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 | 马条
采访、整理 | 李纯
我到北京22年了。来北京之前，我是一个石油工人，干过修井，干过测井工。在新疆克拉玛依的油田单位，你只要有工作，什么都不愁。比如说你结婚了，他会根据你年龄的大小，给你分配一套房子，年轻小就小一点，年纪大就大一点，只要拿结婚证就给你钥匙。
1991年，我刚好20岁。有一天晚上，没吃饭，喝白酒。从晚上八九点开始，喝到半夜三四点，喝醉了就睡着了，睡了几个小时，就疼得不行了。到了早晨天快亮的时候，实在疼得受不了去医院。医院一诊断，胃有一个针眼大小的孔，还没有完全但马上就要穿透。救护车就拉走了，拉到更大的医院然后直接管子一插。那次住了20天左右，出院的时候，签字就行了，不需要付一分钱。这不算事，我们那儿喝胃穿孔的人一大把。新疆那边，民风就那样。
后来我觉得这么下去不是个事，我这一辈子就完了，拿工资，干一个技术含量很低的一个工作。比如说测井工，3天就学会了，但我要干一辈子。
那时候我就喜欢音乐，我们有一个乐队叫穿山甲，加我5个人，我是这个乐队的主唱。我喜欢唱歌，但不会弹吉他。我觉得弹吉他太酷太帅了，得骗多少小姑娘，所以想学吉他。
1994年，我带了5000块钱来北京。好多朋友劝我，别去了。我说，我去吧。当时想，学会了我就回去单位。
到了北京，我就去王府井买了把吉他。买吉他的时候看到一个长头发的哥们，我跟他聊，我说，哥们你是玩摇滚的吧？他说，是啊。我说，那太好了，我是新疆人，我刚到北京。你们家那附近能租到房子吗？他说，有，我们家那附近有房子。我说，我在你们家附近租个房子，咱们一块玩音乐吧。我就背着吉他到他家附近，他帮我找了一间30多平的小平房，两间屋子带院子，一年的房租是2000块钱，我直接付了他一年的。我买一电炉子，小碗，小盆，每天煮点面，买一包花生。那哥们没事干，我们俩就喝酒，聊天，开始生活了。
我想我得学吉他，我报了一个班，借他的自行车，从姚家园骑到北二环的北太平庄，跟一个老师学吉他。学了一堂课，我发现他不好好教，学生太多，他给你比划比划就完了。我觉得不划算，自己在街上随便买了本教材练。结果一练我发现这东西很简单，就是数学题，不到半年我就弹得很好了。我当时特别生气，一堂课80块钱。
我每天练8个小时的吉他，太快乐了。虽然每天吃面条，但是你可不知道，当新的东西你去掌握去驾驭了以后，那种刺激是特别特别兴奋的。那时，我觉得自己太充实了，然后开始尝试写歌，用几个和弦，写点歌词，觉得可美了。现在听那些歌，特别烂，全是破流行歌，里边很多别人的痕迹。比如听齐秦听得比较多，包括唱腔都有点像齐秦的。
我到北京的第一份工作在安定门外。有一个叫韩尚楼的石锅烧烤，吃完饭以后，可以到一个钢琴走廊里面喝点酒，听听音乐。客人可以随便点歌，点首歌，我们就给他伴奏，他唱。
最早我弹吉他，后来那个钢琴手弹累了，说我教教你吧，我累的时候，你可以帮我一下。我说，好。我就会弹了。后来我总让他休息，总是我来弹伴奏。钢琴上有一只高脚杯是放小费的，一晚上，差一点挣五六百，好的时候一两千，一个月能挣一万多呢。在那里我干了一年多。
我挣了钱，晚上就到酒吧里把它喝掉。我的朋友在魏公村开了一家叫“栗正”的酒吧。晚上一两点，我下班，打一车就到那喝酒去了。玩高兴了，冲上去唱歌，然后下来接着喝酒。
我喜欢那个感觉，基本上天天醉，多飞，活到自己一个世界里面。我倒没想过今天我不要去喝醉了，我也从来没去规划。我是一个比较随性的状态，当下最重要，只要是快乐的就行，我不去想以后怎么样。你把当下的每一时每一刻过好了，那你这一生其实都是很快乐的。
1994年，黄燎原办了一场新民谣新歌试听会，是中国首届“不插电”流行音乐会，在北京展览馆。我写了一些歌，参加了演出。李延亮是某一个乐队的吉他手，我就认识李延亮了。我觉得他吉他弹得太棒了，他也觉得我的音乐不错，而且我们都住在鲍家街43号。他帮我录小样，带我去老狼家让老狼听，老狼一听，牛逼。那时老狼住在军博，和我隔一条马路，我和老狼认识了。那时校园民谣特别火，老狼挺红的，他介绍我去几家唱片公司，包括红星生产社，大地唱片，但是很不幸，他们都没看上我。
95、96年那会，舌头来北京。有一个朋友告诉我，这个新疆乐队特别棒，可以认识一下。然后跟他们认识，都是老乡，聊得特别好，没事在一块烂喝。吴吞那会还是这个样子，走到哪儿不爱说话，闷着的那种，你一说就点点头，也不知道是真对还是假对。
当时，北京有很多地下酒吧。一到周末，我到里边看演出，哇，太刺激了，都是顶级的乐队，那会儿的状态太好了。我看的最多的是舌头，现场太棒了。到现在我也认为，没有几支乐队能够超越舌头，他们的表演形式、节奏、设计、思想，超越这个时代太多了。比如说我超越个十年，那他们至少超越了一百年。
1995年的一个晚上，我睡觉起来，突然发现自己一下明白什么是摇滚了，摇滚是一种信仰。第二天我把之前写的所有烂歌，全撕碎全扔掉。觉得自己以前就是一个傻逼，一个土鳖，俗得他妈不行了。那天晚上什么也没发生，就是睡了一觉起来，突然发现自己是傻逼。
在这之前，我关心的是外边的人喜欢什么，忽视了自己的感觉。从那以后，早上起来，我问自己的灵魂两遍，你到底要什么。慢慢地，改掉了很多装逼的东西，变得真正的所谓的真诚吧。我开始写每一个作品都一定是我内心真实想表达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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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李延亮介绍我认识麦田的几个人，宋柯什么的。我给他们听小样，他们觉得还不错挺有意思的，给我很多鼓励。我把自己的歌整理整理，花了一年时间，录了六首歌，因为我自己花钱录的，没钱了，我想算了六首就六首吧，拿给唱片公司听一听。我就寄了麦田一份卡带。
过了几天，宋柯给我打电话，说我听你的东西了，你来公司吧。那时麦田在亚运村，我就去了。去了以后，老宋说，你的歌我听了，我觉得非常非常好。我这有一份合约，你看看，你要觉得合适，咱们就签吧。我说，我不懂这个。他说，那你把合约拿走，找个律师看一看，有什么你觉得需要改的，我们可以改可以商量。我说，好。哪有什么律师，我拿合同去找我一哥们。我那哥们根本没看合同，说，你傻逼，赶快签，多好。那时麦田有朴树，叶蓓，音乐总监是高晓松。当时给我的条件特别好，你只要签了，给10万块钱。那会儿，10万可是个钱。
当时老宋跟我讲，他有一个项目叫红蓝白，法国有个电影《蓝白红》三部曲，都是爱情电影特别浪漫的，老宋看完这个电影，想搞一个组合，红蓝白是朴树，叶培和尹吾。他觉得尹吾不太适合，我刚好是适合这个。就是我一张唱片，朴树一张唱片，叶蓓一张唱片，分别是红蓝白，是一个系列的。
签约以后，宋柯陪我把后面的5首歌全部录完，录完以后就准备出片了。但是这时候突然出了一件事，耽搁了一年多。直到2001年6月，我再去找宋柯。当时我穿了一拖鞋，大裤衩，去朝阳门的华纳总部。那会儿宋柯把公司给卖掉了，叫华纳麦田。我推门进去，老宋说，这样吧，你这个事，现在不好弄，我现在都在打工，你的唱片先等一等。然后给了我一笔钱叫我买身衣服去。好吧，那算了吧，我就走了。
到了2002年，唱片也不发，钱也花光了，女朋友也跟我分手了。她看我不行，没戏了。当时我们一块在通县那边买了套房子，首付一块付的，月供1500，连房贷都还不起。我想，算了，房子我也不要了，给女朋友吧。
2003年春天，我去了广州。我一个哥们在那边，也是搞音乐的。我在广州前前后后待了两年半，接散活，干一些户外秀。
在那儿我认识了一个女孩，大学生，挺好的，特别干净，跟我颠沛流离到处跑。我自己有原创音乐，便宜点的几千，一万的演出，也去接也去做，带着乐队坐着火车这种。去过新疆、云南、大连，好多地方。后来我回北京，我跟她讲，你来北京嘛，她不来，她离不开广州。没办法，分手了。
但是在广州我也没丢掉我的原创音乐，我告诉那帮人，我有好多歌，咱们排练排练，这些歌很有价值，但是没几个人听我的。我在广州也挺颓的，跟一帮人在一块喝酒，但是大多数时候我跟他们格格不入。在广州的那帮音乐人只想着怎么去挣钱，没有理想，我不一样，我只不过暂时换个地方，换个心情，换个环境，骨子里是热爱艺术热爱音乐的。他们看我觉得这人是一个疯子，想法非常不切实际，但我也无所谓，他们觉得我有病，我觉得他们有病。我经常跟他们在一块喝着喝着，摔门而去，我说你们就是一帮傻逼，走了。这没什么，他们就是傻逼，我只不过说了句实话而已。
2005年，我在广州录了一张唱片。录好了以后，我想广州我待不住了，广州的音乐氛围不好。它是以流行歌，粤语歌为主。整体的文化氛围一点都不先锋，很保守，我不喜欢。我告诉哥们，我回北京，你跟我一块回北京吧。他说，我不去那个地方，到了那个地方，人会饿死的。我说，那好吧。我买了张火车票，自己就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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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北京反正还是挺亲切的，但感觉满目疮痍。这个城市是个工地，天天都在盖，到处尘土飞扬的，跟刚打完仗一样。可能你离开很久了，你回来再看就跟废墟一样。这个城市盖了三十多年了，从我94年来就开始拆，到现在还在拆，还在盖。
狼哥知道我回来了。回来以后我找老狼，我给老狼听了一下那张唱片，老狼听了以后说，你还成了。我说，怎么了？他说，你看这歌多好。里边有《花》，有《封锁线》这些歌。他说，太牛逼了。我说，真的吗？
老狼是我的伯乐，他特别懂音乐。这个家伙其实是真正意义上的文艺中年，他不爱喝酒，不爱参加那些局，爱看书，听音乐，这是他最大的爱好。
有一天晚上老狼给我打电话，他说，马条，今天晚上万晓利发唱片，咱们一块去。我就认识卢中强了。老狼介绍我，说这是马条，你要把他签了，你就齐了。老卢当时签了苏阳和万晓利，老卢说，行，那你明天到公司来吧，我听听你的歌。
第二天到公司，我给他一个CD，他听了半首没听完，啪关了，咱们签约吧。我说什么？他说，咱们签吧。我说，我得把太合麦田的约先解掉，我的约还在宋柯那呢。因为后来老宋给我打电话，说我们现在叫太合麦田了，不叫华纳麦田了，你回来吧，给你发唱片。回来了以后，还是不发唱片，按兵不动。那会是2004、2005年，李宇春最火了，他说李宇春赚钱，又做李宇春。
我跟老宋说了。老宋说，那好，不好意思，这么多年，把你也耽误了，赶快跟别人合作吧。2007年，我和卢中强签约。签了十三月以后，演出就多了，演出多了以后，乐迷慢慢就多了。有人开始听我的歌，比如《封锁线》。做民谣，卢中强是第一个，他是一个拓荒者。“民谣在路上”演出，我们是一帮音乐民工，挑着乐器，坐着火车，除了西藏，新疆，剩下的地方都去过了。一周演两次，一年五十多场这么演，很辛苦但是很快乐。有一次在西安一个音乐厅，老狼压轴，唱《恋恋风尘》，万晓利冲上去跟他一块跳舞，俩人抱在一块。我在台下看，当时也有点热泪盈眶的感觉。
卢中强是一个有理想的文艺型老板，有情怀，也爱喝酒。我，万晓利，苏阳，那个时候在一块状态差不多，现在都有一些变化了。万晓利现在就是一个快成仙的状态。苏阳是摸爬滚打这么多年，总算是对自己人生有些规划，变得更理性一些，而我可能因为家庭这些，我是这三个里边可能最世俗的一个。
2012年，就是跟一个姑娘待着还可以吧，顺其自然，结婚了。她是中央美院的老师，教设计。2013年，小孩出生。做父亲对我改变太大了，以前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现在不行，觉得一定要给孩子创造特别好的氛围，一定要给他留些什么。性格也软得一塌糊涂，见到小猫小狗都怜爱得不行，见不得任何虐待动物或者对小孩、老人不尊敬。音乐上也是，变软了。
2014年，我参加中国好歌曲。导演找过我好几次，我犹犹豫豫的。我怕去了以后，以前喜欢我的那些人觉得我怎么样怎么样的。说白了，这个圈子挺抵触上电视这种。在他们看来，只要你上了，就是投降妥协了。所以我特别犹豫。
后来我儿子出生了。我脑袋一下就变了，我要给他留下一些什么，哪怕是种纪念，我想干嘛顾虑那么多呢？孩子我都敢生，有什么不敢做的。
我们这种人是拎着皮箱想跑的。有两次冲动，都到那了，拎着箱子准备走。我有一个朋友叫王凡瑞，他也参加这个节目，他劝我不要走，我就留下了。参加节目之前，我说，导演，如果这些导师都没有转身，千万不要播，不要有任何宣传。导演说，如果你没被转身，我一定不会播。
去了以后，没想到挺幸运的，反响挺好的。在那里，我认识了好多新生代的音乐人，非常棒。参加完这个节目，反倒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我觉得好的秀是能够锻炼自己的，再找我我一定去的。为什么不去呢？给你一个机会，让你锻炼锻炼自己，你干嘛要拒绝呢？
1994年，我到北京，想好好做自己的音乐，有一天站在舞台上尽情地把它释放出来。一年后，我就彻底断了回家的念头，我想，来北京来得太对了。虽然很苦，我学到了新的东西，对我的刺激很大，我的整个思想、灵魂都在燃烧。
我想我60岁的时候，一定会火遍天下的，不着急。60岁，我老老的，穿个花衬衣，见了小姑娘，飞个媚眼，多牛逼。一张口是那种很低沉的，特别范。这是我喜欢的一个目标，所以在走的过程中，无论多么艰难和辛苦，对我来说都是快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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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图片都由采访对象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