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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在北京成立国家植物园之后，国内植物园迎来第二个“国家队”成员。
7月11日，华南国家植物园在广州正式揭牌。至此，我国已在一北、一南率先设立并揭牌运行两个国家植物园。
2021年10月，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上，我国宣布启动北京、广州等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2022年5月，国务院批复同意在广东省广州市设立华南国家植物园。
不到一年时间，从“华南植物园”到“华南国家植物园”，升级前后，未来这盘棋要怎么下？
从单一到体系
目前，除了欧洲部分发达国家，世界现有的国家植物园以单体植物园为主，较少成为体系。对于中国而言，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也是新鲜事物。
我国地理跨度极大，地貌和气候多样，是全球植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已知的高等植物有3.7万余种，约占全球的十分之一。
数据显示，中国植物园迁地保育的植物总数占全球迁地保护物种的25%，迁地保护的受威胁物种数占本土受威胁植物种数的39%。这些迁地保护植物中，37%仅在1个植物园中保育，40%在2个植物园中保育，23%在3个或3个以上植物园中保育。
从单一植物园到国家植物园体系，体现的是对野生植物类群系统收集和完整保存、维护植物多样性的重视。此前，国内已经构建起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体系，主要为就地保护的形式。国家植物园体系则以迁地保护为主要形式，两者能够形成互补。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副主任、研究员闫俊华告诉界面新闻大湾区频道记者，单一植物园往往代表着区域特色，更多体现的是科学家研究的兴趣领域和水平。随着生物多样性和迁地保护重要性日益提高，国家植物园体系也被提上日程。
“我国建设国家植物园体系，国家植物园、华南国家植物园，未来可能还有其他的国家植物园共同组成一个体系，一方面迁地保护国家的战略资源植物，另一方面进一步研究开发利用这些植物资源，为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提供一些源头资源植物，比如花卉果蔬植物资源、生物医药类新的植物资源、环境改善类的植物资源等。”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主任任海提到。
“这样一来，能够共同制定国家保护计划，探索符合国情的国家植物园管理和运行体制机制。”闫俊华说，单个植物园隶属不同的上级管理部门，而如果从国家层面构建植物迁地保护体系，有助于建立国家植物园的统一标准。
第二座国家植物园花落广州，背后是对其科研基础、城市环境等因素的考量。
依托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设立的华南国家植物园，前身为1929年由植物学家陈焕镛院士创建的国立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截止2021年12月底，华南植物园有在站博士后79人，在学研究生452人，设有博士学位培养点4个和硕士学位培养点7个；拥有3个研究中心、1座植物标本馆、2个国家级野外台站和3个中科院重点实验室等科研平台。
华南植物园所在的城市广州，也为其生态研究提供良好环境。
广州为全省首个获批的国家森林城市，最新数据显示其森林总蓄积量1954.9万立方米。“十三五”期间，广州新增立体绿化40万平方米，累计建成426座、约350千米桥梁绿化。绿化覆盖率从1991年20%提升至目前超过45%。
2020年1月，由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牵头筹建的大湾区生态绿化城市联盟在广州的倡导下成立。通过联合举办区域性园林园艺博览会、国际花展等，进一步加强大湾区各城市间生态绿化建设合作与交流。
从植物活体保护到离体器官保护
一般而言，国家级别植物园的核心功能包括几方面：植物迁地保护、科学研究、科学传播、资源开发和利用、公众游憩。
植物迁地保护的侧重是植物园升级后的一大变化。和在北京设立的国家植物园代表北温带典型植物类型相对应，华南国家植物园的规划建设以华南地区兼顾全球热带亚热带区域植物资源迁地保护为核心，计划5年内实现物种保育2万种以上，其中经济植物6000种，华南珍稀濒危植物95%种类得到迁地保育。
实际上，还没“升级”之前的华南植物园已在迁地保护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作为国内历史最悠久的植物学研究和保护机构之一，华南植物园在迁地保护方面已涵盖华南地区各植物类型，在全球热带亚热带地区的植物保育、科学研究和知识传播方面有相当基础，建有38个专类园，迁地保育植物17168个分类群。
“这个阶段主要以科学研究为主导，基于研究收集植物和迁地保护，已有很好的基础。”闫俊华告诉记者，随着国家级别的揭牌，迁地保护物种数量和研究水平，会有很大程度的提高。
据任海介绍，华南国家植物园将华南植物园科研区、展示区及周边市政设施纳入规划范围，核心功能区规划总面积319公顷。园内设置优化科研区、专类展示区和技术推广平台，科研区以科学研究、资源研发和研究生教育为主；专类展示区以收集保护、园林文化和园艺技术展示、科普教育为主；技术推广平台以筛选经济植物推广应用为主。
建设国家植物园并非易事。在建设扩容方面，闫俊华提及为研究内容和人才的扩容。迁地保护功能不仅是植物活体的保护，还有植物离体器官的保护，比如种子、枝条、根茎等。
相较活体保护，离体器官保护的价值一方面体现在对濒危物种更友好，另一方面也不会对生态系统造成破坏性。闫俊华提及，对于一些濒危植物，不能随便去移植个体，即使移植后也不能保证100%存活。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对种子、根茎等器官进行保存，通过相关研究使其重新焕发生命力。
“以前华南植物园在离体器官、DNA方面的保护水平相对落后。”针对这种情况，华南国家植物园需要大力引进高水平专业人才。
从园内到园外
如果说迁地保护水平与人才是第一道关口，那么另一道关口是科研成果的推广应用。
将华南植物园与国际上13个最先进的植物园进行对比分析，其中包括123个指标，分为3大类：界定性标准，管理性标准和专业绩效标准。以整体水平最佳5A为标准，闫俊华提到，在专业绩效标准方面“科研成果的应用转化”这一项，华南植物园为2A水平，“我们植物园人员构成大多数是研究者、学员，对于研究成果的推广应用确实是短板。”
大规模应用经济植物、在经济产业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是华南国家植物园的责任和方向之一。华南国家植物园计划基于现有迁地保护植物，初步筛选评价出1500种具观赏、药用、水生净化美化及生态修复等功能的经济植物，推荐给广州市进行研发和推广应用。
此外，基于观赏和药用两类经济植物，还需筛选2种大规模生产、应用的经济植物。
过去，华南植物园在杂交水稻、橡胶北移、檀香引种驯化、铁皮石斛新品开发等都做出显著的成绩。“我们园区是最早进行研发铁皮石斛的，这个产业也引起了不少关注。华南国家植物园会更大力度推动资源应用，推动生物方面产业。”闫俊华说。
闫俊华举例，目前的枸杞多用于泡水，相关研究团队将来想做成水果形状，能够直接生吃；对于籽多肉少的三叶木通，希望通过基因和自然选育，开发出口味更好、更利于健康的果实。
配合今年同处广州的华南农业大学进入双一流，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正式获批，产学研结合将更加紧密。闫俊华告诉记者，华农在植物保护方面，尤其病虫害防治方面比较突出；而港科大（广州）正在建设双碳实验室，都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有一定的联系：“不过相比之下，华南植物园在资源收集有更大的优势，我们在做产业化过程中，也会考虑与一些大学研究成果相结合。”
作为人口密度较大的区域，粤港澳大湾区也对绿化植被和生态建设有相应需求。此前，华南植物园曾协助东莞建立植物园，与深圳仙湖植物园也有相关合作与交流，“大湾区是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地区之一，但是受到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影响，区域内大约有10%植物受到严重的威胁。”
闫俊华表示，未来争取实现“让华南国家植物园在大街小巷，在各个城市都有一定的体现”。想要达成这一目标，他认为可以将研发的产品更多推广到街道绿化上，或者进行基地建设。过去珠三角地区使用的乡土园林植物中，种源有约75%来自华南植物园，在城市建设过程中，来自植物园的绿化树种、园林树种和乡土树种发挥了不小作用。
从植物园中走向园外的，除了研究成果和产业推广，还有知识的交流和科普。
以往，大湾区各城市间都有相关物种交流和科研项目合作，但更多的是“植物界跟植物界之间的交流”，随着华南国家植物园的建设，更多将聚焦于“植物园跟地方、街道、市民之间的交流”。
华南国家植物园的科普功能也会相应变化。闫俊华表示，以前市民需要进入植物园才能学习相关知识，未来将推动国家植物园的研究成果和知识将走入学校、小区和街道，“这是从接受性科普向体验性科普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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