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樊旭

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周一指出，我国现阶段出台的助企纾困措施以改善企业流动性为主，而针对偿付能力的支持政策较少。参考美英两国在疫情期间出台的措施，他建议中国在纾困企业问题上双管齐下，既要支持流动性也要增强偿付能力，全方位保市场主体从而保就业。

管涛在万得3C会议举办的一场直播活动中称，疫情初期，美国推出的针对小型企业的“薪资保障计划”(Paycheck Protection Program，PPP)，帮助小企业维持经营运转，减少裁员和破产，有效实现了保市场主体和保就业的双重目标。

具体操作上，如果借款企业将PPP贷款60%的资金用于支付员工工资即可免还。此外，美联储协同推出了薪资保障计划便利工具为贷款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持，提高了计划实施的有效性。

管涛称，从实现效果来看，计划实行后，美国失业率从2020年4月的高点14.7%快速下降，到2021年5月第三轮贷款结束，失业率已降至5.8%。不同规模企业的就业人数也逐渐回升，尤其是员工人数在1-19人的企业就业率回升最快，已恢复至疫情前水平。同期，每周初次申请失业金人数也由662万人的高点降至39万人。

据美国机构测算，截止2020年5月，PPP计划将获得贷款企业的就业率提高了2-5个百分点，帮助小企业多保留了360万个工作岗位。到2020年末，就业率的提高比例降至0-3个百分点，多保留了140万个工作岗位。

和美国类似，英国在疫情期间推出了“就业保障计划”(Coronavirus Job Retention Scheme，CJRS) ，为受困疫情企业支付80%的员工工资和保险费用。该计划非常有效地起到了保就业的效果，失业率在疫情严重期间并未出现大幅攀升。Wind数据显示，英国16-64岁人口的失业率最高点为2020年12月的5.3%，此后便持续下降。

管涛说，在整个计划实施过程中，英国累计有1170万的员工接受CJRS的补助，约占总就业人数的36%，共花费英国政府700亿英镑，约占2020年GDP的3%。

另外，英国还针对不同规模企业推出了三项贷款担保计划，由政府提供80%或100%的贷款担保，鼓励银行向实体企业贷款。作为辅助，英格兰银行推出了针对大型企业的新冠疫情融资工具，解决商业票据的融资问题。总体来说，三项担保计划及融资工具全面覆盖了各类企业的资金需求。

管涛指出，从美国和英国的经验看，政策都是从两方面发力。一方面，货币政策可以帮助市场主体降低贷款融资成本，缓解短期的流动性压力。另一方面，财政政策重点解决中期的偿付能力问题，为市场主体提供财政补贴。

“但相较而言，中国现阶段出台的助企纾困措施以流动性支持政策为主，偿付能力支持政策较少。”他表示。

今年一季度以来，针对国内多个地区疫情超预期蔓延，我国从财政和货币政策两方面推出了一系列纾困措施。财政政策方面，加快留抵退税进度，扩大适用范围，扩大缓缴社保费的行业范围，提高企业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比例等，帮助市场主体改善现金流。货币政策方面，除降准、降息外，央行还将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的资金支持比例由1%提高至2%，推出2000亿元科技创新专项再贷款、400亿元普惠养老专项再贷款等。

但管涛认为，流动性支持政策主要是通过企业加杠杆，用贷款资金缓解一时的压力。尽管有灵活还贷、低成本贷款等支持政策，但对市场主体来说，未来还是要偿还债务，需要有持续稳定的收入才能保证偿付。然而，疫情给市场主体带来的是现金流冲击，收入恢复仍面临不确定，市场主体加杠杆意愿也不高。随着疫情持续，流动性压力可能演变为偿付压力。

为此，他建议，疫情持续影响下，需要同时推出流动性和偿付能力支持政策，助力民间部门修复资产负债表。

具体来说，财政政策可以通过增加转移支付等方式加大对受困主体的经济补偿，比如对困难较大的行业企业等提供财政补贴和更大力度的稳岗补助等，帮助市场主体缓解现金流压力。也可以通过提供政府担保等间接支持，如扩大中小微企业政府性融资担保范围，进一步降低担保费率，加大担保贷款贴息力度。

货币政策应当设计激励相容机制，提高金融机构参与积极性。尤其是银行作为风险厌恶型机构，从成本收益角度来看，主动服务中小企业的意愿不高。因此，在推出新的结构性工具时，需要采取市场化的手段，建立激励相容机制，比如针对受疫情冲击的行业，适当给予有利条款或优惠利率，调动银行参与积极性。

此外，管涛表示，从美英企业纾困政策的经验可知，加强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有利于形成政策合力，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提升传导效能。

比如，可以考虑央行在创设信贷支持工具时由财政提供资本金或担保，充当吸收损失的第一道防线，降低银行放贷的风险顾虑。

“当经济遇到超预期挑战时，财政、货币政策应采取超常规的举措，共同发力、适时加力，保市场主体保就业，着力稳住经济大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