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格林斯潘的年代，货币政策被推上了神坛。相对于之前凯恩斯主义盛行的年代对财政政策的倚重，人们认为货币政策才是推动可持续发展的“黄金指”，因为与干扰市场运行的财政政策不同，货币政策看似给市场主体留出了充足的空间，只是在经济有过热或过冷的迹象时才会通过弹奏钢琴般精妙的微调来加以校正。

负责制定货币政策的美联储肩负着保持低失业率和稳定通胀的双重使命，它通过调整联邦基金利率即银行同业拆借率来实现这个目标。总体而言，当美联储认为经济萧条时，会降低利率（或宽松型政策）来刺激经济，通过增加货币供给来降低失业率。当经济过热时，美联储会提高利率（或紧缩性政策）来抑制经济，通过减少货币供给来控制通胀。

然而2008年危机前后的局面让人们对货币政策的崇敬一落千丈。在经济动荡的年代，无论防范泡沫还是在刺激经济复苏，货币政策都有着自己的局限，认为靠精准的加减息游戏就能应对经济起伏被证明根本是无法完成的使命。

未能防范后来导致全球金融危机的资产价格泡沫被认为是美联储的一大败笔。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约翰·泰勒认为，如果美联储在21世纪头几年把利率略微提高一些，或许就能挤掉一些泡沫，同时也能实现“促进就业”和“维持物价稳定”的“双重使命”。

但曾担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的盖特纳反驳说，在试图抑制信贷泡沫或资产价格泡沫时，像钝器一样的货币政策并不是一个合适的工具。尝试用货币政策来击破泡沫是不负责任的，更是危险的：通过减慢整个经济的增速来压低房价或股票价格，就像是舍帅保车。

而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也“附和”说，货币政策最重要的任务应该是促进就业市场的改善，同时避免经济进一步滑向通缩，而非抑制资产价格泡沫。如果一个央行过于注重通过货币政策去解决资产价格问题，则有可能造成严重后果。

伯南克举例指出，2010年和2011年，为了应对抵押贷款债务攀升，缓解市场对于房价持续上升的担忧，瑞典央行不顾当时通胀预期偶然低于其目标，而且失业率居高不下的现实情况采取了提高利率的举措，结果导致瑞典经济陷入了通缩境地，这又迫使瑞典央行在之后三年内将利率以2%下掉至零。

对历史的回顾似乎也证明了货币政策对抑制房地产泡沫的“无能为力”：到2006年1月，美联储已经稳步地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长达一年半之久，但对抑制房价的影响倒微乎其微。因为很多人预期房价的上涨速度会超过10%，因此即便将他们的月供提高几十美元，也抑制不了他们的购房行为。

此外，伯南克也抱怨由于“全球储蓄过剩”，导致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的大量货币涌入，推低了美国的借贷成本，以至于逐渐提高的短期联邦利率未能推动长期利率水平提升，使紧缩货币政策的努力付诸东流称之为。

在伯南克看来，很多认为美联储早就应该提高利率抑制房价的人存在一个认知误区，即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了房地产的繁荣，但其实是货币政策之外的诸多因素导致了房地产市场的繁荣。比如诺贝尔经济奖得主罗伯特·希勒就认为，房地产泡沫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心理因素，而不是低利率。他在2007年指出，美国房价在1998年左右开始迅速上涨，而美联储削减利率则是2001年的事情。

英国和西班牙的房价故事似乎能够支持伯南克的说法。因为当年几乎在美国房价大幅上涨的同时，包括英国和西班牙在内的欧洲国家的房价也开始步入大幅上涨的轨道，而这些国家的货币政策比美国的货币政策紧缩得多，但民众乐观的心理预期和外资的大量涌入同样推高了房价。

不过吊诡的是，如果真是“心理因素”推升了房价泡沫，那美联储也负有间接责任。盖特纳半开玩笑地指出，美国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经历了一个稳定增长的时期，经济学家将这个时期称为“大稳健”时期。这有可能滋生自满情绪。而对“大稳健”做出重大贡献的货币政策也有可能间接地催生“泡沫心理”。但货币政策不能为了防范未来的自满情绪而刻意诱发不稳定的经济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