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 | 孙晓晓
文丨季瓷
工作五年了，不知不觉，孙晓晓不仅花光了曾经有过的积蓄，还欠下25万的外债。疫情后，她因公司裁员而失业。原本上升的职业路径被截断，她重新开始思考“消费主义”这件事：自己到底是怎么花钱的？为什么会陷入财务困境？未来该怎么办？为了解决负债，她只得和父母重新梳理彼此的关系，从财务和心理上走向真正的独立。
以下是她的讲述（名字为化名）：
1
今年以来，互联网行业充斥着山雨欲来的紧张气氛，大厂纷纷裁员，我也未能幸免。因为缓慢下坠的铺垫太漫长，当这一刻到来，我反倒松了口气，终于来了。
早在2021年初，我就感觉经济形势不好，公司也开始调整考评绩效。那时的我就发现自己陷入了某种财务危机。正常情况下，年终奖基于绩效成绩，在13薪之上叠加。我算了算自己的绩效，应该可以拿到15薪。但在和leader面谈时，她却告诉我：今年年终奖下调，只有13薪。我反问，以后还能拿到15薪吗？她回答：“明年应该还是15薪。”停顿片刻，“但你也知道，现在经济形势不好，明年大概率会降薪。”她随后告诉了我一个降薪后的数字，我算了算，降薪后的15薪，和现在的13薪，也就相差几十块钱。
她希望我在两者之间做选择，明年打算用哪种方式计算工资。我心里忍不住笑了：有什么好选的？我当然挑13薪的方案。两者年薪差别不大，但13薪方案的月薪会高一点，谁知道明年年末会出什么状况。
从leader的办公室出来，我找了一个密闭的会议室，把手机扔开，趴在桌子上。有那么一瞬间，很想直接辞职，把最近累死累活做的方案扔到leader脸上，质问她：大家为了挣点钱，每天累死累活工作到11点，甚至到凌晨。我司还来过救护车，把因为加班而昏迷的同事拉走。结果到年底，一句“经济形势不好”，大家的年终奖就直接没了？
但我不敢。
定了15分钟的闹钟，我提醒自己回去继续工作。我拿出本子算了算：如果年终奖只有1个月的工资，我该怎么安排，才能把自己在多个平台欠钱的窟窿补上。大概能补多少，明年又怎么办呢？
当时我在各个借贷平台的负债加起来已达30多万，和我全年总收入差不多。其实，我的外债一直维持着和一年收入差不多的水平，最早只有八九万，后来15万、20万，再到30万。
过去我一直不把这些债务当回事儿，毕竟，以前每跳槽一次，工资往往有40～50%的涨幅。但那天面谈之后，我突然发现，如果没有15薪，我的月收入已不足以支撑我偿还所有平台的欠款。我必须以贷养贷，而且不能失去这份工作。
2
为什么会欠下这么多债务？我不得不回溯自己的工作经历和消费习惯。
毕业时，在城市和工作选择上，我和父亲爆发了激烈冲突。最后我背着背包，独自去了自己想去的城市。我的自尊告诉我，不能过得窘迫，免得父母让我回去。
工作稍微稳定后，薪资涨得很快，有工作经验（尤其是管理经验）后涨幅则更高。我对未来充满信心。虽然信用卡里有些欠款，但跳槽之后咬咬牙也就还了，不会出什么问题。不过，工资涨到一个绝对值，会陷入瓶颈。那时也有做实业的朋友劝诫我，经济增速在放缓。但在互联网繁荣的浪头上，我总觉得，实业不可与互联网相提并论。我没想到，社会各行业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最终这些不明显的复杂的关联，构成了我们所处的大环境。
现在想来，那时身边的消费诱惑还是挺大的。同事、朋友之间常常讨论流行的衣服、包包，小圈子内关注的都是最新迭代的电子产品，大家常常约着出国去玩。潜意识里我也认为：工作这么累，为什么不能买些好看的喜欢的东东弥补一下？
当然，我会控制每一项的花销不超过5000元。比如流行包品，我会选择购价格在5000元以内的轻奢品牌，出国也选就近的国家。我甚至觉得这是一种“节约”。我没有计算开支的习惯，忽略了什么叫“积少成多”。看着账单越来越多，我才开始想要计算欠款。但我自小就不喜欢数学，算账累了，我就把这些单子撂到一边，心想：反正额度还够，花了就花了呗，每月能还最低额就成。
就像一个人蒙着眼往悬崖上走，以为不看不想就不会出事，近乎天真的盲目自信，殊不知，断崖就在脚下。
为了还信用卡的账单而转向网贷平台，不得不说是一步烂棋。
当我开始还不上信用卡的最低欠款，又不想逾期，就开始了以贷养贷。即便如此，我也没想到要降低开支。在我的成长经验里，不论自己还是同学朋友，收入一直是越来越多的。记得我小的时候，父母也会提前超支买东西，玩股票有盈有亏，随着收入的增长，这些亏空都逐渐平掉了。
尽管和父母有矛盾，但他们从没在金钱上亏待过我。他们总说：想买什么就买，不太贵就行，不要亏待自己。我下意识地以为，若欠款太多，回去找爸妈要钱，他们不会不给。这种心理很矛盾，一方面想在他们面前证明自己独立，另一方面又会无意识地依赖他们。如果不行，就摆烂。
13薪事件后，我详细算了算借钱总额，以及每个平台上需付的利息。贷款是如何滚雪球一般增长的呢？我发现，借贷总额是12万，但不断拆东补西，利率持续向上，总额就涨到了30多万。因利息而多出来的欠款，甚至高于借贷本金。
当收入下降而我的年薪无力偿还贷款时，我才发现问题如此严重。
消费时，我还有种下意识的思维：某样东西如果用得久，多花一点钱也是值得的。比如，一件能穿好几年的衣服，单价在1000元以上也可接受；可以用上5年的美容仪器，花上六七千似乎也不亏。但这是一种错觉，很多东西买来不用，最终积灰、丢弃。衣服总是隔年即扔，因为总有更好更潮、让人眼前一亮的东西。潮流就是永远变动，陈旧落幕，永远追新。在这个循环内，要不停地买买买。
和一位信任的朋友聊天，她很吃惊，我竟然在花销时从不看价格。这种习惯来自从小的家庭氛围，父母不爱谈钱，我要买什么，他们都是轻松买下。过去30年的经济腾飞和生活持续改善，让我形成了一种潜意识：未来会越来越好，事物永远向上。我忘记了，事物的起伏变化才是客观规律。
3
进入2022年，大厂纷纷裁员。开始我司还强调大家共克时艰，在去年已降薪的基础上，争取让大家都不离开。但招聘的headcount（名额）关闭，许出不许进。随着4月上海疫情严重，现金流压力越来越大，公司不再提“共克时艰”，而是悄无声息地裁员，甚至直接裁掉不再产生价值的支线业务。
我所在的小组也在被裁撤之列。当这一刻到来，我甚至松了口气，终于来了。
失业意味着我无力偿还债务，最终得向父母求助。电话刚开了个头，父亲就顶了一句：“为什么一定要离开家乡去工作？在家做个公务员不好吗？现在的情况你满意了吗？”随后他提出一个条件，如果我回家乡去做公务员，他就帮我偿还债务，否则一分钱也不会给。
“我就是不愿意进入体制内”，这话显得不识抬举，但这确实是我的真实想法。在全球化高歌猛进中成长起来的我们，总觉得应该遵循自己的想法，通过努力达成期望。而在父母眼中，梦想可以追求，但应该让位于现实。
毫不意外，在这次沟通中，我和父亲大吵一架，他也确实没给我打一分钱。
最开始，这种“被抛弃”的感觉让我很痛苦。潜意识里我觉得他们不会不管我。期望落空，自然痛苦巨大。理智告诉我，我已成年，不该处处依赖他们。从青春期开始，父母强烈的管控曾限制了我的生活，我用了很长的时间去抵抗，如果我可以经济自立（哪怕经济自立的错觉也行），就可以摆脱他们的控制。
我期待的到底是他们给予的心理支持，还是金钱？应该是前者。我用了差不多20天时间捋清了自己的情绪，然后重新和父母沟通了一次。
我算了算经济账：为什么负债会达到这么高的地步，目前的还款进度（此前发觉债务太高，我已把债务逐渐降到25万），未来打算怎样还款（基于能拿到的最低工资、还款紧急程度等），失业后需要多久可以找到工作，这期间维持生活和还款的最低金额是多少？
在谈话中，我和父母谈好一个我需要的最低金额，并承诺多久可以还给他们。
在视频电话里谈论这些问题时，我有种错觉：我是在和父母谈工作。我想起一位姐姐对我说的话：“很多时候，父母不愿放手，是因为他们认为孩子没长大。你需要去呈现出你成长的那一面，让他们放心，你可以照顾自己。”在和父母的谈话中，我做到了这一点。
考虑了三天，他们说出了他们的想法：信用卡的持续逾期会面临法律风险，所以他们认可先还完信用卡的想法，而网贷平台则可以基于其灰色性质去谈一定程度的减息。最后，他们借给我一笔钱，可以平掉所有信用卡欠款，而剩下的10万债务，由我自己存钱解决。
其实最早我也不想让他们帮我抹掉所有债务。我过去因陷入消费陷阱而产生的后果，不应该由父母来承担，这样对他们太不公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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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我有一些自己创业的朋友。跟他们做了自荐后，因为我的履历还算优秀，一位朋友让我去负责他的一个项目。年薪有所降低，但比我预期的最低收入略高一些。
这位朋友曾多次借钱给我，后来他告诉我，如果当时我打电话是为了借钱，他不会借。消费习惯若不改变，循环会一直持续：不停的买-负债-借钱……借钱的原则是，借急不借贫，不然很容易有去无回。“幸亏你借的是资源，这个很好借。”他说。
我很感谢他。
回头看，这次波折对我最有价值的一点是，我和父母终于可以像成年人一样沟通和讨论，终于在朋友眼里看到真实的自己。在解决负债的过程中，我试着打开自己，坦承自己犯下的错误、内心的诉求与驱动，与自己、与他人真诚沟通。
现在，我为自己定下了每月还款额度和存钱额度，依据卡里的余额去制定用钱规划，尝试着“量入为出”。这种感觉不赖。以前无节制的买东西，其实会感到一种空虚，现在有规划地思考，才能发现自己真正的需求所在。这些思考能带来幸福和平衡。
— 完—
作者季瓷，在变化的时代里，相信每一个人的故事都是一部充满隐喻和象征意义的史诗。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