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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黄月 潘文捷
综艺《向往的生活》第六季开播后，再度成为热议话题和热搜常客。其从2017年第一季播出以来便广受好评，但从第四季开始被指“跌下神坛”，豆瓣评分也从7滑向6，整体经历了从无名到爆火又遭诟病的过程。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它的前几季火爆之因也是其后期跌落之由。
这档节目过往的口碑不仅因为对田园生活的回归，慢节奏的生活缓释了观众在快节奏城市生活的疲软与压力，更在于对理想的“家”的重建与虚构弥补了现实中家的失落与创伤。它一定程度上也掀起了一股慢综艺热潮，《亲爱的客栈》《中餐厅》对象征意义的“家”的构建，共同勾画着某种生活的乌托邦。这三档综艺更新几季之后口碑与收视率双双下滑，与此同时家庭观察类综艺渐渐兴起，则是乌托邦面纱的剥落时刻，或许也反映了观众群体从“出世”到“入世”、从逃避现实到直面问题的心理转变，家的失落与重构成为当下许多社会问题的源头与聚集地。
家的乌托邦
家是什么？想必每个人对于家的定义都有所不同，但普遍意义上来讲，人与房是构成家的最基本的要素。家人之间的温暖与爱、联结与安全让家成为避风港的象征，但在现代化进程之下，家也发生了改变。家的失落背后是整体生活的丧失，生存取代生活，生命经验与生存经验相向而行。因此家的重构也是生活的回归，是现代人对温暖与爱的渴望，对轻松与自由的向往，也是对人与人之间的联结的诉求，由此慢综艺对生活乌托邦的构建是对现代人心理缺失的精准捕捉。
《向往》将家的地点设置在农村中，从第一季北京密云到第二季杭州桐庐、之后的湘西苗族自治州、西双版纳、常德桃花源以及最新的海南昌江，远离城市的选址勾勒出了对于传统缓慢恒常的农村生活的想象和向往。对比之下，现代人的城市生活是短暂的、瞬间的、偶然的，重重生存压力之下难以像波德莱尔一样发现瞬间性的美，而是不断被规训为非个性化、工具化的存在。
在回归农村生活之后，《向往》试图建立某种理想的家的模式，通过劳作、人员流动以及内部变动和扩大等方式实现这一理想，营造出温暖轻松的氛围，主MC们在柴米油盐中构筑出充满烟火气的朴素生活。向邻居借鸡蛋、和村民讨价还价、给乡村孩子们送牛奶等行为，也是建立和谐邻里关系的努力和体现，让蘑菇屋真正扎根于此。
以几期节目为例，第一期宋丹丹的《心火烧》将过去与现在相接轨，甚至成为贯穿几季的“主题曲”，音乐代替人存在于蘑菇屋之中；豆角中毒的突发事件增加了节目的真实性和戏剧性，也显现出一家人互帮互助的情谊。第三期陈赫的佛跳墙让蘑菇屋债台高筑，为了偿还债务，陈赫和蘑菇屋一家人掰了几千根玉米，呈现出了劳作的艰辛与生活的质感。第十三期孙红雷突然到访，驱车三小时只为和老友短暂地见面，尝一口黄磊做的赛螃蟹，食物香气的底色是记忆与友情。
朋友们在辛苦劳作后吃饭聊天，上一辈回忆往事，小一辈则认真倾听，人与人之间的联结似乎获得了某种稳定和永恒的色彩。这种劳动的充实、人际的温暖、审美的愉悦洗刷着现代性经验中的效率理性与实用主义，由是珍贵。
直面家现实
《向往的生活》《亲爱的客栈》《中餐厅》共同打造了“治愈系”慢综艺的格局，它们的共同点在于都采用主MC加飞行嘉宾的模式，MC都需要通过劳动经营来生活。如果说《向往的生活》的模式是对传统意义上理想的家的建构，另外两档节目更接近于象征意义上的大家庭，没有明显的身份分工，但人们要通过努力合作完成共同的经营目标。慢综艺之所以火爆，原因在于它们经常能呈现出治愈温暖的氛围，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类节目普遍出现后继乏力，正在于家的乌托邦的崩坏。
《向往的生活》后几季维持家庭的劳作减少，柴米油盐变成空谈，扎根土地的家变得悬浮。广告赞助更多，商业性更强，也冲淡了家本身的纯粹性；飞行嘉宾们也往往是带着宣传任务而来，有网友调侃称《向往的生活》成了“户外版《快乐大本营》”。主MC与嘉宾们之间关联与情谊缺失，也使得节目效果时而略显尴尬。最新一季的场景是海边独栋，前几季强调的温馨邻里关系也消失不见了。
不同于其他飞行嘉宾努力融入的状态，新一期的嘉宾许知远选择过自己“向往的生活”。他在村口和村民攀谈，发现村民的红黑榜，了解渔民们的生活，偶遇海上救援队，一个人在树屋里听音乐看书，被调侃为他一个人录了另一档节目，但矛盾的是，正是这部分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邻里与附近的生活。
在《亲爱的客栈3》里，过去大家庭的温暖和谐被竞争取代，刘涛成为老板，对MC进行考核打分，节目演变为了一场职场竞争游戏。《中餐厅3》中黄晓明“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的出圈，被指为“职场PUA”。最近开播的《五十公里桃花坞2》使“宋丹丹 令人窒息“冲上热搜，节目里每三天进行一次投票，贡献值最低的嘉宾将要被送到荒岛，这一设定也包含极强的竞争性质，人与人之间的尴尬和压迫使得节目远离了精神放松、心灵治愈的初衷。
这种竞争设计以及戏剧冲突或许赢得了更高的收视率，弥补了慢综艺的平淡，却失去了慢综艺原本最核心的情感价值。这类综艺逐渐进入了第二个发展阶段，即一方面努力保留真实性、记录性，一方面不断增强话题度的观察类节目。这类节目从描画世外桃源回归了现实生活，试图探讨现家庭矛盾与社会问题。但这一转向也说明了构建家庭乌托邦、在别处建立新生活的失败，既然归隐田园已无可能，我们只有直面现代生活的真实困境，才可能在生存与生活之间获得平衡。
《我家那闺女》《我家那小子》《女儿们的恋爱》《妻子的浪漫旅行》《再见爱人》等观察类节目相继出现，它们都从“家”的概念出发，无论是闺女、儿子还是妻子，每个人都是以家庭内的身份角色来定位的。话题的设定尽显了普遍存在的代际冲突，比如父辈认为结婚生子天经地义，年轻一代认为独居丁克更为舒适；比如父辈们往往将子女排在第一位，子辈们可能更倾向于自己的生活最重要。
“我家”系列试图以综艺方式呈现一些大问题的小侧面，推动了一些有意义的社会讨论。吴昕长时间独居宅家被认为是现代都市人孤独封闭的写照，焦俊艳一头短发与休闲装扮被父亲批评“没个女孩样儿”，林允母亲的花式催婚是新时代女性无法逃脱的压力，蒋梦婕因社交恐惧障碍看心理医生也是当下“社恐”“社牛”等网络流行语下掩盖的创伤。虽然有种种残忍和冲突，但这种呈现与讨论也让人们看到了更多元的存在方式、生活样态与人生价值。
在疫情封闭的影响下，活动范围的窄化对很多人来说意味着家庭矛盾的激化。观察国产慢综艺的转向，也让我们意识到家的重建不在别处，而就在当下。我们向往的乌托邦生活实则紧密联结着某人和此刻，是在越来越窄的地方发现宽阔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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