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心于建立“世界一流大学”的大学校长们又有了一份新的可以衡量距离这一目标远近的依据。

8月15日，上海软科正式发布了2016年世界大学学术排名（Shanghai Ranking’s 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简称ARWU）。自2003年首次发布以来，ARWU至今已连续发布了14版。该排名以对学术产出的关注著称，今年进入评选范围的大学超过1200所，共有500所大学出现在榜单上。其中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分列前三位，中国内地共有41所大学上榜。

排名以一系列学术研究表现指标为参考，包括获得诺贝尔奖和菲尔兹奖的校友和教员数量、作品被频繁引用的研究者数量、在《Nature》和《Science》上发表的论文数、被科学引文索引（SCIE）和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收录的论文数、师均学术表现等。

美国依旧为学术实力最强的国家，中国内地大学排名有所上升

在今年的排名中，哈佛大学连续14年蝉联全球第一；斯坦福大学仅次于哈佛大学，继续保持第二的位置；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超越了麻省理工学院位列第三；剑桥大学从第5名升至第4名；牛津大学从去年的第10名跃至第7名。

在世界前20强的大学中，美国大学占据了15个席位，其余的5所大学有3所位于英国（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和英国伦敦大学学院）、一所瑞士大学（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和一所日本大学（东京大学）。

进入2016年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前500强的中国内地大学共有41所，相比去年增加了9所。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分别以第58名和第71名挺进世界百强，取得历史性突破。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处在世界第101-150名，与去年相比也有明显进步。哈尔滨工业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首次进入世界200强，中山大学是世界200强中唯一的一所九校联盟（C9）以外的大学。

新上榜的中国内地大学为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中国电子科技大学、中国海洋大学、湖南大学、南京理工大学、东北师范大学、武汉理工大学、东华大学和北京化工大学。

中国港台地区高校中，排名最高的香港大学位列世界第101-150名，进入世界151-200名的有台湾大学和台湾中国医药大学。香港浸会大学、高雄医学大学今年首次上榜。

关于世界大学学术排名

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于2003年6月由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前身为高等教育研究所）世界一流大学研究中心首次发布，是世界范围内首个综合性的全球大学排名。2009年开始，该排名改由上海软科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旗下“最好大学网”发布。

据软科官网介绍，尽管研发ARWU的初衷是分析中国大学在世界大学体系中的位置，但因其评价方法的合理性、稳定性和透明性，自发布以来吸引了世界范围内的大学、政府和媒体的关注。《经济学人》杂志2005年的一篇报道提到ARWU是“被最为广泛使用的世界大学排名”。

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世界大学排名？

在哈佛大学中国历史学教授柯伟林（Bill Kirby）看来，每一所大学的校长——特别是美国之外的大学校长——都有建立“世界一流大学”的野心，这也是各种世界大学排名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原因。

近日，柯伟林在《哈佛商业评论》发表了题为《“世界一流”大学：高等院校的排名和名声》的案例分析，他在接受哈佛商学院的采访时指出，目前为止在全球范围内最具影响力和权威的排名有三个：上海交通大学排名（即ARWU）、《伦敦时报》排名和QS排名。尽管这三个排名的创立时间都不超过10到15年，但它们都以极快的速度获得认可。

尽管世界大学排名繁多，但其背后的基本逻辑只有两个：一个是按照名望排名，一个是按照学术产出排名。所谓学术产出，指的主要是在特定期刊出版物上发表的研究——这些期刊出版物几乎完全是英文的，大多集中在理工和应用科学领域，也有部分在社会科学领域中。

柯伟林认为在衡量学术产出方面ARWU或许是最为客观的排名。然而所有的排名体系都不擅长的领域——但也是家长们非常关心的东西——就是大学的教学质量。教学、学生激励、导师制度——没有一个排名体系真的试图去了解这些东西。“你有一个非常出色的研究教师组，但他们如何教学生、学生如何学习、学生如何认识教师？这些东西在这个衡量体系中是完全缺失的。”

对于部分学生来说，完全依赖世界大学排名来择校并非明智之举。假设你想攻读生物学的博士学位，你可能下意识地会认为你应该去一所有一流医学院的大学，但柯伟林发现，进入生命科学领域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更多来自威廉姆斯学院、卡尔顿学院、明德学院这样的文理学院。在那里学生有机会与科学家一起在实验室获得实际操练经历，且与教职人员关系更为紧密。

中国、欧洲和美国，谁将在21世纪引领学术潮流？

目前柯伟林正在撰写一本关于大学未来和21世纪哪个国家或那种国家机制能够引领全球高等教育潮流的著作。在他看来，这会是一场在中国、欧洲和美国之间的竞争。

柯伟林认为，如果政策持续对中国内地大学保持资源投入的力度，短期内就会有一两所中国内地大学进入前20强，在10到15年时间内会有中国内地大学进入大多数榜单的前20强，两所进入前10强。然而对中国内地大学来说，最大的挑战不是资金或人才，而是管理：

“谁能够决定投资什么研究？谁来聘用教师？如何吸引最好的学生？如何保证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交流、保证教师真的在教育学生？如何给予教师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在19世纪德国人发明了‘lehrfreiheit’这个词，意思是授课的自由，对学生来说则是‘lernefreheit’，即学习的自由。令人忧伤的是，目前中国至少在人文社科领域这种自由是受限的。”

与此同时，欧洲大学（特别是德国大学）虽然丧失了直到20世纪初都保持的全球领先地位，但现在正在奋起直追。柯伟林注意到，各种世界大学排名令欧洲大学警醒起来，一些知名的德国大学投入了大量资金资助教学和学习创新项目。法国大学也在做相似的事。

在柯伟林看来，最令人担忧的是美国，特别是美国公立大学体系的衰落，而这也会慢慢影响到哈佛、耶鲁这样的知名私立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是全美甚至全球最好的公立大学了，但在过去十多年的时间里它一直深受预算缩减和其他压力的困扰。如果它陷入了严重衰退，那像哈佛这样的地方也会陷入衰退。我们和他们竞争的是同一批研究院学生、同一批教师。我们都是这个国家、如今是全球的竞争环境的一份子。如果这么好的教育体系衰弱了，它将伤害到我们所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