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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黄月
著名服装设计师三宅一生于8月5日去世,他的离去令人们回忆起其标志性的“一生褶”或“一块布”的理念,众多业内好友也纷纷致以悼念,比如艺术家蔡国强强调了三宅作品中“东方的美和力量”:
一生作品中体现的情感交流和方法论,常提醒我们东方的美和力量所在。包括易经中最重要的“易”,也就是“变化”,他的作品赋予人们丰富自由的穿法和搭配。
在服饰文化研究著作《日本时装设计师:三宅一生、山本耀司和川久保玲的作品与影响》中,格里菲斯大学的艺术史学者邦尼·英格利希(Bonnie English)就细致地分析了三宅设计方法论的来源,并回溯了他如何在继承日本丰富遗产的同时,创造出了面向21世纪的新型服装。
在下面这篇《日本时装设计师》的选段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文化继承中充满了三宅本人的灵感与洞见,比如在现代服饰中融入和服的披垂技术、以武士甲胄为隐喻创造出紧身胸衣,以及模仿蝉翼、贝壳等自然之物制成的透明纺织品。就这样,当战后的日本年轻一代仍倾心于欧美设计的服装时,三宅一生与同代人却打破了巴黎对国际时尚产业的垄断,产生了“既非西方、也非日本”的普世服装,以及一种真正后现代性的、跨文化的身份。
《日本时装设计师》(节选)
文 | 邦尼·英格利希 译 | 李思达
日本是世界上时尚消费开销领先的国家之一。到2000年,估计有70%的日本设计师所设计的服装在日本本土被买走,并且有50%的精选的欧洲引领时尚的高端系列是被日本消费者购买的。正如戈多伊(Godoy)所言,到2010年,年轻一代日本消费者看上去更倾向于欧洲设计的服装,因为他们希望看上去就像名流一般。
近藤多琳娜(南加州大学人类学与美国学教授,编者注)讨论了当时尚产业参与到全球性的时尚产业中时,“国家”与“文化”是如何出现问题的,她认为:
当创意人才和资本呈现出真正的跨国流动,当“日本”设计师的服装不仅在日本本土消费,甚至还行销全世界消费时,我们又怎能谈论所谓的“日本”设计?事实上,西方服装至迟在19世纪60年代就在日本登陆,而当今的设计师们更多的是在蓝色牛仔裤而不是和服环境中长大时,又何谓日本的服装?
或许,越来越多的日本设计师和公司打破巴黎对国际时尚产业垄断这一事实,能为时尚界的后现代性本质就是跨文化的观点提供有效的辩护。巴黎的这种霸权正缓慢地让位于时尚界资本的国际化身份认同之中,在此背景下格蕾夫人时装屋在1988年被日本纺织品和服装公司八木通商收购,卡夏尔时装屋的首席设计师也变成了田山淳朗,而日本Onward Kashiyama集团为让-保罗·高缇耶提供了资助。何为主流时尚?大量的文化矛盾和争论不休的概念充斥于此问题中,跨国投资、授权以及像LVMH这种大集团在决定和轮换许多主要时尚品牌首席设计师中所扮演的主要角色,让这一问题变得更加云遮雾罩。
如果日本哲学被采用的话,这种东/西方的范式是否就会被打破?时尚,如他们所言,应该超越国界,而此点在三宅一生的言论中也有所体现:
在远离祖国的巴黎生活和工作,我曾非常认真地审视自己,并质问道:‘作为一名日本时尚设计师,我能做什么?’随即我意识到,我的劣势——缺乏西方传统,也正是我的优势。我没有西方的传统和习俗(的束缚)。我想:‘我可以尝试任何新鲜事物。西方传统的缺失,正是我创造当然和世界性时尚所需要的。但作为一个日本人,我来自传统遗产丰富的环境……我意识到自己所享有的这两个美好的优势,于是我开始尝试创造一种新的服装流派,既非西方亦非日本,而是超越国籍的。我希望创造出一种普世的服装,能对我们这个时代提出挑战。
按当代京都染织家的说法,美国等流行文化对日本社会的影响在二战后日益增长。看上去日本人似乎不再有选择地关注他们的文化遗产,更渴求新奇的消费品而非珍惜传统事物。到20世纪60年代,这种情绪发生了逆转,对本土文化“新生”的皈依,被视为对之前“外来”流行文化颂扬的反弹。从细节性的视觉分析来看,三宅一生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系列作品,看上去尤其要归功于他对文化遗产的继承。一般认为,日本三大顶级时尚设计师——三宅一生、山本耀司和川久保玲拥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他们的设计都建立在和服的概念及传统和式包装方式之上,而这些和式包装会将所有的东西都以某种方式折叠、包裹和塑形。贝纳伊姆(Bénaim)将此文化现象称为“面向着21世纪的回溯,并且为未来提供了对策建议”。
和服
对三宅一生来说,传统和服中所使用的那些悬垂、褶皱和层叠技术,在他设计生涯中随处可见。这种缠裹身体的理念与日本人在封闭空间上天才创造力有关。和式服装就被视为一种包裹身体的方式。三宅一生表示:“我喜欢让自己沉浸在和服之魂。在身体和衣料之间,存在只是一种隐约的接触。”此种身体和衣料两者之中空间的核心概念在日语中被称为“间”,它创造了一种天然的自由以及服装总体上的灵活性。
三宅一生解释说:“衣服,既要从外在被看见,也要从内被感知。”他将衣服视为生活中的工具,应当是放松的、便利的并且有用的。
和服在日本文化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一些日本最著名的艺术家,如19世纪的浮世绘画家喜多川歌麿,都参与了和服的设计,就是和服及其织物所具有的巨大(文化)价值的明证。 和服被代代传承,并且其定义了日本美学传统。追溯到平安时代(8世纪到12世纪),和服主要是贵族有闲阶层的服装,其色彩随季节的变化而进行层叠、变化和协调的方式,具有相当的美学意义。和服颜色、设计和材料的选择,都受到社交适宜性的精确规范。富贵人家穿着的和服是精致丝织品,而农民穿的和服则是棉制的。
15世纪棉花首次被培育出来,在此之前,各种天然纤维被用于制衣——最常见的是麻,这是一种类似于大麻的织物,常用于制作夏季衣物。“楮”纤维来自桑树皮,长期被用来制作精美的手工纸,也是平常庶民所穿着衣服的主要材料。特别是在日本北部,纸也被用来当成保暖内衬,而三宅一生也是受此启发制作纸质连衣裙系列。当纸刚从中国传来时,它还被视为贵重品。有句谚语说道:“画在丝绸上,可保存五百年;画在纸上,可保存千年。”
三宅一生的作品对和服的语境重构作出了自己的评论,创建了一个不同的审美语境。他摒弃了巴黎系列服装的传统形式,通过独出心裁地使用面料和连续分层,他发展出了一种基于织物使用——或者说,基于服装的“本质”的时尚概念:用织物包裹身体。他创造出反结构、有机的服装。这种服装具有一种雕塑性的品质,暗示着一种天然自由,他通过其简洁的剪裁、丰富的新面料、服装与身体之间的空间以及总体上的灵活性将其表达出来。
有趣的是,和服基本处理方式,如依靠衣料未裁剪的长度、交衽和宽松裁切的长袖,曾在世纪之交,被欧洲设计模仿用于茶会女式礼服和歌剧院外套设计之上,当时东方设计对新艺术派设计产生了很大影响。
文化挪用:技术与材料
三宅一生将传统的染色、披垂、褶皱、包裹、层叠等技术贯穿于其作品中。这就将古老的绞染(即扎染)和折纸等艺术形式重新融入现代服饰中。折纸在日本具有宗教含义,常常被绑在草绳上,挂在神域周围。折叠或褶皱材料的概念在三宅一生的实践中至关重要。他曾尝试使用各种不同的材料来实现褶皱,包括亚麻皱纹、梭织棉、涤纶和经编平针织物。对他而言,褶皱代表了终极的功能性,外加上佳的表面纹理。
在他的职业生涯早期,三宅一生制作的服装采用了与传统上用于日本小自耕农所穿大衣的格子布和“刺子绣”的技术(一种日式的棉布绗缝技术),用于替代牛仔布。他还使用了一种名为“足袋里”的面料,这种面料以前只用于制作日本足袋的袜底。三宅一生通过各种方式,在纺织品上体现他的文化传承。油纸,这种常用于制作阳伞和灯笼的涂油手工纸,常常被编织成传统的絣织图案和印制浮世绘。三宅一生在1989年发布的“蝉褶”服装,似乎就与这种半透明的纸张有着相同的性质——光线在其中发散、柔化。三宅一生持之以恒地研究将服装作为“第二皮肤”的概念,而蝉褶本义就是指昆虫世界中的类似现象,其中潜含蜕变之意,隐喻昆虫蜕去薄如羽翼的外壳,而他对透明纺织品的使用方式,则加强了此种神奇特效:
模特透过这张金色的纸皮,就像一只镶嵌在琥珀中的昆虫,熠熠生辉。三宅一生中最有创意的形象之一就是在树皮上发现的。身体可以在布料内移动,就像在毛毛虫的皮肤里一样。三宅一生问道:你知道非洲有一种树,树皮会完全脱落吗?它是圆形的,就像针织衫。我想做的就是织出一些像非洲树皮般的东西。
在三宅一生的作品中,简约化的处理方式决定了他会使用多于覆盖身体所需的整张布料。三宅一生那些雕塑般的创作,象征着一种纯粹的设计方法,一如他的服装本身看上去就是某种艺术形式一般。日本对自然的亲近感,赋予三宅一生在服装造型方面的灵感,这些服装让人回想起贝壳、石头和海藻,而且他常常使用天然材料,如纸、丝绸、亚麻、棉花、皮革、毛皮和竹子。例如著名的贝壳大衣,正是出现在三宅一生的设计越来越具有生物形态的时候。这款大衣的纹理增强了设计的简约性,同时模拟了海贝的外表。
在三宅一生作品系列中,有许多都明显带着参考日本古代历史的痕迹,除此之外,加上他对表面纹饰的迷恋以及对创新形式的探索,这些共同启发了他对原色亮面硅胶的实验性的应用,而他正是以此材料创作了模压紧身胸衣。此服装成为一种对武士甲胄的隐喻。在日本历史上,武士是凶悍且武艺高超的战士。他们有着很高的社会地位,会将自己的武士刀当传家宝一样代代珍藏下去。他们的铠甲包裹着上肢,黑色象征着他们的力量和勇气。“红塑紧身胸衣”就是这样一件探究身体与服装之间关系的模压紧身胸衣,而且还以一种自相矛盾的态度让身体变成了服装,强调内衣―外衣的范式的外观。
三宅一生的设计与建筑也有着强烈的相似性。他1982年发布的藤制紧身胸衣就是由竹藤工匠小菅小竹堂编织的。同样地,这种类似竹笼的形状模仿了古代武士的战衣,但也演变成一座身体的坚刚之屋。此构造是身体能在外部之内的空间中活动观念的典型例证。很难再找到一位在材料使用上比三宅一生更具有实验性的设计师。对可能性无限的铁、纸、藤条、竹子和石头,三宅一生均可得心应手。
本文书摘部分节选自《日本时装设计师》,较原文有删节,经出版社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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