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旧已经成为一种音乐消费的类型。无论是视频号上的崔健、周杰伦演唱会，还是抖音上的孙燕姿直播，张蔷加入《浪姐3》则是将人们带入曾经迪斯科的“彭恰恰”节奏。

5月，曾被称为“迪斯科女王”的张蔷，以她标识性的爆炸卷发出现在了第三季《乘风破浪的姐姐》舞台上，连同那英都感叹“小时候听着你的歌长大”。在当下怀旧的集体情绪中，她所代表的迪斯科的黄金年代彷佛昨日重现，为人们贡献了最为经典和古早的回忆。

作为中国电子音乐的启蒙，迪斯科曾经在1990年代左右风靡一时，与之相伴的是跳舞蹦迪这一娱乐形式及其衍生消费，逐渐进入大众生活。随着近三十年来的发展，迪斯科也经历了从地下到主流，从被淡忘到复古潮之后找到特定偏好消费者和消费场所的过程。

 

• 迪斯科的黄金年代

1980年代初，西方世界的新鲜事物一时间涌入了中国，彼时的潮流年轻人与全球同步共享着一套流行语法，其中就包含正在全球范围流行的迪斯科。在此之前，中国依然是去性和去性别化的时代，迪斯科的出现解放了身体规范，没有标准动作束缚、4/4拍“动次打次”的简单节奏，也使得跳舞的门槛降低。

一时间，承载人们伴随着迪斯科音乐跳舞的的商业性舞厅也接连出现，并成为都市年轻人的一种重要娱乐方式。1980年由公安部和文化部联合发布的一份通知显示，当时全国多个城市不断出现以营利为目的的营业性舞会，在公园、广场等公共场所更是有达到上万人规模的跳舞活动。

和其他新生事物一样，迪斯科的流行也惹出了一些争议。实际上，这份通知是一份“禁舞令”，迪斯科在当时被称为扭屁股舞，“是一种堕落的资产阶级舞蹈”。迪斯科的概念不仅被官方误解，大众共享着相同而有限的文化资讯和资源，也曾一度混淆迪斯科的界限。

“迪斯科最早进入大陆的时候，并不是纯正的电子舞曲，而是一种类似于摇滚、流行、city pop等不同范畴的音乐杂糅体”，电子音乐乐评人电板鸭介绍道。但无论如何，对当时的年轻人而言，能摇摆舞动起来的就是好音乐。

遭到官方封禁的同时，一些新的电子媒介进入中国人的生活并影响着流行文化的走向。越来越多人通过录音机和磁带、电台继续享受着全新的娱乐内容。《北京日报》曾报道，对于大多数普通家庭而言，一台100多元的收音机需要花上两三个月的工资，一盘磁带则需要4、5元。但这并没有阻挡当时中国人拥抱娱乐生活的热情。1979年成立的太平洋影音公司，仅一年就赚了800万。1984年，张国荣的一曲《monica》风靡香港，很快这种迪斯科舞曲也开始通过无线电在大陆流行开来。

在那之前，张蔷就已通过录音机收听到了迈克尔.杰克逊的《Billie Jean》，她曾形容“前奏一起来就想脱毛衣跟着跳舞”，并自此开启了对于节奏型音乐的审美和追逐。对于经历过八九十年代的人来说，张蔷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她代表了迪斯科甚至是内地流行音乐的一段辉煌。

张蔷独特的嗓音被云南音像看中，1985年正式为她推出第一张专辑《东京之夜》，公司支付了她1400元，而当时她母亲一个月工资才只有60元。《东京之夜》起初只制作了60万张专辑盒带，结果迅速卖到脱销，最终销量250万盒。而张蔷以翻唱为主的音乐生涯正式开始，凭借其音乐审美她所选择的翻唱歌曲往往也会受到大众的追捧。之后的两年里，张蔷发行了十六张专辑，累计销量超过两千万。1986年，十八岁的张蔷登上了美国的《时代》周刊，按销量评张蔷为全球最受欢迎女歌手第三位。

彼时，舞会也早已深入大众日常生活，成为主流的娱乐方式。而舞厅里播放的歌曲除了港台流行乐之外，有不少有张蔷的翻唱。《千言万语口难开》就是当时的舞厅金曲之一，据张蔷所说，这首歌并非翻自香港歌手凤飞飞的《爱你在心口难开》，而是她听了英文原曲《More than I can say》后填词翻唱的。

那时候华语乐坛相对海外市场还很匮乏，版权体系也未建立，很多时候借由国外的先进生产力就能制造出传唱度极高的金曲。其中不乏一些“本土化”十分成功的案例。广州诗人黄蒲生将Modern Talking歌中的路易兄弟，转换为在中国城市与县城大街小巷的“路灯下的小女孩”，其迷惘而励志的形象甚至超过了原版。包括那首后来火遍全国的《冬天里的一把火》，也是先由台湾歌手高凌风翻自欧洲舞曲组合The Nolans的《Sexy Music》，再有费翔在1987年带上春晚舞台的。

而无论来源何处，这种节奏轻快的音乐类型深受年轻人喜爱，那个时期上映的电影中也时常有人们跳交谊舞与迪斯科舞的场景。贾樟柯年轻时也热爱迪斯科，被称为“夜店小王子”，后来他又在执导的电影中一次次重现跳舞场景。

1987年，官方发布《关于改进舞会管理问题的通知》，认可了社会办舞会的合法性。而这一年张蔷发行了一张名为《潇洒地走》的新专辑作为告别，她觉得“当时自己能够翻唱的曲目都已经翻唱的差不多了，而原创的歌曲大多数都不是那么好听”，决定告别歌坛，出国看看。

到了1990年代，商业进一步参与了大众娱乐生活，大中城市里出现越来越多的迪斯科舞厅，引导着文化消费。仅在上海，商业性舞场的数目从1985年的52家增加到1990年的310家，1994年的1022家，1996年的1336家。其中1992年开在上海市中心一家名为“JJ”的大型迪斯科舞厅十分受欢迎，票价很贵，每天仍然吸引了一千到两千名顾客。两年后，北京JJ迪斯科广场、莱特曼迪斯科广场、NASA迪斯科中心，这三个纯以跳迪斯科为经营项目的娱乐场所成为了首都年轻人的新去处。

 

• 流行文化的回潮

就在张蔷宣布远走澳大利亚的同时，崔健开始带领摇滚乐成为新的流行风向标。张蔷曾在回国准备复出时听过《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她预先意识到，“崔健挡不住了，崔健的时代来临了”。之后摇滚乐确实开启了它的黄金十年。另一边，港台流行音乐也凭借其成熟的唱片企划体系，向内地输送来大量的原创金曲，并打造了“四大天王”、小虎队等一众歌星，张蔷已不再是年轻人的心头好。

当迪斯科不再是主流音乐形式，舞厅作为一种老式的娱乐场所也逐渐被代替。在房地产业大规模启动的21世纪初期，ktv和夜总会成为了新的娱乐消费空间。同一时期，以迪斯科为养分逐渐发展出的techno、house等电子音乐细分类型，分化出了更垂直小众的电子音乐俱乐部，以地下的形式延续着。

一如八十年代，风靡一时的迪斯科是一种潮流的地下文化，并未被主流所认可，如今在club跳舞的年轻人也依然属于小众群体。然而，曾经不被主流所接受的张蔷如今已经成为了追忆八十年代和迪斯科的一种符号，站在最具流量的综艺上。地上与地下，当下与曾经形成了某种呼应。

作为电子音乐和派对文化发展都非常超前的城市，成都年轻人跳舞的热情并不亚于上海、北京。不同的俱乐部都有各自代表性的风格类型，身处其中的人也代表了不同的生活方式。比如.TAG是比较纯正的techno俱乐部，2014年3月开业，与.TAG同期主导成都地下电音场景的，还有魔方大厦内的NASA、Here We Go。Nox是比较受欢迎的黑怕俱乐部，方糖和Axis相对综合，根据不同的活动主题划分音乐类型。圈子内DJ之间有一种隐形的晋升机制，都需要获得一定认可后才能登场这类老牌俱乐部。

但这类地下俱乐部的受众毕竟还是少数，即使是日常运营都要花费不少心思。平时门票50-80元一张，即使有豪华阵容，门票客单价也不过百元左右。曾经一度，.TAG承接着大量海外DJ艺人，最多的时候一个周有四个国际DJ出场，这也是一笔不菲的成本。现如今受到疫情影响，线下场景的经营更是如履薄冰，一旦碰上长时间的封控，很有可能就因为无法承担房租而停业。

也有一些老牌俱乐部因为其他原因最后消失在了市场上。北京灯笼俱乐部是一家主打Techno风格的电子音乐俱乐部，2009年底在三里屯的3.3大厦开业，又在2010年搬到了工体西路。这家俱乐部承载着一代音乐人的生活，一直推动着北京和国内Techno的发展。但随着工体迎来三年重建，灯笼等一批开在工体的club也在2020年集体撤离。值得庆幸的是，今年6月7日，老牌techno club DDC正式回归，和去年十月重新营业的DADA一样，在日坛附近选址。

等到张蔷再度出现在大众视野，已经是2008年。那一年，张蔷首次出现在了央视这个主流媒体上，拍摄了迎接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专题纪录片《现象1980》，当时的编导陈晓卿为她安排了独立的一章，称作《风起张蔷》。同年，出道24年的张蔷在北展剧场举办了第一场个人演唱会。虽然观众席饱满，但更多是以怀旧的标签吸引曾经的那些乐迷，彼时的张蔷还未有与当下对话的能力。

《吐槽大会3》上曾有一个段子，形容张蔷就像一种神秘的天文现象，每隔十五年降临一次娱乐圈。事实上复出五年之后，张蔷签约摩登天空，在发行专辑《别再问我什么是迪斯科》后又重获了一批年轻乐迷。摩登天空的老板沈黎晖曾是张蔷在八十年代众多的拥趸之一，他曾说“张蔷是我偶像，我应该为我偶像做点什么”，旗下的新裤子乐队担当张蔷的制作人。

新裤子曾在2006年发行过一张充满迪斯科元素的专辑《龙虎人丹》，其中收录了庞宽在九十年代写的《Bye Bye Disco》。为张蔷制作专辑时，这首歌又重新被张蔷翻唱并收录在《别再问我什么是迪斯科》中。

乐评人张晓舟称这张唱片是“中国流行音乐史的一个经典企划”，“一次成功的复古式营销”和“启蒙时代文化的一次有趣的回潮（retro）”。而所谓回潮，是通过对旧时代亚文化和流行文化的回收利用，再造新的潮流。他还提到，这张以怀旧为题材的专辑，与其说是张蔷在追忆八十年代，更像是新世纪的年轻人对八十年代的想像。

作为一位翻唱歌手，张蔷往往选择的是好听的音乐，并非局限于迪斯科曲风。另外，早期的迪斯科演出是乐队配置，并没有太多的合成器元素，键盘的占比也不大。直到后来，以迪斯科为养分逐渐发展出了不同的电子音乐细分类型，迪斯科才逐渐和电子舞曲画上等号。张蔷曾在接受采访时说过，“其实迪斯科是80年代的说法，迪斯科就是一个老爷爷，有子子孙孙，像电音啊全是迪斯科根基，迪斯科一直没有离开。”

专辑中《别再问我什么是八十年代》的歌词所提到的一些意象与张蔷的真实生活关联并不大，但这并不妨碍张蔷在那之后，以“八十年代迪斯科女皇”的身份重新吸引了大众的关注，同时形成了一股复古风潮。

 

• 电音节、互联网和综艺

文化现象直接影响的就是人们的消费行为。同时，当迪斯科被纳入电子音乐范畴之后，整个电音市场的发展同样值得关注。

不同于圈层化的club文化，电音节的场景能够承载更广泛的内容和成规模的消费者，人群的基数使得消费总量有所保障，极强的现场氛围也能够制造客单价更高的情绪消费。2016年，全国共举办了34场电音节，一年后又增加了近20场，到了2018年，市场上已知举办的电子音乐节更是超过了150场。资本市场曾看好电音节的潜力，在2016年前后有过多起千万级的投融资事件，很多大型电音节之后几年也陆续被引入国内。

麦爱文化2017年10月完成千万级人民币A+轮融资，亚洲星光娱乐则获得数千万元B轮投资。到了2018年，上海热波传媒还曾以主办方的身份，将全球三大电子音乐节之一的Electric Daisy Carnival(EDC)引入中国，并在当年举办了首场EDC雏菊电音嘉年华。

不同于国外发展成熟的电音节模式，国内电音节的票房收入远远不及赞助收入。像EDC上海，以及三亚ISY音乐节，接纳观众都在5万左右，与国外的Tomorrowland、EDC音乐节40万的观众量级有很大差距。热波传媒CEO何诗杰曾在采访中表示，品牌赞助大概占到收入四成，其他则是卡座酒水、以及票房收入，要是能保证票房收入在三成上下，音乐节就不会亏很多。

2018年的EDC音乐节，热波投入成本在几千万左右，其中艺人成本大概占据40%，而为了达到最佳视听效果，复刻国外现场艺术装置、娱乐设施、舞台搭建等费用则是更高的投入。沈黎晖也曾在公开场合表示过电子音乐节的竞争特别激烈，而海外DJ占据了主要的市场份额。

除了演出公司之外，一些互联网公司也凭借其优势开始布局电音业务，以音乐为触角链接更多消费者。2018年，腾讯音乐娱乐集团联合索尼音乐打造电音厂牌Liquid State，并与李宇春、谢霆锋、Alan Wlaker等达成了合作。

同一年，网易自创的电音品牌放刺FEVER宣布上线。放刺除了早期在网易云音乐上建立电音歌单、在B站上传教学视频以外，还在公众号上进行电音知识科普，自制电音文化纪录片。去年一月，放刺在上海开设了其品牌下的首家电音文化体验空间9号俱乐部（No.9），意欲打造电音生态的闭环。但由于受到疫情等方面的影响，NO.9在去年十月又更名为“NO.9云音乐派对现场”，由放刺与网易云音乐共同经营。

据IFPI数据，2019年电音在中国的受欢迎程度排名第8位。《2019中国电音市场洞察报告》显示，2021年全球电子音乐年产值预计将达89亿美元，中国电子音乐用户规模将达5.3亿人。然而，2020年爆发的疫情以及其持续的影响，对极度依赖线下消费的电音市场有很大打击。一个显著现象是，2020年之后国内大型电音节的数量锐减，更没有研究机构和相关报告将目光聚焦在电音市场了。

迪斯科和电子音乐相关的活动如今不再像八十年代时被判定为非法违禁，爱好者也可以在电音俱乐部、电音节等场景自由消费和穿梭，只不过，电音市场也并未能如此前所期许的那样真正爆发。或许电音还需要时间找它的位置和受众，如同张蔷十多年前复出时所经历的那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