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文 | 赵景宜
关于高职生的就业，我一直存在某种错觉。
我在武汉的一家火车厂长大，与厂里的子弟在附属小学相遇，一起从武汉市一所现已倒闭的高中毕业。高考我考上湖北大学职业技术学院，学新闻传播，而大多数同学去了另一所职校。那所学校承诺，三年后，他们可以直接成为地铁员工。我记得，也是那一年，武汉开通了第一条地铁线。
过去的火车厂，现在成了沿江商务区，盖起了武汉最高的楼。车间消失了，武汉的工人似乎也消失了。他们的后代成了新的城市蓝领，在越来越多的地铁、地下站台和调度室里工作。有人享受了城市化扩张的福利，成为站长，只用坐在办公室里。
2015年我大专毕业，很多同学成为小城的公务员、律师或老师，也有人通过专升本、考研，进入了楚天都市报、长江日报等媒体。
一般说来，中考是一个坎，没有考上高中的人，会分流进技校、中专。而高考是另一道坎，没上本科线的人，会进入大专、高职院校。而我的高职和大专同学，各自成了地铁蓝领和城市白领，基本不会去工厂打工。
最近几个月，我在江苏常州、苏州采访了几位资深劳务中介，与等待面试的年轻人聊天。在床铺挨着床铺的劳务中介宿舍，我感到意外：原来近几年高职生也在涌入工厂，成为双班倒的操作工。在职业学校里，他们打扮入时，熟悉智能手机和网络世界，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工厂排队面试，或在车间里长时间机械地工作。
与我的高职同学对比，时间才过几年，两批人却有着很不一样的人生际遇和命运。这是我从保罗·威利斯的社会学名著《学做工》里看不到的另一种生活。
冷风：“高职、大专生有点高不成低不就”
在苏州，我认识了一家劳务公司的负责人冷风。这位资深劳务中介告诉我，2017年之后，越来越多的高职生进入工厂。
除了线下门店、58同城发帖，冷风还尝试在快手直播招工。五月份，他做了一场长达七小时的招工直播，吸引了159万人次观看，介绍的工作都与工厂有关。这场面向大学生的直播，效果并不好，只收到90多份简历，报名的全是大专、高职生。
“一共有20多个高职应届生去厂里面试。隔天晚上，我问有没有录用的，厂里回复，还没有。我说，能不能把面试条件放宽一点，只要专业对口就行。但他们还是卡得很严。”
今年，冷风明显感觉到工厂的招聘在变冷。“过去三年，前两年疫情对就业没有半点打击。” 去年，冷风的公司为工厂招募了150多名高职应届生，但今年仅有30多人入职。
“以前我们都只在中专开招聘会，现在工厂都要求去高职学校开招聘会。早几年，从高职毕业的学生，随便找个工作就有很大机会成为公司白领，肯定比电子厂有发展前途。过去，如果你学历太高，工厂还不会录取你。高职生想去工厂，一般需要隐藏学历，因为对方只要高中或中专以下的人。等录用之后，进了产线工作，如果有领导问，有没有学历高一些的人？这时候再把学历递上去，就没问题了，可能会当个组长、班长。”
目前看来，高职、大专学历在工厂里有些高不成、低不就。冷风说，进工厂的高职应届生，对工厂有某种排斥心理。而本科生不同，他们进厂后一般职位更好。“我们去高等院校招聘，效果反而更好，尤其是211、985。大型工厂会去那里招聘工程师。”
高职生的尴尬地位，或许跟扩招有关。教育部官网显示，2021年高职院校的招生人数为557万人，这个数字在十年前仅为310万。2019年，中国政府工作报告曾提出高职大规模扩招100万人。2020年又提出未来两年扩招200万人。
按另一位人力中介的解释，与其招高职、大专生，工厂不如招中专生。这是岗位的供需比例造成的：“工厂里的文员、管理岗位毕竟有限，而高职、本科生的供给又太多。工厂更需要生产员，即使有些岗位会有知识门槛，但只需一段时间训练，中专、高中生完全能胜任。而他们又不像高职生那样，比较在意工作环境和待遇。”
另外，高职生对工厂的态度也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沿海学生较内陆学生更不愿进工厂。
几年前，冷风尝试过在江苏省的高职院校办招聘会，他发现留存率非常低。“招的小孩不能吃苦，来的时候他们带着三五千的零花钱，钱花完就回去。来十个人，可能最后走了九个。这学校的生源大多在本地，家里条件不差，让孩子进工厂做个生产型的技术岗，都不太能接受。”
今年3月，冷风在山西运城职业技术学院办过一场春招会。大多数学生选择去了电子厂，他们可以选择“管理岗”、“文员岗” 两种方向，但前期都先要做一段时间的产线工人，之后再升迁或转岗。那一次招了十几个学生来苏州。
杨丽：从生产线转到办公室
22岁的杨丽毕业于山西运城职业技术学院，她通过冷风的校招会进入苏州一家台资电脑厂。仅在苏州，这家企业就有5万多的产线工人。实习期，杨丽被分配进了制造部生产线，共有20多道工序来完成一部手机的组装。杨丽和同学们都要从普工开始：两班倒，早上八点下班，另一拨人来上班，每天在工厂至少要待12个小时。
“一条工序，就是一条生产线。比如，我负责装电池，我就一直在装电池。如果我是给手机装一个核心零件，我就会一直在拧螺丝。那几个月，我负责检查，测试屏幕能不能开机。如果屏幕亮了，接下来就是另一个人的工作，他会继续检验声音。”
最初一周，杨丽不太适应晚班，但很快也习惯了。对于这份工作，她没什么评价，甚至都懒得抱怨。每天十个半小时的有效工时，她全程要站着工作。下班后回到八人间的宿舍，条件和上学时没太大差别。
“熬夜也没办法，工作和生活肯定不一样。既然出来上班，就要适应。夜班大家的工作氛围很好，相对自由一点，不会禁止员工讲话。大家一起聊聊天，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我问杨丽，“你的同事大多只有初中、中专学历，你会不会认为，自己读到高职没有意义？”她冷冷地回答，“每个人想法都不一样，我们女孩子更多是求一个安稳的工作。 ”
按冷风的解释，在电子厂，其实高职生有更多的升迁机会。“最开始他们都会去产线锻炼。如果一直做普工，那就没意思了。对企业来讲，不能把读了这么多年书的人，和初中学历的放在一条线上。这说不过去。有些毕业生，虽然也在做普工的工作，但企业系统里会备注，这个人属于储备干部。另一方面，高职生确实对工厂普遍比较排斥。哪怕是在工厂当文员，心里想着那也是在工厂，不如心理预期里的写字楼那样高大上。”
今年六月，杨丽没有回学校参加毕业典礼。她告诉我，大多数同学都没回去，而是让学校邮寄毕业证。她的专业是计算机，同学里男女各一半，但他们很少接触到编程相关的知识。课堂上老师讲授更多的是Excel、Word、PPT等办公软件的使用。据她所知，找到工作的同学，一部分和她一样进了工厂，另一些会选择当销售。
今年五月，杨丽从生产线的质检员转为办公室的文员。生活变化不大，她还是住在八人间的寝室，工作仍在车间里，办公室离生产线很近。唯一不同的是，她不再机械地打开手机屏幕检查，而是坐下来对着电脑工作。在企业办公系统里，她负责统计工人的加班情况、审核请假和调休的申请。工作时间也没变，两班倒，早八晚八。“我的工作是服务生产线，工人没走的话，你一样要在岗。有时会出一些小意外，比如某个工人打卡没打上，你得过去帮忙协调。”
收入也没变，一样的底薪，一样的时薪。杨丽说，刚来工厂实习时，收入和正式工一样。收入最高的一个月，她拿到近六千元。那个月只休息了两天，每天都加班。她给我算了一笔账，每个月底薪2280元，这包含了每周五天、每天八小时的工时。平均下来，时薪为13元。工作日八小时之外，属于工人自愿加班的时间。杨丽称，工厂按劳动法，在工作日加班，可以拿到1.5倍的工资，周末加班可以拿到2倍的工资。一般来说，工人们在工厂一天至少呆满12小时，除去休息、吃饭，有效工时只有10.5小时。这不是这家电子厂的特例，而是中国制造业的普遍规则。
我问杨丽：“你们愿意加班吗？”她回答，“你想在周末休息也可以，想来上班也可以，但只有上班才算加班。我们出来打工，肯定是想要加班的。有的工厂是计件算钱，有的是计时算钱。只有上班时间长，工资才会多。如果你不加班，一个月只能拿到2000多块。”
“有的人目标远大一点，我们就是图个安稳。我目前没有特别大的理想和抱负，就是想过好目前的生活。” 杨丽并不在意工厂的职位上升慢，因为待的时间越长，福利待遇就越好。“很多人觉得电子厂的工作枯燥无味，也不自由。你想要自由，就出去跑外卖，那样的确自由，但安全性也要考虑，各有利弊。”
张伟：一名高职生的毕业与就业
张伟身高1.7米，体重有140公斤。2月9号，他在常州一家工厂面试。面试官看着他，将手上的笔放在地上，问“你能蹲下来，把笔捡给我吗？”张伟照做了，他没觉得对方在刁难。劳务中介的工作人员此前跟他说，这家公司会关注应聘者的面相、体格，比较挑人。中介还说，对待面试官要端正态度，写简历的字要尽可能工整。
一般来说，求职者做完自我介绍，讲述毕业学校、工作经历，并背诵完26个英文字母，工厂面试就结束了。面试官要求捡笔，倒不是刻意为难，也是一种测试。
张伟蹲下、起身，表现得明显没有普通人灵活。他注意到面试官的犹豫，就主动说，“老师，给我个机会吧。我从内蒙古大老远直接过来，就是奔着这家工厂来的。”
面试官没有说什么，只是在简历上做了个记号。当天，张伟得知自己通过了面试，可以体检后入职。除了态度主动，也因为他赶上了用工的高峰期。每到农历新年后，长三角、珠三角制造业需要大量的新工人。
2019年从高职毕业的张伟，过去几年经历了几次工作变动。他毕业于内蒙古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他是通辽人，住在离市区约一小时车程的蒙古族村庄。张伟告诉我，他的高考成绩差本科线不到30分。在高考前一个月，父母经营的超市遭遇大火，富裕的家庭遭遇变故。
“这件事对我肯定有影响，之前的调考成绩怎么也能考个本科。我是家族里同一辈人中最大的，家人一直期望我能上大学。但复读也没意思，末流二本还不如去一个好一点的高职学校。本科学费也贵，还要多上一年学。我想，那不如上高职，还可以早点出来社会看看。”
学校的专业课，要求学生能掌握数控机床的技术，第一年上理念知识，第二年有更多的实操课。张伟还记得，班上分小组完成毕业设计，他们的小组设计了两个简易的流水线，利用一个抓取装置，将一个矿泉水瓶移送到另一条流水线。这个毕业设计作品获得了全校的第三名。
“其实我也不懂背后的原理，学得不扎实。高职毕竟不是本科，教不了太多东西。”张伟说，组长在班上的成绩最好，他完成了所有的设计。同学们毕业后大多数留在了内蒙古，做销售类工作，不少已结婚生子。班上成绩最好的同学，在专升本考试失利后，就没怎么联络了。寝室里成绩最好的室友，算是班上混得不错的那个，在北京当房产中介。
对于高职生来说，校园生活非常短暂。2018年11月，张伟没有参加学校安排的实习。“实习就是去厂子里干体力活，什么厂都有，去打下手、搬水泥。一个月挣2000多，去实习的同学后来基本都跑了。”
张伟认为，在高职学校里，他学到的最重要的知识是社会交际。在学校，他是宿管会成员，负责查寝，检查大功率电器、饮酒等禁止事宜，为此认识了不同院系的学生会主席、社团组织人。这样的人脉关系让他获益不少，比如新开的驾校会付他薪酬，发发广告传单。校外餐厅会让他介绍学生来聚餐，并给回扣。“不过，我后来发现，离开学校后，情况完全不一样。过去别人找你，是因为你在学校认识很多人。”
毕业后张伟换了好几个工作。最开始是在呼和浩特一家洗衣厂当司机，负责为几十家旅馆送洗好的床具，再回收待洗的。这份工作很辛苦，干了一年多，张伟决定离职，因为预支工资太拖延。
辞职后张伟回家过年，赶上了新冠疫情，他和家人们在村子里封控了将近半年。再次回到呼和浩特，已是2020年夏天，张伟成了快递员。“当时几乎所有行业都停了，只有快递还能做。”
这份辛苦的工作只持续了半年多。2021年他又回到学校，凭借着学生时代的人脉，在校内超市开起了水果摊。那几个月生意不错，因为学校封校。“你也不累，就守着摊子，每天三个时间点忙一些：午休、晚饭、晚自习下课后”。
盘点一番，张伟发现赚钱不多。那九个月，除去两万块的租金，赚了四万多。大部分钱都用在交际上。在学校所在的大学城，张伟有很多熟或不熟的朋友，他常为吃饭买单。
父母一直劝张伟别开水果店了。每天和人吃吃喝喝，还不如来江苏常州的工厂上班，至少能存下一笔钱。三年前，张伟的父母经亲戚介绍，来到常州的光伏厂当计件工人。张伟的弟弟只念完了初中，也跟着父母来常州打工。
张伟还记得，来常州那天，下了很大的雪。当天晚上他刷短视频，看到刘超人力的直播，很快就报了名。能进常州的工厂工作，而不是留在学校卖水果，这个选择后来让张伟庆幸不已。如果还在开水果店，生意肯定不好。因疫情防控，学校迟迟没有开学，学生们一直在上网课。
张伟也喜欢上晚班
在劳务中介冷风的定义中，张伟属于技术工。不过，当前制造业的技术工，不是工匠型工人，而只是操作和维护机器的人，就像便利店的店员，遵照SOP，简易地操作机器。
“刚进去时老员工会教你，工作确实要用到26个英文字母，你要知道哪个英文字母开头，代表合上，哪些字母代表上或下。”张伟只用了一个礼拜，就会操作这些机器了。车间不会有专门培训，新工人跟着老员工做一些辅助性操作。十五天后，他们需要考取上岗证。
张伟说，和他同一批进去的，大专学历比较少，大多还是初中、中专毕业。“这份工作和我学的专业有一点点关联，但哪怕你从来没学过，也能上手，只不过慢一个礼拜。”
张伟计划留在工厂。比起洗衣厂司机、快递员工作，他觉得工厂并不累，只是更无聊。他很满意自己的薪水，一个月能赚六七千元。五月份他只休息了两天，赶上法定假日的三倍工资，拿到了8000多元。在江苏常州，他没什么熟人，少了很多交际开销，能存下来钱。这种感觉让张伟觉得踏实。
每天深夜是张伟最喜欢的时间，他更喜欢上晚班。这时候车间里更自由，班组长也很少会巡逻。“更大的领导，只在白天上班，他们经常会来检查。上班不能带手机，挺无聊的，而晚上还能聊聊天。”
连续一个月的夜班，张伟偶尔会感到困意袭来，这时他会和同班的工友打个招呼。他知道监控的死角在哪，能够眯上一会。时间不长，一般不超过八分钟，整个晚上最多一次。因为，尽管没人监督，但机器并不会停止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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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赵景宜，生活在武汉，关心变化中的事物，以及不同人在时代之中的具体处境。
题图：温州某服装厂。摄影：赵景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