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尧东

截止2015年末，根据银监会发布的2015年主要监管指标数据显示，商业银行业全行业不良贷款率1.67%，连续10个季度呈上升趋势。业内人士预期，银行不良贷款上升仍未见顶，银行资产质量将持续承压。

国际主流评级机构也持续调低了我国银行业的评级与展望。本文针对当前社会对我国商业银行资产质量及不良率的关注和忧虑，从宏观因素、经济运行周期、信贷政策、地方债务以及房地产景气度多个层面分析与银行资产质量的相关性，以及做出经济发展新状态下对中长期不良率的预测。

一、我国银行业资产质量的主要影响因素

（一）影响银行业资产质量的宏观因素

经济周期与银行业资产质量相关度很高，经济增长与银行的资产不良率呈负相关，这一规律在出现经济危机时表现尤为突出。根据数据显示，在经济快速下滑阶段，单位GDP的变化将引发银行业不良贷款率反向变动0.5%左右。比如美国，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美国经历过3次经济调整，分别是：（1）1989—1991年，美国经历了2年的经济衰退，GDP增速由3.8%下滑至-0.6%。商业贷款（主要是商业和工业贷款）的不良率由1989年第三季度的1%上升至1991年第三季度的1.7%；（2）2000—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令美国经济增速由4.8%快速下滑至0.2%，不良率由0.6%升至1.1%；（3）2008年以来的次贷危机，美国GDP的增速从2007年末的2.3%下滑至2009年中期的－4%，其不良贷款率上升超过2个百分点。再如日本，在历经上世纪80年代的泡沫后，其不良率是从1992年开始暴露，2001—2002财年间日本的GDP增速从2.6%降为0.8%，不良率从6.8%升至8.6%。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香港GDP的增速由7.2%快速滑落至－8.1%，其间银行业的不良率由2.1%升至最高时的10.6%。相比较而言，泰国、韩国、菲律宾等国家银行业的资产质量对GDP增速下滑的敏感度高于发达经济体。造成银行资产质量与宏观经济呈负相关的根源和信贷本身的属性相关。因为信贷规模有顺周期性扩张的特点，贷款规模与经济增长呈同周期的变化，两者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57。在货币供应提速、信贷大量投放的过程中，起初企业偿付能力因充裕流动性有所增强，但持续宽松环境容易激励企业高估投资需求而过度负债。当最终信贷资金失去实际项目支撑，流入资产交易环节阶段，此时如银行的信贷发放一旦收紧，则企业势必面临资金断链的压力，由此引发银行资产质量出现恶化。

因此，信贷规模的增长就与随后的不良资产率成正相关，即经济景气时期所发放贷款的违约率要高于低信贷增长率时期发放的贷款。经济的后景气时期，企业偿债能力的下降势必带动银行资产质量下降。从全世界银行业出现信贷资产质量恶化的过程看，几乎都是资产价格下跌造成银行信贷资产质量的恶化，其表现为泡沫破裂、资产贬值、流动性紧张等，并且无论这些资产是有形的（房产、土地）还是无形的（专利、股权及其他衍生品等），最终都表现为在短期内无法有效处置清收，使偿付压力传导至银行端，由此形成金融体系危机。比如日本、香港、美国分别出现的房地产泡沫带来的金融危机：

1．日本银行业在20世纪80年代经历了强劲的增长，1980—1989年间日本金融机构的信贷余额年均增长11.4%。其信贷扩张主要投放于房地产业（包括房地产贷款和按揭贷款），这十年间日本房地产行业的投资平均增速高达21.6%，占同业固定资产比例达55%。而后期日本房地产业出现崩溃后，银行的房贷资产质量迅速恶化，最终造成整个日本经济陷入全面衰退。

2．我国香港自1985年起房地产市场开始复苏，到1997年房产泡沫破灭前房地产价格累计上涨近10倍。然后从1998年到2001年间，香港房地产价格指数累计下跌30%，引发香港房产按揭的违约率从0.2%上升到1.4%，由此导致大量负资产人士产生，同时造成香港的房地产市场进入持续6年的调整期。

3．美国次贷危机期间，美国银行业的资产质量压力自CDO等衍生品向一般生产领域蔓延。2005—2007年，美国的房地产价格下跌30%，而利率从2.25%上升至4.25%，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房地产的止赎率从1.5%上升到2.84%，上升幅度达80%，最终美国最大的四家银行在2008年度计提的贷款损失准备中，有超过一半的计提损失是用于覆盖居民消费信贷的损失，而这部分损失主要是住房按揭贷款的违约。

（二）我国的经济运行周期与银行业不良贷款的关系

最近20年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形成阶段主要体现为两个高增长期：第一个高增长期是1991—1993年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比率从1990年的10%上升到1992年的15%，到1993年急升至20%；第二高增长期是1997—1998年发生亚洲金融危机后，我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率再次急剧上升。1998年中期，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约占全部贷款余额6.6万亿元的25%。到2000年，4大国有银行的不良率进一步飙升至30%以上，当然造成这种恶化局面的根源与当时银行业的体制有关，即银行业贷款发放的原则是受计划经济体制的政策性干预为主。

从2000年末到2011年，随着银行业体制改革的实施，及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后，我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的总余额和不良贷款比例开始保持“双下降”趋势。而2004年由于宏观调控，中国银行业也曾经出现一个不良的微增期，但因为同期不良贷款的剥离一定程度上掩饰了不良贷款的微增。另外一个不良贷款的微增期是2008年末，不过由于2009年我国实施宽松货币政策，由此使不良的微增很快得到逆转。

从2014年至今，全球经济增长普遍放缓，大宗商品持续暴跌，金融危机影响还没有完全过去。由于2015年国内经济增速明显下降，我国开始了新一轮的降息、降准通道，实行了较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应对经济增长的下滑。银行业不良贷款增长较快，不良率已达2%左右水平，这主要是由于GDP增速下降，经济发展切换到新状态有关。截止到2015年年末，中国商业银行不良余额为1.27万亿，不良率1.67%，较2014年度上升0.42个百分点，加权平均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为10.91%，一级资本充足率为11.31%，分别较2014年底上升0.35和0.55个百分点，资本充足率13.45%，较2014年底上升0.27个百分点，贷款损失准备金余额2.39万亿元，拨备覆盖率181.2%。从上述数据中可以看出，我国银行业虽然受国内经济周期影响，有较大经营压力，但最近仍处于平稳健康的运行态势中。

我国银行业的资产质量与宏观经济波动的历史经验数据显示，我国每单位GDP的下降会导致银行信贷不良率提升0.35—0.5%，当经济增长速度低于6%时，银行业的不良资产会出现较明显上升，所以，影响中国银行业资产质量结构的制约因素之一是经济的增长情况。

（三）实行紧缩的信贷政策对银行资产质量的影响

虽然中国资本市场在最近10多年得到了长足发展，但以银行信贷为主的间接融资仍在我国占据主导地位，占社会融资总规模的50—60%之间。如果过度依靠银行信贷解决融资问题，会增加银行的系统性风险和不良债权产生的可能性。这10多年以来中国银行业相继实施过3次紧缩的信贷政策，这种信贷紧缩同样对银行业的资产质量形成了压力。如2004年，M2的同比增长由年初的19.6%下降到14.6%，回落5个百分点；M1的增速由年初的18.7%下降到13.6%，回落5.1个百分点；结果银行业的不良贷款在第三季度出现反弹，扣除当时银行业因股份制改造而大幅剥离不良资产的因素后，实际全行业的不良总额上升近4000亿元。正常而言，信贷增长与货币供应量如果持续收缩，会对银行业的资产质量产生负面影响。

（四）地方债务对银行资产质量的影响

地方债务不良爆发是社会上看空银行业一个重要原因。因为我国的基础项目基本是由政府财政支出来负担，从而形成了政府融资平台借款。在财政政策实施扩张阶段，信贷资金的财政化在一定程度上会提高社会货币需求量；当经济下行，财政收入增速下降，那么财政支出增速也势必下降，这样原有借贷关系下形成的政府债务就会进入风险高发期。但实际上，我国的国情决定了政府债务很难出现大的违约问题。

我们的矿山、资源、土地、公共设施等都属于国有，假设政府在地方债偿还上出现有风险的倾向时，政府可以通过“国有资产”转让来偿还拖欠银行的政府债务，这点我们是有优势的。所以，特殊的国情决定了我们的地方政府债务在偿还上出现违约的概率几乎为零。当然，从表面上看，我国政府对地方债的处理也有自己的方式，因为影响地方债偿还的主要因素取决于财政收入的增速、融资成本与支付的现金流等几个方面。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风险还可以随利用借款重组、展延期限等方式来解决，这样地方债的偿债现金流压力也没有大的影响。再有，此前财政部消息显示，截至2015年末，纳入预算管理的中央政府债务10.66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16万亿元，两项合计，全国政府债务26.66万亿元，占GDP的比重为39.4%。加上地方政府或有债务（即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和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按照2013年6月国家审计署匡算的平均代偿率20%估算，2015年全国政府债务的负债率将上升到41.5%左右。上述债务水平低于欧盟60%的预警线。

（五）房地产发展景气度下降对银行资产质量的影响

爆发房地产贷款风险是社会上看空银行业另一个重要原因。房地产市场稍微出现一点动荡，就会出现房地产贷款会不会成为坏账的担忧。其实中国银行业对房地产贷款的依赖程度远低于国际大型银行，同时国内房地产贷款的质量更是远好于国际大型银行。截止到2015年底，四大国有行的个人住房贷款合计10.07万亿，中小股份制银行的个人住房贷款总规模大多是在千亿、百亿级别上，而各银行统计的房地产贷款不良率都处于较低水平，平均为0.2-0.4%之间，远远低于全部贷款的不良贷款率水平。

从各商业银行总的贷款结构看，房地产业贷款和个人住房贷款合计占全部贷款的比例为30%左右。而在全球范围内，由于全球制造业贷款的需求有限，国际大型银行的房贷结构普遍是以房地产贷款为主，其贷款规模和占比均远高于国内银行，如美国银行、花旗集团、富国银行和摩根大通银行4家美国最大商业银行的房地产贷款余额是13000亿美元，占这几家银行全部贷款额的40%。而富国银行的房地产贷款余额占比更是高达60.3%。摩根大通银行的房地产业不良贷款有28.56亿美元，不良贷款率高达5.35%；富国银行的房地产业不良贷款为81.18亿美元，不良贷款率达6.22%，这远远高于国内银行业房地产业的不良率。美国银行业高居不下的不良率，在经历2008年的次贷危机后，这些大型国际银行也没有出现什么大的问题。

二、对我国银行业中长期不良率的预测

社会上对银行业的坏账关注度如此之高，主要是源于中国银行业在计划经济时代产生了大量呆账和坏账，这些不良贷款几乎拖垮了中国银行业。以至于到了20世纪末期时，中国银行业里处于绝对垄断地位的四大国有银行，其平均不良贷款率高达30%，甚至40%，这其实已经处于破产境地。随后中国银行业进入了以中国政府主导的银行体制改革轨道，1999年底相继成立4家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分别接收从4大行剥离出来的不良资产。此后，四大行和政府共同努力，终于将中国银行业从破产境地中挽救出来。而这一切仅仅是十几年前刚刚结束的一幕，其影响一直没有得到有效消除。

（一）中长期不良率产生的历史原因

中国银行业为什么在历史上产生不良率高达40%的呆账、坏账？其实这和经济体制有莫大的关系。从建国初期的1953年到1979年，我国实行高度集中的国民经济计划体制，当时的中国银行业实行“统存统贷”的银行信贷管理模式，即使企业已经濒临倒闭，甚至早已资不抵债，但政府仍然授意放款，银行就要责无旁贷的实施贷款划拨。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随我国宏观经济结构的改变和中央银行制度的建立，银行资金的计划管理方式并没有被取消，而是在信贷资金集中规划的前提下，建立总行与分行的二级管理结构，赋予地方银行若干资金管理权限，以达到调动地方积极性、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1985年开始实行“统一计划，划分资金，实贷实存和互相融通”的银行管理模式。各商业银行成为独立的经济单位和自负盈亏的商业性机构，商业银行与央行之间的无偿资金调拨管理被有偿资金借贷关系所取代。由此商业银行在资金的使用方面才有一定的自主权，但央行仍采用信贷计划的方式对商业银行的资金投放目标（规定贷款方向和结构）与数量限制（限定贷款规模）进行控制。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上述信贷管理模式已经落后于现实需要，为此，1997年底央行颁布《关于改进国有商业银行贷款规模管理的通知》，决定从1998年起取消对国有商业银行贷款限额的控制，在推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的基础上，实行“计划指导、自求平衡，比例管理和间接调控”的新管理体制。自此，央行对商业银行不再下达指令性贷款计划，而改为按年（季）下达指导性计划，以此作为央行宏观调控的监测目标。从上述银行信贷管理的改革进程可以看到，虽然中国的商业银行在改革初期就率先独立出来，但实际上长期以来这只是流于形式，实际在信贷管理上一直受到计划性制约。由于政策性及政治性原因，国有商业银行的大部分贷款是流向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效率普遍低下，使得中国商业银行，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出现巨额的呆账和坏账，不良贷款率高达30—40%。

当时对于中国银行业出现大量呆坏账原因的研究也十分丰富，大部分文献资料是将其归结于银行和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问题。当时一些有影响力的观点指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型经济和许多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预算软约束的根源在于这些有软约束的企业承担了某种政策性负担，当出现政策性的亏损时，理所当然地可以将投资、经营失败的责任推卸到政府一方，政府对此亏损负有责任，只好给予补贴。在这种体制下，因为激励不相容，企业会将所有亏损，包括经营性亏损和政策性亏损，都归因于政策性原因，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政府分不清这两种亏损的差别，只有都给予补贴，于是产生了预算软约束的现象。

而在于当前，社会上普遍对银行业呆账坏账的产生根源在认识上存在误区，认为这一定是银行业在贷款管理上有重大问题。比如在管理上实施了不合时宜的粗放经营，同时加上对宏观调控负面影响力的担心，以及对地方债、房贷等各种贷款主体出现的问题预期，于是在心理上开始质疑中国银行业会不会再重现15年前的状况。但从历史上呆坏账的成因分析，说明了这些呆坏账产生的根源很大部分是政策性及政治性原因所导致，比如工资贷款、安定团结贷款及各种救助性贷款。

2005年后，各商业银行真正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营模式，商业银行对贷款企业的资质审批及放贷后的监管都日趋紧密，并且责任到人。所以2005年以后新发放的贷款里，成为呆坏账的比例已经极低，银监会每年都对新增贷款的不良率进行跟踪，同时各商业银行自身也严格控制不良率，每年都对不良率指标做硬性规定。在多管齐下的整治中，中国银行业贷款的不良率逐年下降，此前已经连续保持10年连续下降的记录，2013年度稍有反弹，2014年至2015年，整个银行业不良率有加速上升趋势，整个银行业总的不良贷款率也接近2%，但仍低于世界1000家大银行3%的平均不良率。

（二）新时期对于不良率的测算与判断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状态，实际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但仍缺乏经济大幅波动的情景数据，因此很难直接得到GDP增速持续下降时企业信贷违约的实际数据，只能通过与经济发展有关的预警指标，如经济增长减速、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下降、财政状况恶化，预测银行资产质量变化因素，然后通过情景模拟和测算中国银行业不良率的变化区间，也就是对银行业进行压力测试。之前监管部门曾对银行业进行压力测试，测试结果显示在中性情况下，以“十二五”期间GDP为8%增速和不良资产率对GDP弹性按0.4的相关系数做测算，当GDP增速下降2.5个百分点时，银行业的平均不良贷款率上升幅度约在1%至2%左右。如果伴随经济结构的调整，假设GDP增速长期下降致7.5—6.5%的区间，商业银行的不良率长期均衡水平有可能达到2%—3%，也即不良率上升的幅度取决于经济调整的力度及速度，实际上，我国经济增速的常态分布区间就是这一区间。

综上，利率市场化、地方债、房地产贷款对银行业的影响都不大。2012年度中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2）》首次披露了中国银行业压力测试结果，两项压力测试均表明中国银行业运行总体稳健，对宏观经济冲击的缓释能力较强。该报告称，我国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和资本充足水平较高，以17家商业银行为代表的银行体系对宏观经济冲击的缓释能力较强，总体运行稳健。

这次测试主要是针对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包括“整体及重点领域信用风险敏感性压力测试”和“宏观经济情景压力测试”，测试对象包括国有的工行、农行、中行、建行和交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测试对象包括招行、浦发、中信、兴业、民生、光大、华夏、广发、平安、恒丰、浙商和渤海银行17家商业银行，截至到2011年末，这17家商业银行的资产总额占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的65%，具有极强的代表性。

针对这17家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测试，最终的测试结果是：“整体及重点领域信用风险敏感性压力测试”方面，在整体不良贷款率上升400%的重度冲击下，银行体系的资本充足率将从12.33%下降至10.89%。其中、大型商业银行下降1.63个百分点，股份制商业银行下降0.92个百分点。而对于其他9个重点领域信用风险敞口，在轻度、中度和重度冲击下，银行体系的整体资本充足率均可以继续保持在较高水平上，即使遭遇重度冲击，中国银行业的资本充足率也不会低于11.15%。

测试项目中的“宏观经济情景压力测试”，是主要针对GDP增长率、M2增长率和CPI涨幅3个指标进行考察，测试结果是：在GDP增长率降至8%的轻度冲击下，整个银行体系的资本充足率将下降0.42个百分点；若GDP增长率降至6%和4%，整个银行体系的资本充足率也仅会下滑0.86和1.68个百分点，不良率在3%-4%之间，银行业可以轻松应付。当然，如果在经济增速下滑、实体经济发展相对乏力的背景下，银行业也应加强对房地产行业和地方平台贷款的风险防控，并对银行表外理财等领域的风险和客户集中度风险加以关注。

综上分析，在未来新状态下，中国银行业通过转型与加强风控，以时间换空间，资产中长期不良率将控制在5%以内，很难重现上世纪90年代计划经济体制下银行业资产高不良率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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