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苏格兰启蒙哲学家亚当·斯密批判现代欧洲帝国扩张动机上的非理性和实际产生的恶果，希望遵照自然自由体系，建立起一个正义的帝国，从而实现文明的成长。这种致力寻求帝国和文明平衡的社会发展理论在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经历了重大转向，以密尔父子为代表的思想者，用一种认知能力差异导致文明和野蛮民族分殊的“哲学人类学”，打破了苏格兰启蒙哲学传统，“文明帝国”转向“帝国文明”，帝国凌驾于文明之上。作者认为，詹尼弗·皮茨的《转向帝国》揭示的这一大转型，对当今世界的政经冲突亦有所启示。

《从文明帝国到帝国文明》

文 | 康子兴（《读书》2022年6期新刊）

一、帝国与文明

帝国总是与“殖民”结合在一起，从而必然要面对异族的文化与法律，必然要面对生活方式与政治制度上的差异；并且，帝国还须有能力消化、吸纳这些差异。唯有如此，帝国才是一个统一的政治体，不会因地域、族群之孤立、对抗而崩解。

帝国的自我理解必然要面对“自我”与“他者”的问题。在殖民与征服之后，母国要实现对殖民地的统治，就必须在一个统一的意义体系中理解自身与殖民地的关系。例如，当英格兰扩张为英帝国时，英格兰虽为帝国赋予了所谓的英国性，但古老的英格兰也不再存在。它成为英帝国的中心，必须站在帝国的立场来理解自身。所以，帝国必然带来关于文明的思考。帝国的自我理解问题要求它对普遍的人类文明加以反思，将民族与地域差异消融在统一的文明框架和逻辑之中。

十八世纪的欧洲位于时空交汇之枢纽。就其对人类文明的反思而言，它既拥有得天独厚的土壤，又具有前所未有的紧迫性。其时，欧洲实现了由封建社会向现代商业社会的变革。与此同时，欧洲也借助商船和舰队向海外征服，在美洲、印度、北非等地殖民。所以，它不仅正在经历古今之变，也面对着东西之争：因为殖民而直面世界各地的文明差异与冲突。为了理解自身的发展及其与世界的关系，欧洲心灵必然要沉思文明之进程。在此语境下，具有普遍意义的“文明社会史”便在苏格兰启蒙运动中萌生。斯密与弗格森都认为，就像动植物都要从其幼弱阶段成长起来，进入成熟的阶段，人类社会也必然要从其粗野状态步入文明。由于处在文明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的民族便在生产技艺，乃至政治、法律制度上呈现差异。文明的成长与进步是人类社会的自然目的，成为思考政治、判断政治善好与否的准绳。文明观念也为帝国的合理性提供了一个概念框架。

詹妮弗·皮茨注意到，自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短短五十年间，在面对帝国问题时，英法自由主义传统中出现了一个重大的转变。如果最为敏锐、影响最为深远的政治哲人能够代表并体现其时代的精神，那么，在这五十年之间，时代精神就从对帝国的怀疑与批判转向对帝国的倡导与支持。帝国自由主义在此“大转型”中逐渐成形。

在其著作《转向帝国》中，皮茨围绕“帝国与文明”问题，重点分析了斯密、伯克、边沁、密尔父子，以及托克维尔的政治学说，勾勒出英法政治思想的断代史。这些经典思想家代表了“大转型”过程中最重要的“时刻”。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塑造或体现出人们对现实政治的理解，从而体现出一个时代之精神。若把这些重要“时刻”勾连起来，就可描绘出一幅思想演化的历史图景。皮茨仿佛一位思想画家，她在半个世纪的帝国思想（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中游历，精心选择几处最有代表性的景致，用心描摹为图画。然后，她把这些图画组合起来，形成一个画廊，讲述其思想游历中的感悟，并力图呈现这半个世纪的总体风貌，及其关键性转变。在这半个世纪里，面对异域的民族与文明，英法政治理论似乎出现了某种意义上的衰败，丧失了理解异域文明甚至批判现实的能力。所以，“大转型”也带来了理论的危机。那么，这一危机的根源何在？面对当今世界中的政治经济冲突，甚至文明冲突，皮茨费心打造的思想画廊又能提供何种启示？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深刻理解英法政治思想在这半个世纪中由“文明帝国”向“帝国文明”的转向——前者试图用文明来界定帝国，后者则依据帝国来定义文明。

二、文明帝国

欧洲的商业帝国观念大体上与欧洲商业社会的兴起同时浮现。按照斯密在《国富论》第三卷中的历史叙述，自罗马帝国衰亡起，到十八世纪为止，欧洲社会的发展遵照的是一种“不自然且倒退的顺序”。在此期间，欧洲实现了文明复兴，摆脱了中世纪的贫穷与专制，变得富裕且自由。其中，商业发挥了最为关键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借助商业，欧洲才以迂回的方式重新回归了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自然秩序。斯密将这一转型称为对公众幸福极为重要的“革命”。但这一革命是商业而非暴力的结果。如斯密所言，正是欧洲对外贸易的发展，欧洲的城市和乡村才逐渐获得自由。因此，贸易既是塑造欧洲内部秩序的力量，也是打造其商业帝国的重要力量，欧洲也逐渐形成了一种新型的不同于征服帝国的观念。这一新型帝国最先通过荷兰强大的海洋力量呈现出来，威廉·配第在《政治算术》中对之进行了系统的总结，阐述了这种商业帝国的观念。当英国承继荷兰的模式，建立起自身的海洋霸权和商业帝国，配第阐述的观念也逐渐成为英帝国的自我理解。大卫·阿米蒂奇在《英帝国意识形态的起源》中表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英国人都认为他们的帝国不同于葡萄牙和西班牙，甚至不同于法国与荷兰，它是一个商业的帝国，对传播自由的英国制度与政治实践具有责任。在此意义上，商业体现了某种规范性的价值：具有纠正不义、消灭专制，甚至孕育文明的力量。

关于欧洲的社会变革，斯密做出了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解释。尽管欧洲的变革采用了一种看似非自然的（甚至是倒退的）方式，但是，它之所以突破中世纪的野蛮习俗，其根由却是全球市场范围内的自然法则。欧洲的现代转型虽是特殊个例，但主宰这一转型的原因却是普遍有效的自然法。在道德哲学与法理学层面，斯密致力于探索在一切时代、地域都行之有效的原则。在政治层面，这些普遍原则便体现、容纳在其帝国观念中。斯密在分析国民财富之原因与性质时，也系统阐述了商业帝国之原理。一旦他发现现实的帝国政策与之相违，他便在效用与道义的层面加以批判。

斯密成功地解释了欧洲与人类文明的发展，也用它来反思英帝国的政治实践，重新规划帝国的未来。然而，到十八世纪后期，美洲殖民地陷入危机并最终获得独立，英帝国通过一系列军事征服实现了在印度的扩张。英帝国转身背后，在海外扩展英式自由的帝国幻想终成泡影，再也难以维持。在这样的历史时刻，斯密不仅冷静地分析了这一变局的理论根源，也对英帝国的政治实践做出了系统的批判。在皮茨勾勒的帝国思想谱系中，斯密是首位出场的思想家，也是最为重要的帝国批评者。如果皮茨力图展示帝国精神的衰亡史，那么，斯密无疑处在这一下行之路的顶峰。在某种意义上，他的思想也就成为某种尺度。通过与斯密比较，就可以知晓文明观念为何会转而支持帝国沙文主义，以及如何在思想上克服这一“帝国转向”，从而为后世的帝国主义扩张找到一服思想解药。

皮茨特别强调：“亚当·斯密是十八世纪最具原创性、最深奥精微的社会发展理论家之一。他一方面认为，现代社会的兴起造就了进步，另一方面，对那些他认为处在较早发展阶段的非欧社会，也持有一种尊敬的立场。在这两者之间，斯密维持着一种难得的平衡。”

斯密的确认为，就生存模式或物质生产而言，欧洲社会具有较大的优势。但是，生产优势并不能带来道德合法性，使欧洲有权利或义务去统治相对落后的非欧民族。斯密审慎地提醒欧洲人，切勿陷入“过度想象的自负”中。为了劝服他的国家乃至欧洲避免犯下这一过错，他就必须论证：欧洲的文明进步（或优势）并不意味着欧洲人在自然禀赋或道德品质上卓越不凡。对斯密而言，文明进步、社会发展首先意味着生存方式的发展。在斯密看来，文明是一个自然且连续发展的进程。相比起原始社会，商业社会中人具有相同的情感机制、道德能力，但是，他们具有更高的技艺与劳动分工水平。因此，就社会发展的自然进程而言，商业社会并不具有道德上的优越性，但具有某种历史的先进性，它处在一个更高的文明史阶段，拥有更高的技艺成就。

斯密将人类文明进程划分为渔猎、畜牧、农耕、商业四个阶段。世界各国，交通条件各异，劳动分工无法均衡发展，才有文明程度之别。在《国富论》中，斯密专辟一章（第一卷第三章），着力阐释市场条件对文明分化之影响。世上文明开化之地亦为财富靡集之所，它们均有得天独厚的水运条件。地中海相当于欧洲的内湖，海面平滑、岛屿棋布，对早期航海最为适宜；中国与印度皆有大江大河交织而成的航运网络。斯密力图证明，正是便利的市场条件才孕育了这些地域的古老文明，使之成为世界文明的源头。在《道德情感论》中，斯密则着力论证：古往今来，一切民族都同等地拥有“同情”之道德能力。在不同的文明阶段，人们称许的德性会有具体的差别，但这仅表明环境之不同，不能反映道德能力之高低。所以，他充分肯定原始社会成员身上呈现出来的粗粝、勇敢品质，他对“死亡之歌”的论述也令人动容。对于那些处在早期发展阶段的社会，斯密总是避免以轻蔑或贬低的方式来归纳其特征。他虽然将畜牧社会描述为“野蛮的”，但并不认为它是卑微低贱的。“他将一种令人震惊的高度的道德尊敬给予畜牧社会，以及畜牧社会的习俗与价值。”

斯密的历史叙述表明，现代欧洲的兴起是一种意外的“革命”，绝非由欧洲人用理性与美德造就的功业。所以，欧洲文明并未授予“白人的负担”，也未赋予任何正当的帝国扩张理由。甚至，在罗马帝国衰亡之后，欧洲也曾经历贫穷荒芜的生活，受制于野蛮的风俗，屈服于充满奴役的法律制度。所以，现代欧洲的繁荣与文明并不能证明，他们在理性与道德能力上高人一等，是世界帝国天然的统治者。

在斯密笔下，殖民地是一种政治经济体系，是母国为追逐财富建构起来的法律、政策体系。亦即，帝国问题直接关系到效用与正义：帝国是否能够有效实现富国裕民的目的呢？母国对殖民地的经济限制是正义的吗？斯密遵循效用与正义原则，对现代欧洲和英国的帝国事业展开了溯源式的分析与批判。认为由西班牙和葡萄牙开启，英国与法国接棒的帝国征服在动机上就是非理性的，只是为着一个虚无缥缈的“黄金国”迷梦。我们从中看不到任何“无可奈何的必要或明白显著的实例”。母国对殖民地施加了诸般限制，打造极其严苛的重商主义体系，最终将殖民地塑造成“顾客之国”，使之屈服于“商人与制造业主阶层”的利益。殖民地贸易在本质上是垄断贸易，它从其他经济部门吸引了巨额资本，使母国丧失了自然平衡的经济结构，不仅为之强加了维持殖民地的沉重负担，也使母国的经济与稳定性变得极为脆弱，对殖民地贸易产生了严重的依赖。并且，这一帝国体系具有两大不义：母国为自身的制造业和贸易限制殖民地，制造业主与商人则为垄断利润牺牲其他国民的利益。重商主义帝国无效且不义，“白人的负担”更是缺乏人性基础与道德基础。

斯密虽然批判帝国，但他无意彻底放弃帝国。在他眼中，帝国是一种政策工具，应当服膺效用理性与正义。在帝国与文明之间，我们应当取文明而舍帝国。但是，帝国与文明并非截然对立。倘若母国舍弃重商主义，遵照自然自由体系，建立起一个正义的帝国，让殖民地与母国之间彼此平等，自由通商，市场因而扩大，文明亦因此得到成长。若此，文明精神与帝国构造融合为一，效用亦与正义融合为一。在不列颠面对美洲的殖民地危机时，斯密建言成立帝国议会，让殖民地与母国一样，既享有完全的政治权利，也承担完全的政治义务，其意图便在打造这样一个文明帝国。

三、帝国文明

斯密、弗格森等苏格兰推测史学家以生存模式来划分社会发展阶段，也借此来思考、理解文明进程。他们的推测史学致力于探究文明的道德基础，并由此审视帝国。作为一种制度与法律体系，帝国构成了文明的条件和环境。文明高于并独立于帝国，它构成了帝国的目的，也是思考与批判帝国的尺度。

然而，时光流转，到十九世纪时，推测史学尽管仍然承担着思索帝国事务的重任，但其内在精神与立场都已经悄然改变。在皮茨呈现的帝国思想史中，苏格兰的推测史学传统与边沁的功利主义传统逐渐融合，由密尔父子做出新的阐发。然而，正是在密尔父子关于帝国的思考中，皮茨清晰地看到了理论的转向与传统的断裂。

詹姆士·密尔与约翰·斯图尔特·密尔深度参与了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殖民事务。密尔父子既是帝国官员，又是理论家。他们的著述既是对具体帝国事务的归纳与规划，为殖民统治提供路线与蓝图，也在理论层面做出总结与反思，呈现系统化的帝国观念与文明理论。他们的思想既真实反映，也进一步塑造了帝国的实践。他们身处帝国事务当中，在内部观看、归纳帝国的结构与原则，其理论视野本身就内含了对帝国实践的认同。他们的理论人生与帝国实践密不可分，其独特经历本身就意味着背离——对他们宣称继承的理论传统的背离。

詹姆士·密尔一度认为自己是苏格兰启蒙哲学历史的继承人。在《詹姆士·密尔》这篇文章里，邓肯·福布斯（Duncan Forbes）完全接受了老密尔的自我定位，既视之为边沁的门徒，又强调他“从苏格兰带来一种进步的概念”。在福布斯看来，密尔深受苏格兰启蒙哲学的滋养，其推测史学亦承接这一传统。他表明：“一条连续的思想的因果关系之链把孔多塞、苏格兰‘推测’史学家们与颠覆东印度公司原始政策的本廷克（Bentinck）等人联系起来，因为他们注定要将一种更高的‘文明’模式加诸他们所谓的半野蛮国家。”亦即，福布斯认为，这些思想家与帝国政策制定者共享一种“文明”观念，对帝国的文明化使命拥有共同的理解，因此处在一个连续未断的思想传统之中。福布斯的文章颇有影响，他的观点也富有代表性。

皮茨挑战了这一习见，认为福布斯犯有双重错误，既没有看到密尔对边沁思想的改变，也忽视了他的推测史学与苏格兰前辈之间的冲突。皮茨反复强调，詹姆士·密尔大大简化了苏格兰启蒙哲人的进步理论，从而带来了“实质性的断裂”。“密尔的历史著述在两个重要方面破坏了那个传统。首先，相比较而言，苏格兰史学家设想了精妙的发展等级，密尔则将之简化为一种在文明与粗野之间划分的简陋的社会类型学。并且，他最终将所有非欧社会归入单一的社会‘婴幼年’范畴。其次，他的论证认为，一个社会的历史发展阶段与成员的精神能力直接关联在一起。”因此，密尔缺乏任何历史发展理论。在他看来，一切社会的落后状态、一切野蛮的习俗与法律都证明了社会成员在心智能力上的低劣；相反，社会的繁荣、进步与文雅则证明社会成员在理性与道德能力上的卓越。所以，他声称，印度和中国文化封冻在一种凝滞静止的状态，只有通过一位英雄式的立法者的干预，或一个更加先进的社会（如不列颠）的干预，他们才能从这种状态获救。

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引入“民族性格”概念，将之与一种哲学的历史视野结合起来。但是，他大体承袭了老密尔关于文明与野蛮民族间粗疏的二元划分。小密尔认为，进步能力是人性的实质特征，但被“一些选定的社会垄断”。这些幸运民族要承担起把进步带给全人类的责任。按照他的民族性格学说，对于野蛮民族而言，“仁慈的独裁”才是“真正的好教育”，能够帮助他们“最大程度增进进步精神，激发出改良的热切欲望”。

皮茨着力说明，一种关于个人认知能力的“哲学人类学”支撑着他们的文明论述。野蛮人的认知能力不足以让他们遵守任何法则，从而无力实现自我治理。为了解释社会发展程度的差异，苏格兰启蒙哲学诉诸复杂精致的社会发展理论，密尔父子则用这种粗糙的“哲学人类学”取而代之。所以，关于如何理解文明之基础，他们与斯密、弗格森分道扬镳，其对苏格兰哲学历史的继承也不过是徒有其表罢了。于是，文明被帝国俘获，丧失了超越现实统治的批判力。在新浮现的文明观念中，帝国本身成为文明的担纲者，并因此肩负“文明的责任”。

四、文明转向帝国

从十八世纪晚期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半个世纪而已。然而，在这半个世纪中，英法政治哲学对帝国的态度却完成了总体上的颠覆。根据皮茨的分析，文明念的衰变构成了这一转向的枢轴。关于帝国思想在这半个世纪里的转向，皮茨至少揭示了两大原因。首先当然是现实捕获了思想。随着英法的扩张，它们的文明自信日益增强，于是将自身视为文明的模型，将殖民地社会过于简单地斥之为“野蛮”。恰如皮茨所言：“自由的殖民地改革本身，以及自由世界主义已经发生了改变。在十九世纪中期，不列颠的优越性、英国殖民统治的正义性几乎得到普罗百姓的认可。”

另一原因则来自思想传承本身。皮茨敏锐地洞见到密尔父子与十八世纪思想先辈之间的差异，反对上述解释传统。在人类是否普遍拥有平等的道德能力这一道德哲学的根本问题上，密尔父子已经背离了斯密与弗格森，从而对文明与帝国的理解亦大为不同。皮茨对此不胜唏嘘。在她看来，斯密主要在其法理学讲座中阐述其文明与社会发展理论，虽有系统写作法理学作品的计划，但终其一生，他都未能完成“计划中的文集”，却在临终前将许多法理学手稿付之一炬。于是，随着年代推移，其思想中的诸多精妙之处就难以为后世学人领会。

短短半个世纪，英法政治哲学的重心就由文明转向了帝国。在这半个世纪里，英法在帝国征服的路上越走越远，帝国权势不断扩张。然而，其文明帝国的观念却反而走向衰退，对非欧洲社会的复杂性丧失了兴趣与关注，也丧失了批判与反思帝国的能力。帝国心智随之走向封闭，既不能理解现实，也无法预见未来，更不能掌控命运。皮茨勾勒的思想画卷意蕴深远。她展示出政治思想之于现实与权势的独立性，自然也凸显思想所具有的超越时空的独特价值。在皮茨笔下，“转向帝国”的思想轨道是一条下行之路。亚当·斯密是这条道路的起点，也是顶峰。在文明与帝国的思想画廊里，皮茨重新发现了斯密——一个伟大却又受到长久忽视的文明帝国构想者，一位用心思索文明变迁，乃至文明之本源与普遍秩序的政治哲人。面对当代世界中的“文明冲突”，他的思想仍能带给我们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