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樊旭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陆铭周四表示，城市圈一体化对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至关重要，他强调，不能让省际边界妨碍了城市圈的一体化进程。

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要求加快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制度规则，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

陆铭在上海国有资本研究院举办的“后疫情时代长三角城市国资高质量发展论坛”上说，中国经济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已突破1万美元，即将迈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当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通过统一市场建设发挥规模经济的效应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他表示，以中美两个大国竞争为代表的国际竞争，归根结底是产业链的竞争。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在国际产业链竞争中，拥有得天独厚的统一大市场的规模经济效应，其中长三角和粤港澳两个城市群更具有引领产业链一体化发展的优势。

“不仅是在制造业内部，产业的规模化会驱使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在城市群内部集聚，而且服务业和制造业之间也会出现深度融合的趋势。在空间上，同一个城市群内部的不同城市间，分工会日益深化。大中小城市、小城镇和农村会呈现出优势互补、梯度发展的格局。”

陆铭表示，上海作为中心城市，辐射带动长三角城市群的作用非常明显。相比中国其他的中心城市，上海对周边城市辐射带动的范围最大。

“这不得不说得益于长三角自身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因为长三角地区有大平原和长江，有很强的水运能力，这是和上海的中心城市的作用相互正向反馈的结果。”他说。

不过，陆铭指出，其团队研究发现，长三角一体化进程尚存在一些需要改进的问题。

首先，省级行政边界依然在制约一体化发展，负面影响是不容忽视的。陆铭团队的研究数据显示，从全国平均来看，如果两个城市相距200公里但又不处于同一省的话，那么这两者之间的货车车流相当于同省内部相距302公里的城市间的车流。

“换句话来讲，省际边界可以把两个城市之间的距离大约拉开100公里。”陆铭说，这种边界效应，除了天然的地理、文化的阻隔之外，还与跨省的交通连接不够畅通、生产要素一体化程度不够高有关。

其次，他指出，虽然长三角不同城市之间的人均GDP差距有缩小的趋势，但是一段时间以来，上海GDP在整个长三角城市群中的份额是下降的。而对比珠三角城市群，广州和深圳在城市群内部的GDP份额是上升的。更值得一提的，广东省内部出现的是人口和经济同步向广深及其周围集中，但是不同城市之间的人均GDP差距是缩小的，呈现出一种在发展中营造平衡，促进相对平衡的良好态势。

“两相比较，我们的研究认为，上海应该更好地发挥对于长三角城市群发展，甚至全国发展的引领作用。但是客观上，传统地按照行政辖区来进行规划建设和配置资源的这种体制使上海面临着自身规划和省际边界的双重制约，这是非常遗憾的。这种情况如果不改变，就会影响上海与周边中小城市一体化的进程和长三角龙头城市的作用。”陆铭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