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丨卡罗琳·克里亚多·佩雷斯
编者按:卡罗琳·克里亚多·佩雷斯(Caroline Criado Perez)是英国作家、记者,因长期为女性及弱势群体发声和行动,2013年被BBC评为年度百大女性之一,2015年被授予大英帝国勋章。在最新引进的《看不见的女性》一书中,佩雷斯收集了大量数据,全方位揭露了无处不在的隐形歧视:从校园到职场,从孕育到患病……这个世界以男性为样本、由男性设计,为男性设计,该书被翻译成30种语言,荣获英国书店最受读者欢迎好书、《金融时报》&麦肯锡商业图书奖等多个奖项。以下内容摘自该书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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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4月,BBC资深记者萨米拉·艾哈迈德在伦敦著名的巴比肯艺术中心观看了纪录片《我不是你的黑人》,幕间休息的时候,她想去厕所。但凡去过剧院的女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灯光一亮,人们就争先恐后涌向洗手间,因为很快就会排起一条蜿蜒穿过大厅的长队。
女人习惯在出门的时候排队。排队很扫兴,也令她们的夜晚黯然失色。但这天晚上,排队的人比平常还要多,多得多。因为巴比肯艺术中心用一种近乎滑稽的方式公然展示了它对女性的漠视:它把男女厕所都变成了中性厕所,但只是简单地把“男厕所”和“女厕所”的标识换成“附有小便池的中性厕所”和“附有隔间的中性厕所”。结果可想而知。所谓“附有小便池的中性厕所”只有男人使用,而“附有隔间的中性厕所”所有人都可以用。
此举并没有让厕所性别中立,而是增加了对男性的服务:一般而言,女性没法使用小便池,而男性当然既可以用小便池也可以用隔间。“附有小便池的中性厕所”里也没有丢弃卫生巾的垃圾桶。“啊,讽刺的是,我在电影院里看着《我不是你的黑人》,一边还得解释自己遭受了何种歧视。”艾哈迈德在推特上写道,她指出,解决办法应该是,“只把男厕变成中性厕所。那里从来没有排过这样的长队&你懂的”。
虽然巴比肯中心由男性主导的管理团队似乎忽视了女性如厕的老大难问题,但男人通常对此是有所了解的——考虑到女厕所那边常常大排长龙,从里面一直排到厕所门外,即使是最漠不关心的男人也很难忽视这一点。但是很少有人——无论男人还是女人——确切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人们倾向于(和以往一样)将之归咎于女性,而非偏向男性的设计。但事实上,偏向男性的设计正是问题所在。
从表面上看,给男女公厕安排相等的面积似乎公平合理——从历史上看,这是一直以来的做法。建筑面积对半分配,甚至已经写进了管道铺设的相关法规中。然而,如果一间男厕所里既有隔间也有小便池,那么每平方米内同时方便的人数就要远高于女厕所。这么一来,面积相等也不代表平等了。
但是,即使男女厕所的隔间数相等,这个问题也不会得到解决,因为女性的如厕时间是男性的2.3倍。老年人和残障人士中,女性占大多数,而这两个群体上厕所的时间往往更长。女性也更有可能要陪同儿童、残疾人和老年人上厕所。此外,在任意时间段,还有20%至25%的育龄妇女正处在月经期,因此需要更换卫生棉条或卫生巾。
在任何情况下,女性上厕所的次数都可能比男性多:怀孕极大地压缩了膀胱容量,女性患尿路感染的概率是男性的8倍,而这又增加了女性上厕所的频率。面对所有这些解剖学上的差异,只有只重形式(而非实质)的平等教条主义者才会继续声称为男女分配相等空间是公平之举。
这比所谓的平等设施更糟糕,因为这实际上是偏向男性的。世界上三分之一的人口根本没有足够的厕所设施 。根据联合国的数据,三分之一的女性无法使用安全的厕所,据全球水资源组织报道,女童和妇女每年用于寻找安全厕所的时间总计970亿小时。缺乏充足的厕所设施对男女来说都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例如,在印度,60%的人口无法使用厕所,90%的地表水受到污染),但这个问题对女性来说尤其严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认为男人可以“去任何地方”小解,而女性便溺被人看见则是件很羞耻的事情。为了寻找一个相对私密的地方大小便,女性必须在黎明前起床,然后苦等数小时,直到黄昏才再次出门。这不仅仅是贫穷国家的问题:人权观察组织在接触美国烟草地里的年轻女工后发现,她们“白天完全不去上厕所,并为此避免饮用液体,而这会增加她们脱水和中暑的风险”。
这影响了女性从事有偿劳动:86%的印度人在非正规经济中工作,女性占当中的91%。这些妇女有很多在市场上做小生意,没有公共厕所就意味着她们在工作日无处上厕所。在阿富汗,女警察得结伴去厕所,因为她们的更衣室和如厕设施(人权观察组织的一位国际顾问称这里为“骚扰场所”)经常被钻孔窥视,或是门锁不上。事实上,由于缺乏安全的如厕设施,妇女根本无法加入警队,而这反过来又极大地影响了警方如何处理针对妇女和女孩的犯罪行为。
尽管女性对公共卫生设施的需求可能更大,但男性得到的卫生设施往往更好。孟买的500万女性中有一半以上没有室内厕所,也没有供女性使用的免费公共厕所。与此同时,男性免费小便池的数量已达到数千个。一个典型的孟买贫民窟可能总共设有6间厕所,而这里需要使用公厕的女性是8000人,2014年的政府数据显示,整座城市有“3536个男女共用的公共卫生间,但没有1个专供女性使用——甚至在警察局和法院也没有”。
2015年的一项调查发现,孟买贫民窟中有12.5%的女性晚上在露天场所大解:她们“宁愿冒这个险,也不愿平均步行58米,从家走到社区厕所”。但是,对女性来说,露天大解也不会安全多少:哪些地方被女性用来方便,这一点大家都知道,而男人潜伏在附近或者途经路段实施性侵犯,这种危险是实实在在摆在那里的。侵犯程度从偷窥(包括边偷窥边手淫)到强奸不等——在极端情况下,还有谋杀。
有关女性在试图从事原本再平常不过的活动时遭遇的性骚扰和性侵犯,我们很难获得准确数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个问题让人感到羞耻。很少有女性愿意谈论这些事情,因为她们担心反而因此背上“鼓励”男人侵犯的罪名。但是现有数据清楚地表明,卫生设施的匮乏是一个女权主义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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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去健身房的女性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在进入自由举重区之前,她们会先给自己做心理建设,因为那个空间里大多数是男性,而自己会被他们看作讨厌鬼和怪人。是的,严格说来,你是可以直接走进去,但你需要先扫清大多数男人根本不会面对的、额外的心理障碍,而且你需要拥有一种特别的自信,才不会被它所困。有些时候,你就是不愿意迈出那一步。在我们本地公园的户外健身场所也是一样;如果那里全是男人,我常常就直接放弃了,我不喜欢那些在所难免的凝视,也不太清楚自己是不是属于那里。
对于这种抱怨,一些人不可避免的反应是,告诫女人不要再做娇弱的花朵——或者让女权主义者不要再把女人描绘成娇弱的花朵。当然,有些女性并不介意健身房里男人们色眯眯的注视和装腔作势。但是,女性回避这些场所并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当女性冒险进入本应不分性别、人人共享的锻炼空间时,男性会表现出相当大的敌意。因此,就像交通环境一样,健身房也往往是一种典型的假装平等开放、实则偏向男性的公共空间。
好消息是,这种男性偏见可以通过设计来消除,而且一些数据收集工作已经完成。20世纪90年代中期,维也纳当地官员的研究发现,从10岁开始,女孩在公园和公共游乐场的活动“明显减少”。但是,市政府官员并没有简单地耸耸肩,认定这些女孩只是需要强硬一点,而是怀疑公园的设计有问题。所以他们规划了一些试点项目,并开始收集数据。
他们的发现很能说明问题。结果表明,单一的大型开放空间是问题所在,因为这会迫使女孩与男孩争夺空间。而女孩没有信心和男孩竞争(这是社会制约使然),于是索性把空间让给男孩。但是,当他们把公园进一步划分成多个更小的区域,女孩参加活动的下跌趋势就发生了扭转。他们还考虑到了公园的运动设施。最初,这些空间用铁丝网围起来,只留一个入口,而男孩经常在入口附近扎堆。女孩们不愿穿过男生的人墙,所以根本就不进去。维也纳版的莱斯利·诺普、该市公园管理部门的克劳迪娅·普林斯-勃兰登堡提出了一个简单的建议:把入口拓宽,多做几个入口。他们也像划分草地一样细分了运动场地。正式运动——比如篮球,依然有单独的活动场所;但现在也有了更多的非正式活动空间——女孩更有可能参加这些活动。这都是些细微的变化——但它们确实起了作用。一年后,公园里不仅有更多的女孩,“非正式活动”的数量也增加了。现在维也纳所有的新公园都是按照这种思路设计的。
瑞典马尔默市发现类似的男性偏见存在于他们长期以来规划“青少年”城市复兴的方式中。通常的重建步骤是为溜冰、爬山和绘画涂鸦创造空间。问题是,参加这些活动的并不是“青少年”这个整体,而几乎全是男孩。在使用该市为青少年设计的休闲场所和设施的总人数中,女孩仅占10%至20%。这一次,官员们也没有仅仅耸耸肩,认为女孩不愿使用这些空间是她们自己的问题,而是转而收集数据。
2010年,在开始下一个复兴项目(将停车场改造成休闲区)之前,市政府官员先征询了女孩们想要什么。结果,他们设计出光线充足的区域,像维也纳的公园一样,在不同的楼层分割出了不同大小的空间。参与该项目的马尔默交通部门官员克里斯蒂安·里塞博告诉我,后来,他们“又开发了两个面向女孩和年轻女性的空间”。
这种具有性别意识的做法,不仅有利于女孩,还有利于公共财政。在瑞典哥德堡市,每年大约有8000万克朗被分配给体育俱乐部和协会。当然,发放资金的目的是让每个人平等受益。但当市政官员检查数据时,他们发现事与愿违。大部分资金被用于有组织的体育运动,而这些运动以男孩为主。在44项运动中,有36项的主要受益者是男生。总的来说,哥德堡体育项目在男孩身上的总花费比女孩多了1500万克朗。这不仅意味着女孩们的体育运动没有得到足够的资金支持——有时甚至根本就没有任何拨款,还意味着她们在从事这些运动时不得不自筹经费。如果女孩们筹不到钱,就只好干脆放弃运动。
对女孩的体育项目投资不足,导致女孩的心理健康状况较差——想必大部分读者都不会对这份报告的结论感到惊讶。但更可能让人意外的是——对女童运动进行投资,可以减少因骨质疏松症导致的骨折病人及其造成的健康损失。体育锻炼可以增加年轻人的骨密度,降低日后罹患骨质疏松症的风险。研究表明,年轻女孩在青春期前开始锻炼尤为重要。
哥德堡每年因跌倒造成的骨折预计有1000例(其中四分之三是女性),总体治疗费用约为1.5亿瑞典克朗,其中女性花费达1.1亿克朗以上。报告的结论是,“如果该市增拨1500万瑞典克朗支持女童的体育运动,将因骨质疏松症导致的骨折发生可能性减少14%,那么这项投资就能收回成本。”
当规划者未能考虑到性别时,公共空间就被默认为男性空间。事实上,全球一半的人口是女性。全球一半的人口每天都要面对这种性威胁。全球所有人口都需要得到目前主要由女性无偿提供的照顾。这些都不是小众问题,如果公共空间真的要做到适合所有人,我们就必须开始考虑另一半人的生活。如其所示,这不仅是一个正义的问题,也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
规划城市时考虑到女性的照护责任,就可以令女性更易于充分参与有偿劳动。考虑到女性面临的性暴力,并对此采取预防措施——如提供足够的男女专用公厕——就能减少针对女性的暴力行为及其导致的巨大经济成本,从长远来看,我们就可以节约资金。当我们在开放空间和公共活动的设计中考虑到女性的社会参与时,我们就能再一次通过确保女性的长远身心健康而节省资金。
简而言之,将占世界一半人口的女性排挤出我们的公共空间设计,这并不是一个资源的问题,而是一个优先级的问题,而且目前,不管是有意为之还是欠缺考虑,我们确实没有优先考虑女性。这显然是不公平的,也是对经济的无知。女性有权平等享有公共资源,我们必须停止在设计上排斥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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