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按：斯蒂德曼·琼斯在新书《卡尔·马克思：伟大与幻想》里认为，马克思本人的观点与19世纪的社会现实紧密相连，与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体系相去甚远。本文作者、著名政治哲学家约翰·格雷认为，除去马克思思想里的“19世纪幻像”，他的伟大之处在于对资本主义体系的深刻分析。

“卡尔·马克思是一名德国哲学家”——1981年，莱谢克·柯拉柯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以这句话作为其三卷本的煌煌巨著《马克思主义的主流》（Main Currents of Marxism）第一卷的开篇序言。如果我们再加上一句“他生活在19世纪，写作于19世纪”，那么两句话连起来就算得上是马克思研究的至理名言了。后来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的那项宏大理论建构，其实和马克思本人力图理解和回应的时代问题只有微弱和间接的关联。

身为一名穷困潦倒的流亡者，马克思的生活十分不稳定，因此他的作品主题分散，相互之间关联不大，从未形成一套统一的世界观。即便是他最宏大的理论主张——比如他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里关于资本主义的论断——也是对特定历史环境的回应。将马克思视为马克思主义的建构者，只会导致对马克思本人和他的思想的误解。

这就是乔纳森·斯波伯（Jonathan Sperber）在其著作《卡尔·马克思：19世纪的生活》（Karl Marx: A Nineteenth-Century Life）里所表达的思想。这本书有系统地摧毁了关于马克思及其著作的一些迷思。从斯波伯详细记录的叙述里，我们看到了一个陌生的马克思形象。在1840年代的某些时段里，马克思的思想和20世纪的反共产主义者颇有共通之处。他在1842年写道，当共产主义理念传播开来，“我们那些曾经繁荣的商业城市将繁华不再”。1848年他拒斥了由单一阶级实行革命专制的理念，认为它是“胡说八道”。马克思常常被视为达尔文的崇拜者，这部分是由于受到了恩格斯的影响。但实际上马克思并不喜欢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因为这种理论将人类的进步变成了“完全偶然”之事。他更喜欢的是现在早已被遗忘的法国人种学者Pierre Trémaux的著作，后者认为种族差异有着生物学和地理学上的“自然基础”，这种观点在当时很常见。

从智识上来讲，马克思是一个典型的19世纪思想家。他从法国实证主义思想家那里吸收了很多观点，如传统宗教正在消逝，大工业生产的组织方式越来越优异且最终会变得更加和谐。马克思思想的这些方面与他受黑格尔哲学及德国激进人道主义影响的方面有所抵牾。马克思并非在建构理论体系，他时常变化、有时候相互矛盾的理论观点与他积极投身的政治斗争有着紧密的联系。

斯蒂德曼·琼斯同斯波伯一样，希望能将马克思展示为一位19世纪的人物，并且在多数方面与斯波伯立场相同。但是在斯蒂德曼·琼斯这本材料丰富、探究深入的书里，马克思的形象又不太一样。他比斯波伯更为直率地探讨了马克思与他的犹太血统之间复杂的关系。斯蒂德曼·琼斯写道，马克思认为犹太教“鄙视自然，对艺术或爱情无动于衷，除非两者包含金钱价值。此外，犹太教对法律的兴趣主要在于如何规避法律。”

尽管父亲和兄弟勤恳敬业，马克思还是“毫不犹豫地采纳了拿破仑的世俗看法，即犹太教等同于高利贷。他不仅化用伏尔泰的说法，用最具侮辱性的言辞攻击犹太教声称的一神论，将其称为‘多种需求的多神论’；而且还抨击犹太法典，称它们是“自利的世界与统治这个世界的法则之间的关系”。马克思的文章《关于犹太人问题》（1843-1844年）里含有很多类似的“恶毒的反犹讥讽话语”。

斯蒂德曼·琼斯这本书里最具有原创性的部分是马克思关于村社（village communities）的观点。一般认为，马克思将村庄视为一种古老的生活形式，与塑造社会主义的过程无关。在马克思从1840年代到1867年发表《资本论》期间的作品里，这种观点的确占据主导地位。在这段时期里马克思的思想非常现代，他将社会主义设想为资本主义的接替者，奠基于新出现的产业工人阶级的渴望。不过从1868年起，他开始将传统的村社农业形式视为一种平等主义社区的体现。从这种观点来看，俄国的米尔制度（Mir，沙俄时期的村社组织）提供了一个在古代社会甚至原始社会的幸存物之上建造未来革新的例子。在俄国的米尔制度下，土地由村社共有，并且定期重新分配。社会主义的灵感来源之一竟不是对未来的展望，而是过去时代的残余。

马克思对俄罗斯的观点，与推崇农村民粹主义的思想家如亚历山大·赫尔岑相接近。在一封写于1881年的信件草稿里，马克思将俄国的农民公社视为后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种子：“如果革命在适宜的时机发生，如果革命集中全力让农村的公社得到全面发展，后者将会迅速发展成为俄国社会的革新因素，与受资本主义系统奴役的国家相比也是优越因素之一。”马克思在俄国的社会民主党派信徒认为，只有经历了漫长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之后社会主义才有可能发生，然而他们的宗师却鄙夷地拒斥了这些“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他们所持的观点与自己“完全对立”。在马克思看来，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在资本主义摧毁农村公社之前发生。

马克思在村社以及很多事情上的观点，与后来人们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有很大出入，但这并不是因为马克思的作品遭人曲解的缘故。在和恩格斯合作的过程中，一种与他自己的理解大异其趣的思想版本传播开来，马克思对此也负有一定责任。因为在金钱上依赖于他的合作者，所以马克思很难公开表露两人观点不同的地方。马克思从来没有为恩格斯融合社会主义与达尔文主义的努力背书，但是他也从未与之划清界限。

马克思得以保存下来的观点是他对全球市场的出现及其后果的洞见。斯蒂德曼·琼斯精炼地总结了马克思的观点：

（马克思）首次描绘了由世界市场的出现及现代工业释放的空前生产力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所带来的巨大转变。他也廓清了现代资本主义的面貌，这是一种处于新生阶段，永远不知停歇的，尚未完成的现象。他强调了资本主义创造新的需求以及满足需求的方式的内在倾向；资本主义对所有传承下来的文化习俗和信念的颠覆；它对所有边界的无视，无论这种边界是神圣的还是世俗的；它打乱了所有神圣的等级秩序，无论这种等级是存在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男人与女人或者父母与儿女之间；它将一切都转化成可出卖的物品。

这段描述预见了我们今日的世界。但是和很许多19世纪（以及20世纪）的思想家一样，马克思未能预见到即便在已经转型的世界里，古老的生活形式仍然可以重获活力。尽管村庄生活没有焕然一新，但是宗教和民族主义已经演变出新的、有时候危害特别大的形式。如马克思认为的那样，资本主义或许是一种革命性的力量，但正因为如此它无法产生出抵制或打败自身的力量。

斯蒂德曼·琼斯将马克思对农村社区的看法描述为“19世纪的幻像”，他这样说绝对没错。比起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将产生于产业工人阶级的看法，我们并没有更多的理由相信它将产生于农民公社。两种对后资本主义社会的设想都只是错觉。马克思思想的力量在于他对资本主义自身的分析，比起同时代的大多数思想家甚或我们时代的人，他对于资本主义创造与破坏的潜力理解地更为透彻。

（翻译：李孟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