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于洪君，全国政协外委会委员、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副会长、前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原中联部副部长、国家行政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等多所高校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上个世纪20～30年代中国革命战争时期，苏联曾经帮助中国培训过数千名革命者和青年学生，其中包括许许多多后来在中国现代历史舞台上声名赫赫的国共两党的政治家、军事将领和经济建设人才。笔者现根据接触到的有限材料，提供一些有关情况。

一、为培训中国革命者苏维埃俄国先行先试

中国人在苏维埃俄国接受培训，最早是由旅俄华工开始的。十月革命胜利初期，苏维埃俄国境内滞留着几十万名中国劳工。他们中的很多人被卷入到革命后俄国境内翻天覆地的伟大事变之中：有些人结成了具有工会性质的华工联合会组织，有些人参加了俄共（布），还有些人则组成中国人部队，志愿地投身到保卫苏维埃政权的国内战争之中。

以列宁为首的俄共（布）当时十分重视对旅俄侨民的思想政治工作，并把对外国侨民的系统培训活动看成是扩大十月革命影响，诱发革命意识的重要形式。所以，在当时战火纷飞的艰苦条件下，就已经有相当一批外国人被组织在后方或作战部队所开办的各种军政学校和培训班中，接受集中训练，其中包括许多中国人。例如，1920年8月，大约有200名中国人在东方战线第五军国际团开办的指导员学校中学习。

1921年，另有一部分中国人在第五军和东西伯利亚军区联合政治处所属的国际党校中接受了培训，还有数十人曾经在俄共（布）中央外国人团体中央联合会宣传员学习班中学习过。那时，旅俄华工中的革命情绪正在逐渐增长，一些激进分子不止一次地向苏维埃俄国民族事务人民部提出过为他们开设中央政治学校的请求，以便能够使他们将来返回祖国时，担负起“在中国进行社会革命并把中国工人阶级组织起来”的任务。但是限于当时的条件，中国人在苏维埃俄国境内接受培训的规模还是相当有限的。

1920年底至1921年初，随着苏维埃俄国境内战火的平息和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民主革命的发生，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于1921年2月3日作出了组织直属于人民委员会的东方训练班的决议，以便解决国内东部地区急需领导干部和管理人才的矛盾，同时为东方各国培养革命干部。一周后，该训练班更名为东方劳动者大学。两个月后，又改称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来自中国本土以及俄国各地的一些中国人同朝鲜人、日本人以及苏俄本国的一些先进劳动者一道被吸收到该校学习。1922年夏季，根据俄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的决议，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在伊尔库茨克开办了分校，承担了包括对中国人在内的远东各民族革命干部的培训任务。据材料记载，它在海参崴也有一所分校，担负着与伊尔库茨克分校相同的工作。

二、中国热血青年为救国济民而奔赴苏联

1925年，中国革命运动由于国民党同共产党实行合作而步入高潮。大批立志报国的热血青年产生了赴苏俄留学的愿望，旅俄留学之风大盛。在这种形势下，广东革命政府决定与苏联联合创办一所培养中国革命所需要的高级党政干部的学校。为了解决经费和师资困难，决定将校址设在莫斯科，取名为孙逸仙中国劳动者大学，即后来的莫斯科中山大学。该校最初由拉狄克担任校长，米夫任副校长。1927年，米夫取代拉狄克成为校长，1929年米夫卸任，由波兰人威格尔接任校长。该校成立后，原来在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中就读的中国学员，由于不满意那里的领导工作，被有关方面转到这里继续学习。1927年，中国大革命由于国共合作破裂而遭到失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领导集团恶化了与苏联方面的关系，孙逸仙中国劳动者大学根据斯大林的指示，改组为专门培训“中国群众性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干部、中国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干部”的机构，其校名自1928年夏季开始，改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也译为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不过，人们仍然习惯地称其为中山大学。

1930年秋，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停办。1926年建立的国际列宁主义专科（即1928年后的国际主义列宁学校），以及苏联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团校、国际青年团校等机构，分别承担了培训中国革命者的任务。但是，由于上述学校不能充分满足中国革命者在苏学习的需要，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在30年代中期重新开设了中国部。1937年，新组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问题研究所从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分离出来，该校的中国学生转入该所。据统计，到30年代末，中国学员约占该所全部外国学员的半数左右。

在20～30年代里，除了上述机构外，苏联还有不少学校和单位承担了培训中国学员和革命干部的工作。例如20年代中期以后在符拉迪沃斯克成立的中国列宁学校和专门培养中国青年革命者的苏维埃党校、30年代前期红色工会国际为即将归国的中国学员开办的讲授有关工运理论和方法的国际工人运动讲习班，以及伏龙芝军事学院（也译为伏龙芝大学）、戈尔马切夫军政学校、列托军事理论学校、基辅军校等等。许多中国学生曾经在这些军校中接受过严格训练。

三、赴苏联留学人员因背景各异而鱼龙混杂

在苏维埃俄国国内战争时期，在苏俄接受培训和教育的主要是旅俄华侨中的革命者。国内战争结束后，这种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来自中国本土以及海外华侨中的中国人成了在苏学习的中国学员的主体部分。当时正值中国政治风云变幻无常、中国革命由高潮转入低潮，再由低潮重新进入高潮之际，中国留苏学员的社会出身，政治状况和选道途径，有着很大区别。

根据有关材料，组织中国青年去苏俄学习，最早是由共产国际驻华工作人员进行的。1920年8—9月间，魏金斯基和夫人库兹涅佐娃在上海新渔阳里6号开办了一个外国语学社，专门为那些愿意到苏俄学习的青年人讲授俄语和必要的政治理论知识。该学社名义上公开招生，其实，所有学员都是经人介绍才被接收的。1921年春季，该学社第一批学员10多人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介绍，踏上了赴苏学习的旅程，其中包括刘少奇、任弼时等人。1921年5月中旬，因学员陆续去了苏俄，学社自行结束了工作。

1921年，魏金斯基的助手杨明斋和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包惠僧等人在上海组织了一个教育委员会，其目的也是要选派优秀的中国青年到苏俄学习，一些中国共产主义团体，如毛泽东等人在长沙创办的俄罗斯研究会，也开始倡导赴苏俄留学。也正是在这一时期，那些在西欧勤工俭学的中国青年产生了转赴苏俄学习的强烈愿望。中共旅欧支部开始在留法、留德、留比的中国青年学生和华侨工人中选派优秀分子去苏俄学习。从1923年起，中共旅欧支部主要领导者和活动家王若飞、萧三、陈乔年、陈延年、赵世炎等人，陆续来到了苏联。这时来苏的主要是一些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以及具有明显的共产主义思想倾向的人。

莫斯科中山大学成立后，选拔优秀青年赴苏学习成了国共两党的共同工作。根据鲍罗廷的建议，广州革命政府专门成立了由他担任顾问，有谭延恺、古应芬、汪精卫等国民党大员参加的选拔委员会，全权负责选送事宜。经过复杂的多层次考试（在北方北洋军阀政府统治区是两党组织秘密会商），首批被选拔出来的学员共300多人。但也有一部分人属于国民党要人的家属和亲信，他们未经考试便被列入选送名单之中。1925年11月，这批学员中的先头部分抵达莫斯科。但是，由于经济上和技术上的困难，首批学员的派遣工作实际上竟持续到1926年夏季。那些在广州的苏联顾问，利用这段时间为等船的人们举办了俄语预备班。

由于国民党右翼势力千方百计阻挠派遣共产党人赴苏学习，结果，广州选派的学生绝大多数是国民党人及其亲信，其中包括蒋经国、郑介民、康泽等。但由于中国共产党人的积极努力，来自广州以外地区的学生多半是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其中包括乌兰夫、张闻天、王稼祥、伍修权、李培之等。再加上西欧赴苏的学生也是共产党员居多（邓小平、徐冰、刘伯坚等都是从西欧来到苏联的），因而，中共党员、青年团员和进步学生在留苏学生中的比重是很高的。据统计，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最初入校的118名学生中，有103人是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需要补充的是，在从西欧、北美、北欧、日本、东南亚等地直接赴苏的学生中，也有一些人的思想是比较反动的（如从德国来的谷正纲、谷正鼎兄弟）。他们不仅进入了中山大学，个别人还进入了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

四、进步青年留学苏联谱写了中国现代史的特殊篇章

苏联方面也和中国的国共两党一样，很重视留苏学生的选拔工作，有时甚至派人直接参与此事。在1926年下半年和1927年前几个月广东政府忙于北伐战争的情况下，选派留苏学生的工作始终没有中断。一批又一批新学员从华中、华南、华北各地来到了苏联，进入中山大学，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和其他各种机构学习。1926年8月，1926年底和1927年初，冯玉祥人民军部队的指挥员和政治工作者也分批到了苏联中山大学。到1927年初，仅莫斯科中山大学就有500多名中国学生，这些人中既有中共党员与青年团员，也有国民党员和无党派分子，学员成分也很复杂。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国民党方面与苏联的关系迅速恶化。7月26日，国民党正式断绝了与莫斯科中山大学的联系，明令禁止国民党员再去苏联学习。它派驻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代表和追随国民党的学生纷纷归国。在这种情况下，包括冯玉祥的两个儿子和女儿在内的大批青年，也离开了苏联。当然，在国民党所选送的人中，也有些人并未回国。蒋经国就是在报纸上公开表示要与其老子断绝关系之后，留在苏联继续学习，后来又从事社会工作的。一直到1938年国内重新出现国共合作局面，蒋介石政府恢复了对苏关系之后他才回到中国。

国民党禁止青年学生到苏联学习之后，选拔和推荐学员赴苏学习的工作，只能由中国共产党自己秘密进行了。从这时起，根据培养对象的改变以及中国革命形势的需要，苏联方面对中国学员的社会出身和政治面貌提出了相当严格的要求。此时已担任中山大学校长的米夫，在对共产国际中国委员会作报告时提出，要把该校学生中的非共产党员、非青年团员的比例压缩到20％以下。该校还规定，今后要有不少于1/2的学生出身于工人等。

1927年夏季汪精卫背叛革命后，曾经在武汉政府任职的中共党员吴玉章、林伯渠等，也辗转到了苏联，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来，陆续又有许多中共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来到这里就读，其中不少人是南昌起义和秋收暴动的参加者，还有一些是工会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的积极分子。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赴苏学习人员的队伍结构。1928年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结束，一部分大会代表也被安排到中山大学学习，其中包括党的创建人之一何叔衡。这样，到该校改组为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时，在这里学习的中国革命者共有600多人。如果把该校改组前后收录的三届学生（每期500左右）合计起来，再加上零散地从西欧和中国境外其他地方来的学生，总共可能有2000人左右在中山大学学习过。若再把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和莫斯科、基辅等地尤其是远东各地接受培训的中国革命者和青年学生全部计算在内，那么，整个20～30年代中国留苏人员的总数是相当可观的。遗憾的是，现在已经很难把这个数字统计清楚。

五、苏联为培训中国革命者竭其所能功过是非待评说

在20～30年代中国革命急需大批组织、宣传和军事人才的情况下，中国革命者和青年学生能够源源不断地进入苏联学习，这是与苏联方面的帮助和努力分不开的。我们在研究和评述这段历史时，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苏联在自身经济状况依然相当困难的情况下，全部承担培养中国革命者和青年学生的费用。这笔费用不仅包括办学费用、教职员工工资、学生奖学金、派遣毕业人员回国的路费等等，而且还包括那些已在苏联成家、家属留在苏联而自己回国参加革命工作的毕业生家庭生活费，甚至包括一部分留学人员远在中国的家庭的苦难救济金。

苏联方面对中国留苏学习人员的物质文化生活，作出了尽其所能的安排。例如，在中山大学，学生们既可以得到无偿供给的各种应季服装，还可以享用到各种配给的日常生活用品；既可以吃到数量和质量都相当不错的伙食，还可以免费得到医疗服务等。此外，学校还经常组织一些出色的艺术团体到校内演出，组织学生们参观莫斯科的博物馆和纪念馆，以便丰富他们的精神生活，陶冶他们的情操。放假期间，则安排他们到郊区农村去参加大学生夏令营，或到列宁格勒、高加索等地观光游览。

苏联方面为尽可能好地组织教学活动，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出中国革命所需要的合格人才，作了多方面的努力，例如：选派了一大批较为出色的行政干部和教学、科研人员，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等中国留苏人员集中的单位进行管理和教学活动；根据学员的不同特点和形势的不同需要，灵活机动地安排他们就读的单位，因时制宜、因人制宜地开展教学活动等。譬如在中山大学，既有为一般学生开设的学制二到三年的普通版，也有针对特殊对象而设置的短训班、速成班、军事班，为文化基础较差的工农学员开办的预科班，为年龄较大、资历较深的老党员设置的特别班（林伯渠、何叔衡、吴玉章等人都曾在这个班中学习过），以及为理论水平较高的学员设置的理论班（邓小平曾经在这个班中学习过），等等。

当然，我们还必须指出，苏联在培训中国留苏人员的全部工作中，也有许多不尽科学和妥善之处。这不仅是指教学内容中有关中国的东西比重太小，而且是指思想政治教育与引导方面所出现的偏差。譬如，在存在大批的国民党反共学生的情况下，学校当局对他们常常过于迁就，致使留苏人员思想混乱（特别是在中山大学的前期）的局面十分严重；再如，由于受苏共党内愈演愈烈的派别斗争的影响，其结果一方面是中国留苏人员受到波及，以致在审查中发生逼死人命之事，另一方面是使不少中国留苏人员成了托派分子，给中国革命事业带来了很大危害。至于以王明为首的一批人深受米夫的影响，把左倾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和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强加于中共留苏学生组织，后来又强加于整个中国共产党，早已是尽人皆知的了。

大批革命者和青年学生在20～30年代中国革命战争时期到苏联接受培训，是一个颇有深入研究价值的重要题材，揭示这一全过程的来龙去脉并弄清它的细枝末节，对于正确理解当时的中苏关系、理解共产国际和苏联同中国革命的关系，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于洪君授权《首席战略官》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