滞胀可能会发生，但不会像1970年代那样严重

界面新闻：从俄乌冲突到能源危机再到物价飙涨，今年以来的世界可以说是危机四伏，许多人开始将之与上世纪70年代的滞胀类比。当下对滞胀的担忧是否有其合理性？又是否会产生全球性的影响？

亚当·图兹：这可以说是欧洲中心主义或者说西方中心主义的典型症状了。我们现在讨论许多经济政策时，都不怎么关心日本和中国这种在亚洲经济里占据龙头地位的国家，但中日两国的通胀率现在就不高。如今，欧洲、北美和拉美都正面临通胀压力。低收入者可能是受其影响最大的群体。至于非洲，目前我们还无法确定那里是否会发生广泛的通胀，但粮食和能源价格上涨的打击面肯定不会窄，值得重点关切。我们是否会陷入滞胀局面？对这个概念的使用可能宽泛了一些。因为明年预计还是会有一些增长的，尽管经济衰退的可能性并非就不存在。

经济衰退是有严格技术定义的，比如要有连续两个季度的负增长。绝大部分经济学家都估计，明年美国会有一波衰退，但他们同时也预计全年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会保持在2%左右。所以衰退与通胀这两件事同时成立的意义在这里只能指：预期（明年）第一和第二季度可能有一阵短期的、温和性质的衰退，而通胀率也会在5%或6%左右。从技术意义上讲，滞胀确实可能会发生，但它不太可能恶化到1970年代那种滞胀的程度，当时的通胀接近20%，负增长还持续了两年，而且幅度也不小。

当下新闻报道有渲染夸大的成分。我认为，绝大部分证据都表明，从市场方面的定价策略来看，他们并不觉得2023年会爆发什么大的通胀。他们预期的是通胀趋于缓和。所以我想坊间流行的滞胀一说不完全符合事实。我宁愿这样说，严格来讲，未来一段时间里可能会出现暂时性的滞胀，但这个“暂时”所持续的时段显然也会比我们许多人预期的略长一些。

当然，事态的发展很快，人们需要有一些理论来解释它。不妨看一看以下三个惊人的事实：第一，2021年是近50年来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一年，全球实现了6.3%的平均增长率。当然这肯定涉及到基数效应，毕竟2020年的经济数据很不好看。第二，2022年上半年的经济增速有所放缓，增长率的下跌来得很迅猛，是80年来最剧烈的减速。上一次还是1930年代中期，世界刚刚从大萧条当中恢复过来，随后增速就来了个急刹车。两者结合起来看的确令人刻骨铭心——50年来最快的增长，80年来最猛的刹车。第三个惊人的事实是，在2020年和2021年，世界主要国家的央行负责人都还在关心低通胀或通缩的问题。美联储和欧洲央行都调整了货币政策，以处理他们所谓的低通胀这一顽疾。

我在这里想要强调的是，事态的进展来得很快。直到2021年12月，通胀都还没有在美联储的议程中占据主导地位。这距离现在也就是几个月。忽然，我们的政策组合一下子就变了，央行开始关心起滞胀来了。我们的通胀率一下子飙到了8%以上，而美国的抵押贷款利率也从3%升至6%，三个月的时间里翻了倍。不管怎么讲，这一切都确实来得太突然，对许多人而言，这大概是经济前景与经济政策最剧烈的一次转变。国际清算银行最近的报告称，他们以前从未见过这种态势。高速的增长突然减缓，通胀率在短短几个月之内就从1.5%升到了超过8%。目前也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失业或罢工，只不过物价突然大涨。这是反常的。

界面新闻：这些反常背后可能有什么原因？

亚当·图兹：做经济计量的时候，我们大概会划分出三组不同的因素。首先是能源价格；其次是供应链的紊乱，它限制了供给并催生出不平衡；最后是新冠疫情对需求的打压。各种效应是会堆叠的。话虽如此，尽管目前的通胀幅度仍比过去几十年我们所熟知的要高，但肯定不会一直维持在这种足以引发恐慌的程度上。

界面新闻：它会是一个短期还是长期的问题？

亚当·图兹：我想应该会持续18个月或者两年情况才会有所缓和。这不只是我的个人观点，看一看市场即可知，那些亿万级的基金经理都蠢蠢欲动。这就是他们目前配置资产所依凭的基本图景。至于十年以后会怎样，论题实在太大，我们恐怕得放到今后来谈了。

重温1970年代，不同视角下的“创伤”

界面新闻：除了滞胀，上世纪70年代还发生了什么？我们应该如何在全球语境下重新理解70年代？

亚当·图兹：上世纪70年代是一个在全球范围内都可以称之为“创伤时期”的历史阶段。它给人的感受和创伤很相似，就像人们情不自禁要去反复回想的心理创伤。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回到那个时候，仔细打量伤口，想要弄清究竟发生了什么。在北美视角、欧洲视角与中国视角之间讨论那个年代是相当有趣的。

在各个地区，这种创伤感有不一样的动因。在中国，当时发生了最重大的三件事——毛泽东逝世、文革结束以及邓小平发起的改革——最后这件事和西方的故事有所重合。如今也确实有许多西方的叙事倾向于把邓小平和里根、撒切尔联系起来。不管这里有多少盲信的成分，他们总还是建立起了某种关联，认为他们共同开启了一场全球性的经济变革。

但如果回顾上世纪70年代的早期，那反差就惊人了。中国那时并没有多少通胀，不像波兰或是其它一些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西欧和美国也有类似的状况。这些地区的“创伤感”有着复杂的来源。

第一个是技术性的宏观经济因素。通胀上升的速度异常之快，虽然不至于到极端的通胀水平，但起码也有15%到20%的样子。经济增速则放慢了——这也是“滞胀”这个概念的起源。

第二个是地缘政治危机，即后殖民意义上的危机——阿拉伯世界有了打破西方霸权的雄心。1978年到1979年间，伊朗国王失去了西方的援助，继而是革命与政权更迭，而这又引发了第二波民主化浪潮。

第三个则是去工业化以及亚洲崛起带来的挑战。1970至1980年代的第一波全球化冲击来自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它们冲击了西方的劳动分工格局。

还有第四个方面，它与主体性（subjectivities）有关。你可以用譬如“后现代主义”之类的标签来形容它。崩溃的不仅是维持增长以及控制通胀的一整套体制，还有后殖民的一系列主体也在世界经济中获得了权力。这一切都不是突然发生的，劳动分工从传统的工业革命腹地转移到了东亚地区。在这一时期，西方也对自己的文化与文明深感不安。这意味着冲击是多重的，你必须在新的框架里妥善地安置它们，如身份政治与性解放浪潮，这不仅关乎异性恋，也有当时以“石墙”事件为代表的同性恋解放运动。70年代末期又发生了艾滋病危机，到80年代初，危机已经扩散到了诸多领域，可谓全面开花。

当然这是西方人的见解。如果看一看非洲的历史就不难发现，经历了上世纪60年代的独立运动，非洲各国大都建立了有利于国民经济发展的体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许多70年代里饱受危机困扰的国家，80年代又有灾难性的贫困与债务危机席卷而来，接着又碰上艾滋病。所以出问题的不仅是欧洲和美国，全世界都无法幸免，危机之下似乎产生了一种共识，那就是——按照某种新自由主义的方案来发展经济才是这一切问题的答案。

1970年代的经济政策辩论，关乎选择与自由

界面新闻：你在《外交政策》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里提到，历史上有两个重要时代塑造了当今的经济政策，一个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萧条时期，另一个就是70年代。上世纪70年代在经济史上有着怎样的地位？

亚当·图兹：上世纪70年代总体上是研究政策失败的一大案例来源。二战结束后主导西方经济政策的基本模式，大体上都可以贴上凯恩斯主义这个标签，它具有很好的协调作用，政府的刺激需要在相对稳定的金融框架里才有发挥的余地。更多的政府刺激能带来更高的经济增长，同时70年代早期的就业状况也都有较大的改善。然而，突然间你就发现，各种各样的老办法都不管用了，就像你对着电脑手忙脚乱地输入一通，却再也得不到想要的结果。失业率和通胀率同时开始攀升，两者竟然真的同时存在了。如此一来，70年代以降的整个经济学基本上就是围绕“滞胀”这个词而发展起来的，它致力于理解这种统计关系的突然错位。

同时，货币主义以及理性预期革命也应运而生，此外还有基于新市场的经济政策模型与央行独立性的理念，这些思考政策应如何实施的新蓝图在80年代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继而衍生出了1990年代闻名全球的“华盛顿共识”。

如果你关注过一些人们耳熟能详的当代西方顶尖经济学者的生平，如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珍妮特·耶伦（Jenet Yellen）、本·伯南克（Ben Bernanke）和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等，就会发现他们大都是70年代从研究生院毕业的。拉里·萨默斯可能是其中最年轻、也最早熟的，他在读本科的时候就试图去理解整个70年代了，并怀揣这一关切进入研究生阶段。像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这样的西方知名经济评论家也深受70年代的影响。用中国人习惯的说法来讲，他们有点像所谓“改革开放一代”，具备一些共同的特征。

回望一下上世纪70年代，看一看哪些选项被抛弃掉了也很有意思。

我们要如何讲述这个新知识诞生的故事？方法之一是，主张这一变迁无可避免，因为旧的范式已经失效，丧失了解释力，只能退出历史舞台，我们需要新的知识。这种新式经济学的拥趸们就是这样自我暗示的。但如果你考察一下历史，就会发现它的上位其实更像是一场斗争，有两派学者在相互较劲。就70年代的欧美经济学转型而言，这场斗争的焦点在于“哪些选项是可实践的”以及“哪种自由是可行的”。

为什么说有了自由呢？因为转眼间，货币就不跟黄金挂钩了（编者注：1971 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全球主要货币进入全面自由浮动的时代）。自从人类发明货币以来，几千年里货币都以黄金或其它金属类实体为基础并与之挂钩，这已经成为传统。然而突然之间我们就意识到金钱也不过是源自约定俗成，和法律、语言没什么区别，都是一种社会性的人造物。而这就引发了一个严峻的政治问题，即我们现在忽然可以决定“究竟什么才算是钱”了。这可怕极了，一下子把人弄得摸不着头脑，我们以后要怎么办？有了如此大的自由，我们打算拿它来做什么？就此而言，我觉得70年代的争论不单单是技术性的，不止于讨论最佳的经济政策为何，而是关乎：当我们坐拥这样的自由之后，究竟要拿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几大核心变量——金钱与信用——怎么办？

这场辩论一开始分为两派，左派的凯恩斯主义者认为，现在可以大刀阔斧地展开社会改革了，要争取把此前未能做成的事一举搞定。诸如堕胎的权利、离婚的权利、现代福利国家中的育儿服务、退休金体系等等，都发端于上世纪70年代。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突然崩塌，瑞典、德国、荷兰、英国以及美国等等都可以更加不受拘束地展开社会实验了。毫不意外，右派的保守主义者也会更强烈地反扑，他们认为做出这样的选择是危险的，需要做的是限制选择的范围，因为如果把这个范围放得很宽，那社会上就会为繁多的选择而斗个没完没了，而资本主义民主又只能容纳一定程度的争斗。

在上世纪70年代，曾有人下诊断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塌所带来的自由对于民主而言，乃是无法承受之重。这些诊断非常宏观，涵盖了多重危机，不仅拷问经济、也拷问民主本身。而50年之后，我们也确实在为民粹主义的兴起以及特朗普上台之类的现象而困惑。而那些问题首次被人正式地提出来，恰好就在70年代。当时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尼克松和水门事件、英国和德国政府的下台、意大利与德国的恐怖主义以及日本国内的阶级斗争，呈现出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上世纪70年代的经济政策辩论最终做成了一件事，那就是把上述这些东西全部停掉、甚至冻结起来，将它们收束到一个相对可控的制度框架当中。如今我们也认为，这些制度是理所当然的。当时也留下了许多进步主义的遗产。有些热衷于进步主义政治的人士可能会感叹说，这些事本来在二战胜利以后就有希望办成。然而事实上，许多遗产都奠基于人们认为肮脏邪恶、不堪回首的70年代。

控制通胀与社会谈判，工会力量的最后高潮

界面新闻：在谈论上世纪70年代与今日的不同时，你曾强调工会的角色。你指出，“（70年代的）这十年也是工会力量的最后高潮，是资本主义在大西洋两岸仍然受到有组织的劳工运动有力制约的最后时刻……工会在经济政策方面的发言权达到了今天几乎无法想象的程度。”该如何理解工会与那个年代世界经济状况的关系？与今日有何不同？

亚当·图兹：工会的背景有许多种，社会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共产主义的、甚至是无政府主义的。它们在会员规模以及影响力上都抵达过好几次顶峰。第一波工人运动发生于一战前后的传统革命年代，或者说俄国革命时期。第二波则围绕二战的余波展开。如果要打一场总体战，那就需要进行总动员。因此工会在各处都变得非常强势，乃至于能组织许多抵抗运动，例如在法国与意大利，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都在抵抗运动中发挥着统领作用，由此他们在战后也享有较高的合法性。欧美最后一波有组织的、大规模的工人斗争发生在1970至1980年代早期。接着，美国的机场调度员、英国的煤矿工人以及意大利的汽车工人便在工运上遭到了一连串的灾难性溃败，这种传统的社会主义工会运动在内核上被击垮了。这是一个大致的脉络。

上世纪70年代，这些工会在多个层面上都发挥着可观的影响力，一些成功控制通胀的案例里也或多或少有着社会谈判的功劳。它让社会里的主要利益团体齐聚一堂，例如企业主、工会与工人等，与政府展开公开且直接的对话。它不同于企业内部的工人理事会，也不同于苏联模式。但它承认，自由民主、个体的选票以及个人权利尚不足以安顿好社会上的各方力量。鉴于此，你需要让这些社会力量在政治领域里通过这样的直接谈判而得到代表。对于遵奉自由个人主义的社会而言，这可以说是莫大的妥协了，不是吗？其基本原则本来是一人一票和法治。一旦你承认，为了控制通胀或实现其它的经济政策意图，我们需要将阶级力量列入考虑，那实际上就变相地认可了马克思主义，此时它就融入了自由主义政治的血统之中。这一点和当今的状况非常不同。

在上世纪70年代，要找到其它办法来控制通胀是很难的，除非你想走上一条以1979年的“沃尔克冲击”（编者注：Volcker shock，时任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顶住政治压力，以果断大幅加息遏制通胀）为归宿的道路，这是通胀问题的另一种解法。你不用简单地同意企业主和工会的诉求，诸如有关工资和物价应当如何确定，这是一种在明面上用功的路子，事实上你可以运用调整利率这样的宏观经济政策，把利率定在一个足够高的水平，打压经济当中的需求。如此一来失业率会上升，但通胀就能降下来。此时你相当于把经济看成一套抽象的体系，操纵特定的杠杆来敲打社会结构。

如今人们的苦恼对象可能是托马斯·皮凯蒂的书，是它讲述的深度不平等的故事，以及自由派精英在达沃斯的种种高谈阔论，宣称我们理应采取一些措施云云。但上世纪70年代不是这个样子的，当时的冲突更为公开，且跟主体性和伦理道德无关，它只关乎权力。这就是与今日的差别所在。

结束“民主的金钱”，危机时央行要保持独立性

界面新闻：你始终强调处理危机时央行保持独立的重要性。为何独立的央行如此重要？上世纪70年代时央行的所作所为，对当今而言有何启示？

亚当·图兹：现代宏观经济学最伟大的教授之一鲁迪格·多恩布什（Rudiger Dornbusch）明确表示过，经济政策的目标是结束“民主的金钱”（democratic money）。金钱要承受选民、社会利益团体与劳工的压力，这是邪恶而有害的经济学。好的经济政策得让金钱摆脱种种社会力量的左右，把它交给技术官僚来治理。这就是他那一代人的规划，他把这个想法直白地说了出来。这些观点是发人深省的。

关于央行在上世纪70年代发挥的作用，一种普遍的认识是，央行的错误在于反应太慢了，他们眼见通胀浪潮来临而没有收紧货币政策。常识性的解释认为，原油价格的猛涨冲击了物价，接着引发了通胀。但如果仔细揣摩一下这里面的经济学道理，就会发现事情非常有意思。提高某样东西的价格，并不必然会导致广泛的通胀，因为它本应该会导致其它东西的降价。汽油价格涨了，你应该能预见到车价的下滑，因为油一贵人们就不那么想买车了。所以说这里有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特定领域蒙受冲击后、引发全面通胀的唯一路径，就是你用了加大货币供应的办法来应对最初的冲击，这样就会让其它东西的价格全面升高。而这也是我们会对央行所谓的“扩张性货币政策”表达责难的原因所在，它让特定领域所受的冲击蔓延到了整个经济体。

央行为什么会这么做？原因在于，不那样做的话就会导致经济萎缩。以石油为例，OPEC提高油价后，你可以简单地利用欧盟预算来消化掉它，这也是他们现在所做的，如此一来生活标准就会降低。对此你也许可以提高工资，也许还可以通过让别的东西涨价来冲抵一下高企的油价。但假如经济当中的总需求量不相应地跟着扩张的话，就业形势就会恶化，商业也会不景气。就是因为这一点，央行一开始没有任何动作导致了1974-1975年的衰退。接下来他们就开始从货币政策上动刀了，而通胀螺旋正是从这时开始转动的。

面对2021-2022年能源价格上涨的冲击，我们的观念是，不允许超发货币，要承认这种再分配性质的冲击。换言之，卖石油给你的人境况好转了，而你的情况变差了。接下来就要问自己：假如一些人确实会因此而蒙受损失，那我们究竟可以帮助到谁？接着我们要运用福利政策来抵消高油价产生的额外开支，这样就吸收了相对价格的冲击，就守住了总需求的防线，再往后则是以再分配政策来帮助收入最低的人群。这是当下最理想的政策组合。在70年代，央行的管理者们还不太相信自己的政策对价格能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现在就没有人会赞同这种想法了。

现在并非1970年代的简单重复，而是某种延续

界面新闻：总的来看，把今天的状况和上世纪70年代做类比究竟有没有道理？

亚当·图兹：我倒是想谈一谈人们为什么会去做这种比较。在我眼里最出色的解释来自邓肯·韦尔登（Duncan Weldon），他认为当今和70年代的相似性在于“多事之秋”与“错漏百出”这两大特征的并存。就这两点而言，今天确实很像70年代。有战争，有能源危机，有通胀问题，又受到了新冠疫情的困扰。世界不同阵营之间的关系也趋于紧张。

但我想它漏掉了一个深层次的问题。我的分析框架是，我们都属于“70年代之子”。我们被锁定在了这层关系中，这并非简单的重复，而是某种延续。因此，我们与70年代的关系不是并列的，也不是历史的重复，而是谱系学的（genealogical）。我们与70年代之近似，同孩子与父母之近似是一回事。虽有起伏沉潜，但我们大体上还是在同一个空间里讲话。我甚至认为，我们从来没有真正走出过70年代。

但二者之间又具有根本差异。你没法回到那个时代，最大的差异就是阶级政治，70年代的政治生活和现在迥然不同。说现在与70年代全然不同，是因为我们吸取了70年代的教训，西方的精英从70年代那里上了一课，然后打破了70年代的阶级政治。因此哪怕我们如今面对的问题在某些方面和70年代相似，我们也没法采取和当年相同的解决办法。

界面新闻：我们应该对上世纪70年代感到恐惧吗？如果说那个时代仍有让人欣慰的地方，可能会是什么？

亚当·图兹：我认为我们应当拒斥那种认为70年代一团糟的观点。因为经济增长、社会进步与文化的自由化对今天的我们来说都全然是不可或缺的。我这代人里面没有谁能提出别的道路。后续发生的一切不是在一个简单的意义上，而是在一个复杂的意义上为当时做出的诸多抉择以及发展出的一系列新形式的自由等等所决定。

可以承认一点，那确实是一个令人不安的时代，因为它的实验性质太强，可能通往的结果也是非常开放的。它使人们畏畏缩缩、忧心忡忡。但如果你从民主或者广义上的自由的状况这个角度去看，你又可以认为那是最后一个世界政治中的许多基本问题依旧悬而未决的时代。70年代也是最后一个各国可以在革命斗争方面建立广泛的国际团结的时代，是最后一个人们公开地以阶级政治的术语来谈论政治权力问题的时代。这里的“人们”当然大都处于高学历的中产阶级立场。

面对不确定性，投资者和企业家需要“精挑细选”

界面新闻：让我们回到现在，投资者和企业家应如何面对当下的经济不确定性？

亚当·图兹：我不时会给一些金融公司做咨询，对方大概率会问的是：你觉得这究竟有多大的可能性？故事讲得是很动听，但具体的数字呢？你谈论的图景有20%、30%还是50%的可能会实现？但我觉得这是没法精确的。面对这种情况，经典的做法就是分清楚领域，你要选好发力的领域，选好公司。不要只看指数来投钱，现在迷信标普500是无意义的。本来万事万物都按照某种结构性的力量在运转，结果这个世界一下子就变了，人们必须独立思考作出各种决定了。

一方面，如果你是个中国企业家，不难发现，与中国相比，欧洲市场的基本面就是存在严重的衰退风险。看一看德国的数据便可知，可谓相当糟糕了。战争和通胀都很可怕，会让人们的处境发生巨变，所以不要对那个市场下赌注。但另一方面，如果你关注在能源转型这条赛道上，那欧洲的情况就非常不同了，能源转型几乎是当代欧洲的命运。如果只讨论纯粹的商机，那你就不应该期待欧洲有总体上的增长，真正的机会要在具体领域的增长上去挖掘。同样的论述也适用于新兴市场，那里不缺企业家冒险精神，也不缺开拓进取的锐气。突然之间新兴市场普遍也变得不适于作为投资的避风港了，但商品的生产还是稳健的。

我想还是要以具体的领域和企业为主。要在当下这个时刻精挑细选以及正确决策。例如托洛茨基就认为，不均衡以及复合型的发展具有强大的能量，从投资的观点看这也能成立。因为不均衡性源自系统本身的结构性力量。

界面新闻：最后一个总结性的问题关乎你自己的治学轨迹。你之前的两本书，也就是2018年的《崩盘》（Crashed: How a Decade of Financial Crises Changed the World）和2021年的《停摆》（Shutdown: How Covid Shook the World's Economy）。《崩盘》讲的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停摆》则关注2022年之前的新冠疫情，当时乌克兰危机尚未发生，通胀也还没有那么糟糕。站在现在这个节点上，你会如何看待2022年在你的“危机研究”脉络中的位置？

亚当·图兹：《停摆》一书里我最喜欢的一句话，是英文里的一句俗语：我们还什么都还没看到呢（we ain't seen nothing yet）。每当你想到“这一定是到顶了”、“这一定是最糟糕的情况了”，都不妨读一读它。我在书里谈到的2020年的危机现在已经是过去式，已经被更加宏观的后续发展覆盖掉了。

《停摆》所做的工作几乎就等于是想要在半空中抓住一些东西，捕捉到飞逝的过往，把它抓回到地面上来。这项任务的风险要大得多。鉴于此，我觉得《停摆》的价值就在于捕捉到了2020年这个瞬间，然后探讨未来可能有怎样的走向。这本书的结论则表示，世界可能将通向更深远的极端化。我正确地预见到了特定某些方面的极端化，当然我也对遗漏掉诸多环节表示抱歉。

在《停摆》出版的2021年9月份，我们仍处在一个低通胀的世界里。要是我们回到那个时间点上，每个政策制定者都还有一些余地，我想通胀的故事未必就是决定性的，战争也不一定是决定性的。想象一下，我们实现了软着陆，成功控制住了局面，最终我们也许就能把上世纪70年代的那段历史抛诸脑后了，因为我们将会意识到自己已经经历了8-10%的通胀率然后又看着它回落。它不必是螺旋式攀升继而彻底走向失控，并非一定要走到魏玛共和国那种结局，这不是世界的终结，也不会永远混乱下去。你会明白各种短期内的起起落落都是很正常的，这才是最现实的可能性。你可能会畅想一个技术官僚治国以及没有阶级斗争的崭新世界。但这一切目前而言都要打个问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