人和女人都在讨论什么是忠义，说明也并不完全是套男权话语，有解构和重建的可能性。

界面文化：荷兰汉学家田海在《关羽：由凡入神的历史与想象》中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观点。关羽作为一种国家信仰和作为一种民间/地方信仰，两者的侧重点有微妙的不同：前者更强调关羽对皇权的忠诚，后者则含有更强烈的铲奸除恶的面向。不知道在关于岳飞的民间传说或神话故事中，是否也存在类似的情形？

倪湛舸：杜赞奇（注：杜克大学东亚研究系杰出教授）在《全球现代性的危机》中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中国宗教存在一个双层结构，一方面有一个中央集权/皇权层面的制度化宗教，比如关羽信仰被吸收到国家层面的祭祀体系内；另一方面还存在弥散在日常生活中的民间宗教。民间宗教和国家制度宗教有很深的纠葛，民间宗教借用了帝制的隐喻来创造自己（地狱和天宫的模型与蓝图其实都来自帝制国家），但另一方面民间宗教也有它独立的、暴力的、混乱的一面，民间宗教与国家宗教的宇宙观不是重合的，两者之间有冲突。

田海的关羽分析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种张力，关羽在人民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和国家想要的那套价值话语不完全重合。如果我们去看《三国演义》的演变史，甚至能看到更极端的例子：最早的刘关张被刻画成三个杀人越货的流氓，这是因为通俗小说最早的受众是流民和暴民。中国宗教的复杂格局在关羽的故事里特别明显，但在岳飞的故事里相对而言没有那么明显，因为岳飞作为历史人物的传奇化年代还不够久。岳飞之所以在我们当代看起来那么重要，真的和民族国家的推波助澜是密不可分的。

界面文化：对于那些蒙冤的忠臣名将，你相信“历史能给出公允的评价”吗？

倪湛舸：早在孝宗的年代，岳飞就已经被平反了，当时高宗虽然已经退位，但平反应该是由他默认的——小说里赵构卷的开头就是这个场景。冤狱和平反都服务于特定的政治目的，由宋金之间战与和的形势所决定。但岳飞明明没有反，你一定要说他反，这就是冤案，不管有多么“正当”的政治议程，超越性的天理公义还是存在的。所以我们就要看历史到底属于谁，是所谓当权者的历史、服务于特定政治目的的历史，还是超越性的历史、看见并抚慰被伤害者的历史？

02 《莫须有》的核心主旨，是“天地不仁，匹夫有情”

界面文化：《莫须有》从岳云、岳雷、宋高宗和秦桧的角度再现了岳飞因“莫须有”罪名含冤而死的故事。前三章都是从岳云的角度写的，为什么你规避了岳飞本人的视角？

倪湛舸：岳云可能是最接近岳飞的人，同时也是个在史料中被提起却缺乏具体形象的人，通过岳云写岳飞是我的策略，跳出岳家视角写赵构和秦桧更是比较刁钻的角度，《莫须有》毕竟是小说，需要一些文学层面的尝试。

小说前半部分的三卷岳云自述有个层层递进的关系。第一篇故事有意识地与《说岳全传》做了互动，故事中出现的智浃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在我的故事中，他以说书先生的身份出现，隐射了从南宋中后期到钱彩直到现在包括我在内的所有岳飞故事的讲述者，这个故事的功能是讨论历史书写的虚构性。第二篇故事里，岳云开始愤世嫉俗，开始质疑何谓“忠君报国”。第三篇故事的文风相对西化，以接近意识流的内心活动为主，可以看到岳云对局势的分析和权势游戏的不屑。

我的小说并没有为赵构和秦桧这对昏君和奸臣翻案，但他们的视角至关重要，看到赵构作为统治者的成长过程和秦桧的“工具理性”形象，我们会对悲剧的“不可抗拒”有更深的理解。以岳雷为叙述者的最后一章打破了《说岳全传》的设定，挂帅扫北的爽文被在流放中早逝的现实所取代，与岳云视角相比，岳雷视角把机位进一步拉低，拉到我们这些无可奈何的普通人中间。

界面文化：为什么你说《莫须有》的故事是反现实主义的？

倪湛舸：这三个版本的岳云也可以理解为三个年龄阶段中的、被赋予了同一个名字的三个人，这是这部小说的“反现实主义”——它表面上看起来非常现实，但我想表现一种激进的复杂性，即同一个历史人物如果从不同的视角去理解可以展现出不同的人格。

界面文化：小说中对儒家五伦的呈现有很多有意思的地方，比如岳飞与岳云之间的微妙复杂的关系、长期生活在父兄阴影之下却不得不得在父兄死后扛起家族重担的岳雷的身份认同、作为两种具有代表性的臣子岳飞和秦桧在“如何事君”的立场对比等等。在构思小说时你对这一方面有何思考？

倪湛舸：我想写出复杂而又理想化的父子关系。既不是儒家正统的父慈子孝，也不是简单的反叛父权。整个小说致力于重塑岳飞的英雄形象，他不是被各种意识形态所固定化的英雄，而是日常生活中有情有义的匹夫。他对岳云有保护的冲动，也有对其才能的尊重，他有纠结，也在不断调整。他也能以己度人，因为岳云岳雷受过战乱的苦，他对北方的民众才有切身的体贴，这里的“私情”可以解释他坚持北伐的政治立场。

在我的理解中，岳飞是一个舍身取义的人，他对道义有很强的认同感；岳云是一个提问者，他对父亲做的事情不理解且不以为然。他们之间除了父子感情之外也有理念层面的张力，小说的主线情节就是这两个方向的力如何融合到一起。有质疑，才有真信念；有坚持，虚无才不会吞噬一切，这对父子是相互救赎的。

秦桧的故事其实五伦俱全，而且既有宋国人也有金国人。这个故事的作用是让读者看到五伦运作的力量有多强大——收兵权、造冤狱，是很多个齿轮一起转动，最后不可避免走到那一步的结果。在我的设想里，秦桧是工具理性的化身，收兵权、杀岳飞的意愿来自赵构，但是由秦桧负责执行的。在这个执行的过程中，秦桧一方面被五伦的力量推动而身不由己，另一方面也在借力完成这些事。至于赵构，他之所以做出收兵权的选择，和他自己的经历也有关系。他不可能信任金国人，也忌惮手下的武将，他不想被两头架空，所以要在两者之间寻求平衡点，做出那个制造冤狱的政治决定。

界面文化：在读《莫须有》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帝制时期人与制度的互动”（赵冬梅语）或“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理”（谢天佑语）之类的问题。我们可以将之理解为《莫须有》的核心主旨么？

倪湛舸：对，主旨的一个侧面就是揭示这种制度层面的，不可避免的暴力。与其说把矛盾解释成忠奸对立，我更想揭示帝制国家的伦理-政治结构和它所行使的结构性暴力。主旨的另一个层面就是让我们看到与这种暴力相对抗的超越性力量，情也好义也好忠孝也好，这些都不是空话，而是具体的人生。

03 网络小说正在改变文学的模式

界面文化：你是一位研究当代网络文学的学者。为什么网络文学值得严肃讨论？

倪湛舸：如今中国网络文学用户已达到5亿，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如此大规模的大众读写运动。

网络文学的“经典化”和印刷文化时期很不一样，它甚至有可能消解“经典”的概念。网络文学的评价方式很大程度上和数据化是重合的，这是一套全新的游戏：数据好未必等于语言、人物、情节好，很多时候数据取决于作者的加更频率或是读者的热情程度。网络小说和严肃文学是两种生物，各有各的美和局限，《莫须有》应该还是属于后者。

网络小说正在改变文学的模式。以往我们阅读文学作品特别关注语言，但网络小说则是除了语言什么都有，它的着力点都在观念和欲望层面，会做很多有趣的实验。网络小说着意于世界构建，而且消化新科技知识的能力特别强。我现在在研究修真小说，里面关于炼丹等中国传统方术的描述非常有知识性，而且还会勾连到量子力学、生物工程等最新科技，这时候你就会觉得网文作者的脑洞很大，想法很有启发。网文作者也会思考我们的社会关系出现了怎样的变化，我们的政治结构能怎样重新建立之类的问题，这种对整体性的、变动中的现实的把握，是传统的严肃文学所欠缺的。

界面文化：之前我们采访宋史专家赵冬梅时，她分享了一个发现，穿越文的风潮已经从汉唐转向了宋。一部很有影响力的小说是《绍宋》，主角是一位穿越成南宋第一代皇帝的工科生。在网络文学乃至当今的公共想象中，宋朝可能是一个特别容易展开“如果那样就好了”式历史想象的时期，而且这种想象很大程度上是和民族主义有勾连的。不知道你对此有怎样的观察？“穿越回宋代”反映了当代中国人怎样的欲望与焦虑？

倪湛舸：我写这部小说时，想着不要走的路线就是《说岳》和《绍宋》（笑）。我对男频穿越文一直持批评态度，它最后要完成的还是成王败寇的逻辑，是齐泽克说的意识形态幻想（ideological fantasy）,功能是掩饰社会矛盾和主流话语的无根基性。

宋朝那么引人遐想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它是一个黄金时代，物质文化繁荣，市民社会兴起，与现在的消费社会非常接近。现在吹捧宋朝，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合理化当下消费文化的商业策略。我现在在追《梦华录》，这部剧的每一集最后有一个小剧场，介绍宋朝日常生活中精致的物品、流行的习俗，能看出来这是利用当下对宋朝的公众幻想，弘扬消费主义话语。

但另一方面北宋到南宋的交替又是巨大的历史创伤，与之类似的还有明清之际、19世纪中到20世纪中。宋朝既是黄金时代，又是历史创伤，用精神分析的理论来看，这就需要公众幻想来弥补伤痕的同时也追溯辉煌，所以《绍宋》那样的穿越小说，还有像《梦华录》《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这样的电视剧，是关于宋的公共幻想的一体两面。而我的小说两头都不靠，在没头没脑地孤军奋战。

界面文化：一个整体的（刻板）印象是“男频文”特别容易出现“家国天下”一类的宏大叙事，“女频文”则更多聚焦于个人情感。而今，网络文学是一个性别研究的富矿，它被认为是女性性别意识的某种风向标。你对此怎么看呢？

倪湛舸：女频和言情确实经常被画等号，但言情小说是特别复杂的。很多言情小说对浪漫爱已经没有什么幻想了——不是到了最后一步才幻灭的，而是起点就这样。我认为所谓的言情小说其实是女性视角的世情小说，而仍然在狭义“言情”的那些小说，经常跳出既有的性别规范。我在研究耽美和百合小说时发现，它们反而保留了更多对浪漫爱的想象——女性不满足异性恋模式，就把很多焦虑和向往投射到幻想中的人物和关系身上。

界面文化：如果说女频文是从女性视角看社会现实，那么这个社会现实的核心是什么呢？

倪湛舸：社会再生产。很多人批评《甄嬛传》和《知否》搞宫斗、宅斗和雌竞，我以前也是这么想的，但现在觉得不完全是这样。《知否》其实描述的是女性如何管家，经营家族产业；那么多人认为《甄嬛传》中的后宫如职场，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职场的想象。这些所谓的言情小说，它们真的在言情吗？它们言的是浪漫爱吗？我认为它们真正的主旨是女性劳动，就是“搞事业”，这个事业不光是家庭空间之外的职业，家庭内部的社会再生产也非常重要。这是女频小说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研究之间的共鸣。

既然批评了男频穿越，那就接着说女性穿越小说的意义。我们以为女频穿越文就是“回到古代谈恋爱”，这需要再仔细分析。其实也有很多女频穿越小说描写的是女性运用掌握的知识获得她们在当代都没有的职业机会。表面上看起来现代比古代进步发达，但我们其实依然面对着同样的问题，同样的局限性。在现代，如果你不具备条件将知识转换成权力，那么你的幻想就只能换一个环境去实现，那就回到古代。哪怕是只专心谈恋爱的穿越小说也值得我们重视，大家嘲笑《步步惊心》那些电视剧目光短浅，对改变历史进程没有兴趣，但我们有没有想过，那些故事的意义在于提醒我们：为什么爱情可以如此轻易地被塞进清宫故事，流传下来的历史书写里到底有多少东西已经被抹杀被遗忘了？《莫须有》里多视角、低机位的尝试也想提出同样的问题：历史究竟属于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