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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3日至7月26日，一篇关于德国中产阶级需要排队7小时领取救济度日的文章在各大平台被顶上了热搜。
一切的起源发生在两个月前的6月2日。
当日，贝塔斯曼集团旗下的n-tv电视台在一档节目中采访了德国公益组织Tafel的创始人兼董事长Sabine Werth。
在对话环节之中，Sabine Werth表示：“在过去几周内，有越来越多的人寻求我们的帮助。其中有很多个体经营者，尤其是来自会展等活动行业的个体经营者，他们不得不申请个人破产。在我们看来，这些人本应该是中产阶级”。
这也是全部访谈环节之中唯一一次出现“中产阶级”这个关键词，剩余的时间主要是主持人与Sabine Werth就德国高企的通胀产生的负面影响以及政府抗通胀政策的对话。
7月19日，《每日镜报》在同样采访Sabine Werth之后发表标题为《柏林Tafel门口排起了长队》的报道文章，并配以Sabine Werth访谈中的一句话“新近来寻求我们的人群中也有中产阶级”作为副标题。
7月22日，推特认证显示定位伦敦的媒体RRN发表报道，描述柏林的救济站之中不仅有低收入人群，就连中产阶级家庭也要大清早起排队7小时领取Tafel提供的救济。而该篇报道即为当前热搜话题的直接来源。
RRN全名为Reliable Recent News（可靠的最新新闻），因时常报道存在争议内容而屡次出现在主流西方媒体的黑名单之中。该媒体7月25日曾发表一篇名为《我们将使用武器对抗政府——近三分之一美国人准备起义推翻美国当局》的文章。
虽然RRN的报道存在严重添油加醋的嫌疑，但Tafel领取救济人数正在增长，以及德国中产阶级在通胀环境下正在改变消费结构确是事实。
Tafel又称“饭桌”或食物银行，是1993年在柏林成立的非营利性机构。Tafel的主要运营模式为接受社会捐赠的临期食品，经过统筹之后免费发放给低收入人群。除了非食物的日用品援助，Tafel偶尔也会分发已过期食物。
最新的数据显示，Tafel经过近30年的发展在德国已经拥有962家分支机构，每年分发援助大约26.5万吨的食物，与全德国每年丢弃的1800万吨食物相比九牛一毛。
平均全德范围内有165万人从Tafel每周领取3.4公斤的食物，并拥有超过6万名志愿者。约17%的Tafel分支同时还运营着施粥处（即人民食堂），为流浪汉以及有需要群体提供免费热食。
与之相对的，领取Tafel需要申请并出示援助证明（Tafelausweis）。一般而言，申请该援助证明的前提条件为失业金领取者、助学贷款领取者、低收入证明以及难民身份证件，其中低收入泛指每月1200欧元收入以下。
虽然理论上真正意义上的中产阶级不符合申请援助证明的条件，但是在实际操作中通过失业证明或者家庭其他成员的Tafel援助证明也可以成功领取救济。例如2018年埃森的一家Tafel机构就因为发放了1800张援助证明却吸引了超过6000人来领救济而不得不禁止所有非德国籍人士领取救济。
在新冠疫情、通货膨胀以及乌克兰难民大量涌入德国的三重因素影响下，Tafel总部向分支机构发放的调查问卷显示，今年领取救济的人数确实增长超过一半至大约200万人。39.6%的Tafel分支表示，今年救济领取人数增长了20%-50%，22.6%的Tafel分支甚至救济领取人数增长了50%-100%。
Tafel董事会成员Jochen Brühl表示：“Tafel已经接近极限，贫困可不会放暑假，我们呼吁人们更多地向Tafel捐助食品”。
目前32%的Tafel分支已经停止发放新的援助证明，17%的Tafel分支将单人领取频次下降至每两周一次。
Tafel的调查问卷还显示，98.95%的分支观察到领取救济乌克兰难民人数出现增加，75%的Tafel分支观察到低收入群体领取者出现增长。
在低收入群体之外，德国中产阶级也在高通胀环境下改变了消费习惯。
根据普华永道的问卷调查数据显示，56%的德国人因通货膨胀而减少了旅行次数，其中的73%因机票涨价而拒绝乘坐飞机出行。德国电视一台的数据则显示，以奥乐齐和利多为代表的廉价连锁超市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营收增长了11%，普通非廉价超市营收仅增长2%。GfK的数据则显示，德国人在食品上的开销比去年萎缩了4%，环保绿色但价格昂贵的有机食品销量则大幅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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