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尹清露

编辑 | 黄月

《我生于美洲》

定义伊塔洛·卡尔维诺从来不是件容易的事，他热衷于打破各种文体之间的边界，写作风格也多变且极具实验性。除此以外，卡尔维诺信奉“隐去作者”的信条，他不爱谈论自己，这也让“谁是卡尔维诺”的问题变得愈加扑朔迷离。

在新近出版的《我生于美洲》一书中，这个问题或许可以得到相当程度的解答。本书收录了1951-1985年间卡尔维诺的101篇访谈，从个人的写作风格出发，一直谈论到对世界文学形势的分析，甚至是宇宙和人类的未来。庞大的访谈数量背后折射出的，是卡尔维诺那旋转棱镜一般的自我——可以被描述，但难以被框定。在这些采访中，最常出现的词是“怀疑”，卡尔维诺总是生活在自相矛盾之中。在1979年的某次采访里，他提到自己不仅不善言谈，对于写作也有同样的困难，他的思想总是彼此纠缠，必须把它们整理好，才可以经由特定的形式传达出来。

漫步于书中繁复的枝杈中，这种纠结也许会逐渐被一种自由而广博的感受所取代，毕竟，自由对卡尔维诺来说就意味着从另一个角度去观察世界，意味着拥有不被现实逻辑束缚的能力。

《幽默》

分析幽默是一件很难的事，因为引人发笑的事情总是难以琢磨、稍瞬即逝，就连本书作者、文化评论家特里·伊格尔顿都在书中开宗明义道出了读者的困惑：分析一则笑话是否就等于扼杀了其中的幽默？

然而，这本书并不是简单的笑话分析大全，而是以“幽默”为主题写就的专论。实际上，这并不是第一次有人做出这样的尝试，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就曾在《笑：论滑稽的意义》中做出过广泛的探讨，人类学者玛丽·道拉斯也论述过笑话对于日常秩序的颠覆和破坏功能。伊格尔顿以前人的理论为基础，拓展了这一问题的纵深，通过介绍笑的符号学以及幽默的历史，探讨了这一人类现象在政治解放方面承担的重要意义，保持了幽默应该具有的灵动姿态，而没有把它僵化为某一固定的结论。伊格尔顿认为，幽默的作用在于“重振主体性”，它可以让我们从逻辑、线性的艰苦工作中解脱出来，转而注意到生活中的审美价值。

《捏造：福冈“杀人教师”事件的真相》

正义也能够置人于死地吗？“译文纪实”系列的非虚构新作《捏造：福冈“杀人教师”事件的真相》就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2003年，日本福冈的某名小学教师以种族歧视为由，对班上一名有美国血统的学生进行了恶毒的霸凌，这引起了公众的愤怒，媒体甚至耸人听闻地称其为“史上最糟糕的教师杀人案件”，案件发生后，这位男教师惨遭停职，并被送上法庭。但是随着调查深入，这起案件却被证明是是学生父母的虚假指控，经过长达十年的风波，这名教师终于获得了迟来的清白。

为什么一个从未发生的故事能让大众深信不疑？为什么学校没有认真听取男教师的意见就实施处罚？此次案件不禁令人想起电影《狩猎》，或是韩剧《少年犯》中的“恶童”形象，以及那些不惜撒谎也要包庇孩子的父母。本书作者福田真澄认为，此次案件绝非个例，而是直接指向了现代教育领域面临的复杂问题。如果继续将儿童视为天真无邪、不会撒谎的人，以孩子作为挡箭牌提出不合理要求的家长只会越来越多，也会对本就处于弱势的教师群体造成更大的威胁。

《中亚行纪》

刘子超曾在《失落的卫星：深入中亚大陆的旅程》一书中提到，前苏联解体之后，中亚落入大国博弈的夹缝之中，就像是一颗迷失了方向的失落卫星。而在近期出版的《中亚行纪》中，挪威人类学者埃丽卡·法特兰深入了中亚的五个少有人涉足的国家——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试图探索后苏联时代的中亚现状。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精通俄语的法特兰在旅程中花了大量的时间和各路人士交谈，包括导游、出租车司机、年轻母亲和考古学家等。她还深入探索了前苏联的历史，以及历史对这几个新兴现代国家留下的影响，比如专制主义直接导致了土库曼斯坦第一位独裁者的出现，而在哈萨克斯坦巨大而荒凉的塞米巴拉金斯克基地，至今还残留着核弹爆炸试验的遗迹。在书中，法特兰尤其关注当地女性的艰难处境，这些地区往往盛行一夫多妻制，吉尔吉斯斯坦甚至仍然保留着“绑架新娘”的传统，当丈夫离开家去往俄罗斯工作，妻子则经常会遭到抛弃。在这片遵循着另一种时间节奏的神秘土地，当下的现实也总是显露出回忆的痕迹，正如《纽约时报》书评所说的那样，法特兰“获得了外人难以获得的访问权限，并带我们回到了遥远的过去时”。

《性差异的伦理学》

露西·伊利格瑞是法国当代女性主义学者，比起其他陆续被译介到国内的女性学者，她的理论思想并不被大众所熟知。《性差异的伦理学》是继《他者女人的窥镜》之后，伊利格瑞在简体中文世界出版的第二本专著，本书内容来自于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学的系列讲座。

伊利格瑞认为，男性发明了普遍认知中“大写的人”，并由此生发出人道主义、主体科学等话语，而女性只能以此为基准被标记为他者。波伏娃的《第二性》最早意识到这一性别差异问题并给出了严肃回应，波伏娃给出的答案是：女人要像男人那样独立，两人需要齐头并进、同时努力。然而，这似乎又重新跌回到了主体科学的框架之中。伊利格瑞则希望在本体论层面，而不仅仅是认识论层面去言说性别差异，去颠覆“主体”的考古学现场，让女人的阴性存在得到说话的机会。在书中，伊利格瑞追踪并解构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及梅洛庞蒂等男性哲学家的经典文本，并尝试从女性身体的角度来重写哲学史。这种颠覆通过伊利格瑞提出的一则简单的问题便可以得到彰显：“难道一定要先知道妇产科知识才会生小孩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应得的权利》

在“厌女症”概念已经得到一定普及的当下，我们还能怎样谈论它？康奈尔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凯特·曼恩的《应得的权利》给出了一个绝佳的思路，这也是自《不只是厌女》一书问世以来，曼恩就性别道德问题撰写的第二本著作。

正如书的标题所示，曼恩提出了“应得的权利（entitlement）”这一概念，即一个男人往往认为自己理应得到对于性、家务劳动和社会地位的支配权，如果女性违背了他们的心意，不仅他本人会愤愤不平，还会激起其他男性的共鸣，造成“同情男性施害者”现象，从而进一步抢夺女性伸张权利的空间。

通过对种种案件现场的抽丝剥茧——从布雷特·卡瓦诺的性侵案听证会，到美国医疗业对黑人妇女的长期忽视——本书揭示出了重要的一点：厌女症应该被定义为一种对于女性的惩罚和管制，这种惩罚削弱了女性想要挑战男性主导地位的挑战，并最终起到维护父权制规范的作用。曼恩认为，这种定义非常重要，它有助于我们避免滥用“厌女者”一词，从而不至于失去它作为语言武器的冲击力和影响力。

《第九交响曲：贝多芬与1824年的世界》

《d小调第九交响曲》被普遍认为是贝多芬创作生涯的最高杰作，它表达着摆脱欧洲压迫、获取自由的渴求，并在后世成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标志，在许多重要的历史时刻，人们都会演奏它来表达对于兄弟情谊的崇高感受。

在本书中，历史学家和评论家哈维·萨克斯不仅用文字将聆听这首伟大乐曲的感受付诸笔端，还将其置于浪漫主义时代的滚滚红尘之中。在本书的第一部分，萨克斯详细介绍了《第九交响曲》在维也纳首演的盛况，随后将《第九》和其他重要艺术家在1824年前后创作的作品联系起来，令它们发生共振。比如，诗人拜伦在支持希腊反抗土耳其的斗争中写下《今天我读过了三十六年》，显示出从个人痛苦转向英雄主义又渐弱至个人痛苦的结构，这和《第九》从痛苦走向欢乐、不断螺旋上升的结构形成了鲜明区别，这一区别也映射着两名艺术家本人对于道德感，以及如何诠释自由的不同理解。以贝多芬及其作品为圆心，本书力图展现的其实是一整个时代的深邃与伟大。

《解读昆虫记：读懂法布尔的昆虫世界》

法布尔的《昆虫记》就像是童年的一个隐形注脚，许多人都曾在小学语文老师的督促下买过这套书放在家里，至于读过多少，则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书中描写各类昆虫的诗意语言，也似乎要在成年重又翻开书本之后，才能释放出它原有的魔力。

昆虫学者詹志鸿深知人们对这套书的困惑，尤其是对于孩子来说，在读过之后往往还是会疑惑于为什么要学习这些看似和自己无关的知识。詹志鸿指出，这并不怪孩子们，在法布尔逝世一个多世纪之后，生态环境也随着人类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些在以前常见的虫子也随着环境开发躲进了山里。于是，他编写了这本解读《昆虫记》的书，用青少年更容易理解的语言逐一介绍昆虫故事，并且把百年来昆虫生态的变迁也记录在案。通过这种方式，《昆虫记》中的故事或许就不会显得那样陌生，而是能够真正进入我们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