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安晶

继结束宪法对女性堕胎权的保护、推翻纽约州限制携枪法律后，美国最高法院再一次做出争议性判决，削弱了国家环境保护局限制发电厂温室气体排放的权力。

这次判决重创了总统拜登的气候政策，拜登谴责此举将导致美国开倒车。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也把这一决定称为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挫折”。

美国是全球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化石燃料发电厂是该国第二大污染源。拜登承诺在2030年前，将美国的温室气体排放减少到2005年水平的一半。

但统计显示，美国去年的温室气体排放比2020年还增加了6.2%。

除了对应对气候变化的打击之外，民主党人担忧以保守派大法官占多数（6:3）的最高法院还将对政府机构的其他监管领域做出类似判决。盖洛普民调显示，民众对最高法院的信任度已经跌至历史最低。

削弱监管权

今年初，美国产煤大州西弗吉尼亚州代表19州以及北美煤炭公司等多家煤企就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EPA）的监管权力提起诉讼，认为EPA无权限制各州电厂的排放。美国最高法院在2月听取了案件辩论，在6月30日做出裁决。

最高法院以6比3的投票结果裁定，1970年的《清洁空气法》以及国会并没有特别给予EPA广泛授权，以监管发电厂的温室气体排放。

首席大法官罗伯茨（John Roberts）在裁决书中提到了“重大问题主义”（Major Questions Doctrine）原则，也就是在就重大问题做出决定时，管理机构必须获得国会的明确法定授权，而不能依靠行政权力。

他写道，大规模限制碳排放将让全美从煤炭发电转为使用其他方式发电。“如此重大、会产生相应结果的决定”应该由国会或者国会明确指派的机构做出。

西弗吉尼亚州在提起诉讼时就提到了“重大问题主义”，认为让发电厂改用其他清洁能源将产生重大经济后果，EPA无权就此做决定。

在最高法院宣布裁决后，密苏里州总检察长施密特（Eric Schmitt）将裁决称为一次“重大胜利”，阻止了拜登政府EPA“消灭工作岗位”的行动。密苏里州是提起诉讼的19州之一，诉讼州大部分为共和党掌控的州。

在周四的投票中，3名自由派大法官均投出了反对票。大法官卡根（Elena Kagan）在异议中写道，最高法院的裁决剥夺了国会赋予EPA应对“最紧迫环境问题挑战”的权力。

卡根指责最高法院让法院自己，而非国会和机构专家，成为了气候政策的决策者，“我无法想象比这更可怕的事。”她还指出，投出赞成票的大法官们声称该裁决是依照先例判决，“但情况并非如此”，因为最高法院此前从来没有用过“重大问题主义”表述。

拜登随后发表声明，把最高法院的裁决称为“另一项旨在让我们国家倒退的毁灭性决定”。拜登称其已要求法律团队与司法部和受影响机构一起评估最高法院的裁决并制定回应措施。

EPA的权力被削弱后，拜登政府如果想制定新减排规则，将需要通过立法。民主党和共和党在参议院分别占50席，立法需要60票支持才可通过，今后拜登想推出新的气候政策将更加困难。

减排目标堪忧

西弗吉尼亚等州此次的行动是针对奥巴马时期制定的《清洁电力计划》。该计划为各州设立了严格的碳排放上限，敦促各州淘汰煤炭，转而使用风能等清洁能源发电。

但最高法院在2016年就叫停了《清洁电力计划》。2019年，特朗普政府对该计划提起上诉，指责其赋予EPA的权力超过了《清洁空气法》中规定的范围。

随后，特朗普政府推出了要求更宽松的清洁能源计划，但该计划被哥伦比亚特区上诉巡回法院叫停。从此时开始，EPA没有恢复奥巴马时期的《清洁电力计划》，也没有对现存电厂的碳排放制定新的标准。

担忧拜登在任期将过半时准备为应对气候变化加大监管力度，西弗吉尼亚等州率先发难。提起诉讼的西弗吉尼亚等19州在2018年贡献了美国碳排放的44%。

应对气候变化是拜登在竞选中的主要承诺之一，也是其施政重点之一。拜登承诺在2030年前将美国的温室气体排放减少到2005年的一半，在2035年实现电力领域零碳排放。

美国是全球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化石燃料发电厂是该国第二大污染来源，仅次于交通。拜登想实现减排目标，电厂减排是关键。

但现实情况并不乐观。

经济研究公司荣鼎集团（Rhodium Group）统计显示，2021年，美国的温室气体排放比2020年上涨了6.2%，超过了2021年美国GDP增速（5.7%）。

排放增加主要是由于燃煤发电增加——比2020年上涨17%，以及陆路交通运输复苏。鉴于此，美国的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进度出现后退。2020年的排放相比2005年减少22.2%，但2021年相比2005年仅减少了17.4%。

在这样的背景下，最高法院的新裁决无异于雪上加霜。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雅里克指出，在各国距离实现巴黎协定目标还很远的情况下，美国最高法院的决定给全球抗击气候变化带来了“挫折”。

最高法院遭质疑

美国非营利公益法律事务所“地球正义”律师达特拉（Kirti Datla）接受CNN采访时指出，最高法院此次用“重大问题主义”设下了先例，将帮助共和党掌控的州和传统能源公司用相同的理由对EPA的其他减排规定发起诉讼。

达特拉还警告，“重大问题主义”不仅可用于气候政策上，还可用于网络、员工安全等其他领域。这一裁决将对联邦政府在多个领域的权限产生连锁影响。

今年1月，最高法院推翻了拜登政府针对大型企业的强制接种令，理由为劳工部下属的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的权力超过国会授予该机构的权限。

在当时的投票中，最高法院大法官们也按意识形态划分了明显阵营。六名保守派大法官全体支持推翻强制接种令，三名自由派大法官全体反对。

自从特朗普在任上任命了三名保守派大法官后，最高法院的保守派和自由派阵营就严重失衡。最高法院大法官均为终身制。

《华盛顿邮报》统计显示，从2020年至今，每名保守派大法官在投票时属于多数派的频率都要高于自由派大法官。

包括堕胎权案和EPA案在内，最高法院今年做出的12次重要裁决中，有六次投票都是按保守派和自由派阵营明显划分，自由派大法官全体成为少数派。

这六次裁决的案例分别涉及堕胎权、EPA案、纽约州限制携枪法律、拜登的疫苗强制接种令、缅因州政府禁止为宗教学校提供公共资金以及一名足球教练因在学校操场祈祷被开除事件。

这六次的裁决结果也清晰展示了保守派大法官的诉求：携枪自由、推崇宗教保守主义、小政府。这些诉求也是特朗普为代表的共和党保守派的诉求。

《纽约时报》的评论文章批评最高法院越来越政治化，严重削弱其合法性。文章指出，现在的最高法院中已经没有第二个安东尼·肯尼迪（Anthony Kennedy）大法官。

虽然肯尼迪是由共和党任命的大法官，但他一直保持独立立场，他的裁决很难按保守派和自由派的阵营划分来预测。肯尼迪已于2018年退休。

文章认为，合法性是为失败的一方设置的，因为获胜的一方会毫无质疑接受获胜结果。无论是体育比赛还是最高法院，只有当失败的一方相信这个结果是公正的、有章法可依，才能接受败局。

但如今，由于最高法院的政治化，法院裁决中失败中的一方越来越强烈感觉到不公正，“这对于最高法院和美国民主而言是一个可怕的现状。”

在最高法院就堕胎权做出判决前，盖洛普公司从6月1日到20日就美国民众对最高法院的信任度进行了一次调查。

民调显示，只有25%的美国成年人对最高法院有“很高”和“相当高”的信任，为该公司有调查以来的最低。

美国政治新闻网也于本周发表了一篇名为“当最高法院犯错”的评论文章。文章回顾了美国最高法院在历史上犯下的一系列错误，包括限制非裔美国人的权力、允许各州政府禁止跨种族教育、纵容大企业垄断。

文章指出，当最高法院犯错时，几乎没有什么措施能补救。因为最高法院是“最特殊、没有检查或者平衡”的机构，唯一能更正最高法院的只有最高法院自己，但“当一群大法官误入歧途后，他们一般会继续错下去”。

文章认为，问题在好转之前往往会变得更糟，“大法官们犯错时，承担后果的是普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