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李思妤 苏熠慧
编者按：和游戏主播或带货主播不同，“秀场主播”主要靠聊天和歌舞来获得观众的虚拟礼物和积分报酬。2021年冬天，上海财经大学的研究生李思妤签约了某平台，成为一名“秀场主播”，并以此写作了自己的毕业论文。在社会学理论的审视下，作者意识到，主播与观众之间的对话是无意义、重复和碎片化的，直播看似是轻松聊天与回应，其实是无止境的情感付出，并带来许多负面情绪。
该文入选了《数字劳动：自由与牢笼》一书，主编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佟新。在这本文集中，多位社会学学者深入一线，送外卖、做主播、打电竞、开网约车……以亲历者身份，记录数字劳动与日常生活的联系，反思其带来的新型劳动关系、劳动伦理、劳动保障等问题，也思考这一代人精神世界的困扰。以下摘自“我是女主播”一文，内容有删节。该文的另一作者是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苏熠慧。
被凝视的“身体”
在签约之前，我并没有意识到“成为主播”意味着自己的“身体”即将被“围观”。因为网络上随处可见的Y平台招聘广告，内容与“身体”毫无关系。
招募娱乐主播：保底3000—6000元。
有无才艺均可，在家就可直播。
新人无经验也可以（会有经纪人负责教你直播）。
具体直播内容：聊天（有才艺可以表演才艺）
我觉得自己完全符合要求，便毫不犹豫地通过兼职超话和找工作超话加上了几位Y平台主播经纪人的微信。但让我惊讶的是，经纪人的第一句话就是索要照片。在看完我的照片后，他们迟疑了，理由是我的形象“太学生气”。“直播这口饭不是什么人都能吃的。”显然，他们对我的“身体”不太满意。
在我的再三努力下，一位经纪人终于同意把我的账号拉进公会，开始了直播培训。在这个培训中，主播经纪人不断地纠正我的“身体”形象。“上半身要尽量都在镜头里面，明天换一下衣服，可以露出肩膀的那种衣服，妆尽量浓。”我这才明白，在他们眼中，我的“学生气”是没有“性吸引力”。他们在平台上打造的是一种相对于“学生气”的“成熟”形象。这种所谓的“成熟”，就是展现“性暗示”的形态和表征。例如，在镜头下大幅度前倾扭动上半身，展示胸部，化浓妆。米歇尔·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提到，权力通过规训和纠正身体的姿态来实施对人的控制。对于女主播来说，当她进入直播平台的那一刻，她的身体便已经进入了权力的牢笼。她的身体不再属于自己，而是一件被经纪人和平台锤炼、形塑和包装的商品，成为观众们凝视的对象。
即便万般不情愿，我还是在主播经纪人的监视下，开始了对自己“身体”的改造。每天夜晚降临之前，我都会花上半个小时的时间进行准备：化妆，戴美瞳和假发，选择滤镜，在直播平台内置的选项中对眼睛、下颌角、鼻子、肤色、嘴唇、颧骨、脸型等近10个选项进行调整。按下直播界面上的开播按钮后，我的第一场直播正式开始。大概10分钟之后，观众数量超过了10个，其中还有几个7级的平台长期用户，直播间闪烁的观众入场提示不断提醒我，屏幕的另一端有人正在凝视我的面部和身体。
“主播晚上好，喜欢主播。”
“你多高？”
“看着不大，还在上学吗？”
看着这些对话框中的问题，我和其中一位观众聊了起来。他31岁，当他离开直播间时，我的直播间多了几十块钱的礼物和几十个关注。看着这些屏幕上的数字，之前的对话仿佛像泡沫一样从我的记忆中蒸发消散。大部分的时间，我都对着镜头，编织着一串串零碎的对话。“哇，谢谢礼物和喜欢，你成了我礼物榜的榜首哦，喜欢我的话可以点击关注，你可以在下午和晚上两个长时段见到我。”
我学着其他主播，努力对镜头那头凝视着“我”的人作出亲切回应。一开始的我，对于被“凝视”这件事情极度不适，但慢慢地，我发现自己已经开始将“主播”这个身份变成我生活的一部分。神奇的是，一旦认同了自己的主播身份，在无数次的虚构和伪装之后，仿佛就可以真的成为这个感性、外向而又善解人意的角色。
在开始直播之后的第二个星期，我认识了Neo。Neo有着姣好的外形和歌唱技能。她在线下的身份是一名在校学生。我是在平台的PK游戏中认识她的，互加关注之后，她告诉我，假期的时候她就会偶尔直播，仅仅是“玩儿”，后来，因为疫情防控期间被困在家里，才开始每天长时段开播。她说，“自己没想过用直播挣钱，但做得还不错，粉丝数也涨得快，也许可以长期做下去”。作为平台和观众都喜欢的“美丽身体”，Neo目前的粉丝数在3000个左右，平均每周直播3-4次。但她仍然苦恼，“我觉得自己不是长得比不上她们，而是没办法像她们一样拼，我不高兴就不播了，人家全职的付出多当然回报也多，而且直播是有套路的，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行”。
在成为主播的几个月时间里，我和好几个像Neo这样的主播成了账号互关的朋友，她们的年龄都在20—25岁之间，有的是学生，有的有固定工作。直播把我们的生活串联到一起。
前台“朋友”与后台“情义”
阿莉·霍克希尔德（Arlie Hochschild）在《被管理的心》中提到，服务业的劳动主要是人与人的互动，而劳动者将“情感”的控制权卖给了公司，其压抑和流露都必须按照资本的规定而来，霍克希尔德称之为“情感劳动”，这本质是一种被资本操纵的“表演”。每个主播一入职，就会由平台的主播运营教授一整套常规的话术和暖场技巧。主播通过学习这些话术和暖场技巧来开启自己的“表演”。
在Y平台上，80%以上的主播都是女性，而女主播既在“前台”进行“表演”，也在“后台”进行“表演”。所谓前台表演，是指女主播在直播间面向所有观众，以聊天为主要形式的情感表演，主播的一颦一笑通过图像和声音与观众发出的实时信息进行互动；所谓后台表演，是指在结束直播后，女主播私下仍然需要在后台继续付出额外的时间和情感，来加深与礼物榜前几名“专属大哥”之间的关系。
在前台表演的过程中，女主播和观众的互动虽然会穿插唱歌、舞蹈等才艺环节，但是即时的日常聊天仍然是占据大部分直播时间的内容。在新手期，每一个进入直播间的10级以上的观众，都有可能被发展为长期刷礼物的“大哥”，因此我在直播时必须时刻注意，对每一个关注和礼物予以回应。直播间中的信息非常多，有的时候读漏了一条消息，或者回复慢一点，观众就会觉得受到了冷落，一会儿就退出去了。我的直播经纪人时常说：“观众是来找消遣、消磨时间的，刷礼物只是给你的奖励，你一定要持续为他们提供情绪价值才可以。”根据我的体验，主播需要依靠自己的情商和话术技巧对观众在聊天区打出的短短一段文字做出快速回应。聊天的内容涵盖我虚构的个人生活、观众的生活、直播圈八卦、平台最近新出的玩法、社会热点等多个方面。
对于男性观众的冒犯言论，主播也要尽量消化甚至调侃。一次，一位观众在直播间打出了一段俄语，说自己曾在俄罗斯待过一段时间，问我知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当时我正好把聊天的话题都用光了，出于好奇，也为了迅速抓住这个切入点，调动直播间的气氛，我嘻嘻哈哈地当着其他观众的面打开了翻译软件，而下一秒，跳出来的翻译结果，却是一个带有对女性极度侮辱意味的词语。那一瞬间，我控制不止自己的面部表情，一下子蒙了，感觉整个人像是掉入了冰窟——在此之前我从未听到过别人直接对我使用这一类的词汇。当我表现出自己的不愉快时，直播间的留言对话框中不断出现“哈哈你变脸变得挺快，有那么不高兴吗”“主播生气了”等带有调笑意味的话。最终，我只能回应道：“这个词我还真不知道。”
而当这位观看者再次试图开启其他话题时，我选择了忽视，也许，这是我作为主播能做的唯一的反抗。
当我把这个经历告诉Neo，问她有没有经历过时，Neo回答：“我们和他们是朋友或者暧昧对象，这是收礼物的基础，就像朋友之间开玩笑一样，你要交这个朋友，能对他生气吗？”
尽管下播之后主播仍拥有自己的私人空间，但是很多观众在刷了礼物之后，追求的是对主播前台表演与后台生活的同步介入。因此，为了维护关系以获得更多的直播收益，女主播们的情感付出需要延续到后台，将自己更加真实、生活化与体贴的一面作为专属礼物展现给“大哥”们，但这后台的情感付出又何尝不是另一种深度表演？在后台交往中，额外的情感付出实际上是一种礼物的交换过程。下播后要用“情义”等概念来加深后台联系。
女主播的后台劳动日常还包括用各种手段照顾“大哥”的面子和情绪，让对方觉得自己是一个“有情有义”“有难必帮”的人，从而维持与他们的长期关系，以期收到更多礼物。有的观众经常来我的直播间，但是，最近没有资金，又拉不下面子。所以，根据经纪人的指点，我就需要平常在微信上多关心他，让他长期关注我。
但是，这种后台中的情感付出也使得直播劳动的时间失去了限制，有钱“大哥”无论什么时候发信息，主播都要尽量陪聊。平台会给高级别观众“盔甲装扮”和“抽奖返现”等象征着地位的福利，公会会在节假日给名单上的大哥送出祝福，主播则需要用加倍的时间和精力，运用温情化的表演策略作为回馈。
在后台的表演需要也有可能会滋生出风险。我问Neo：“如果非常有钱的大哥想要见你怎么办？你能够拒绝吗？有人微信骚扰你怎么办？”
“我现在只有这么几个粉丝，没人给我刷超大额礼物，我当然不会傻到去见面，微信也只加了几个人，都是撩我的。特别急迫的，我就吊着他，有一个我经常回他消息，他比其他人更‘正经’一些。”Neo觉得，在自己这个阶段，这些风险都不算大问题，似乎只有大主播才会因为纠缠不清的利益关系被迫和大哥见面。Neo在自己的一条朋友圈里以开玩笑的口吻提到，自己最近仿佛变成了“暧昧大师”和“海王”，在“为自己的池塘养鱼”。
秀场PK的戏剧化日常
女主播除了需要在“前台”和“后台”进行“表演”，还要参与平台的秀场PK游戏。这种秀场PK游戏是Y直播平台内置的一个礼物比拼游戏，在5分钟的时间内，两个随机匹配的主播以票数对抗的形式进行拉锯战，暂时落后的一方会被要求完成扭腰、抖肩、下蹲等一系列惩罚动作，而领先一方的主播及其粉丝可以观看落后者的表演。
公会发给我的直播培训手册里有这样一段非常直白的话：纯聊天的观众没有为主播花钱的动力，PK就是一个花钱游戏。你和你匹配到的竞争对手主播就是游戏里的两个角色，目的是要让大哥花钱花得爽，让大哥有参与感。因为输了的一方会有惩罚，大哥们要么是心疼你不想让你输，要么是想看对面的主播做惩罚。Y平台80%的主播收入都是通过PK来的。要把他带进PK里，让他给你花钱。
在我进入秀场PK游戏之前，主播经纪人和Neo都分享了技巧。依照他们的分享，我每次下播都会提前15分钟和粉丝打招呼，“我要下了，最后连一场PK，大家来给我捧捧场”。用Neo的话说，“这么短的时间，喜欢看我的人肯定就在我这里待下去了，拿捏住他们的心理，聊点有意思的话题，观众一高兴，很可能会把所有的礼物额度都给我”。擅长PK游戏的主播其实就是抓准了男性观众的心理，告诉他们，在直播的世界中，主播是温柔体贴并需要被保护的，而男性观众强壮勇猛的特质只能通过礼物打赏的价值大小来被直接衡量。为了炫耀并维护自己的男性自尊，与主播熟识的“大哥”通常会满足主播的大部分礼物请求。
由于每天会匹配数十场PK，为了冲淡乏味感，主播们还会在PK活动中制造出一种戏剧化的日常。这本质上是在程序化的表演剧本中加入“喜欢、讨厌、冲突”等强烈的情感和戏剧化的桥段，再通过和PK场上对面的主播合作表演的形式滚动展现在观众面前。
Neo非常擅长玩PK游戏，她会在直播间隙给好友圈成员发观战链接，有时我一点进去，就可以看到Neo开心地在屏幕前比画着招财猫的动作，或者抖着肩膀向自己的粉丝和大哥们喊话拉票。
她开玩笑般地对我说：“整个过程就像演戏一样，如果战况比较激烈，她会故意挑事情，或者挑一个好玩的话题开始聊天。”因为主播通常会有一个固定一起玩的熟人圈子，但是，大部分人不认识对方，所以“大哥”们就会帮自己喜欢的主播出头。“我特别喜欢给对方开变丑特效，眼睛变小，下巴变大，”Neo笑着说，两边分数相互追赶，会越刷越高，这样两边都有利，是朋友之间的合作。
在几个月的直播观察中，我发现，一些主播会和对手约好假装吵架，给无聊的观众制造谈资；会在数千观众面前哭诉对方在上场PK中趁自己的“大哥”不在，占了自己便宜；或者愤怒地讲述自己的粉丝团如何努力，却被对方偷袭，在最后一秒输掉。这种戏剧化的日常会为主播吸引大量看客，能为自己做出一份好看的直播数据，铁杆粉丝们也会多刷礼物来维护。有的观众会不惜一掷千金送出礼物，只为了让自己成为粉丝小群体中众人谈论的对象，博取主播的关注。受到直播间氛围的感染，观众们最终还会自发传颂某场直播PK中发生的传奇故事，“你知道吗，昨天的那场直播，一个神秘人空降，直接给×××主播额度刷满，太牛了，这个礼物特效我还是头一次在这个平台见到”。主播和她的观众，就是在这样“直播—PK游戏—直播—PK游戏”的反复循环中自发为直播间创造出自己的传说和只有粉丝群体内部成员才知道的调侃黑话，直播间戏剧化日常的创作也可以加深主播和粉丝之间的情感联系。
“大鱼吃小鱼”
在直播行业中，纯秀场直播平台的绝大部分利润都来自主播收到的礼物分成。观众为主播的“表演”付费，但这些费用却要养活主播背后的公会和平台。
每次直播活动，Y平台的获利最大，主播获利占比次之，直播公会获利占比较小。我的主播经纪人对我说，直播平台肯定稳赚不赔。因为按照分成规则，不论是人气大主播还是自由人或普通公会主播，她们赚得的礼物和钻石至少有50%—60%会直接被平台抽取，当然平台也需要付出较高的运营成本。
对于主播来说，从表面上看，加入顶级工会之后我们可以获得直播收益中几乎一半的收入。然而，合同中所谓大于40%的浮动自提比例就像是一个具有迷惑性的巨大幻影，因为这种收入首先是由虚拟货币来衡量的。一场4小时的直播中，像我这样粉丝数只有几百的新人主播很少会收到超过1000枚的虚拟货币，因此，只能换算为40元以下的收入，这与主播为此付出的时间和情感不对等。除了一些头部明星主播，大部分主播的收入仍然是不稳定的。
普通公会签约主播默认自提比例为40%，例如：1平台货币=0.1元，收到2500平台货币，折合人民币250元，默认自提40%，换算为直播收益为100元。一位同公会的主播在聊天中告诉我：“如果公会和你说保底3000元之类的，千万别信，头几个月新人很难拿到保底，每月完不成140小时还要自己倒贴，我都播半年了，收入波动还是很大，每天从几十块到几百都会有。”
在整个直播产业所构成的利润链条上，直播平台处于上游，主播和主播经纪人都处于整个产业链的下游，而大部分中小主播则是最弱势的底层劳动者。处于上游的平台，在技术力量的加持下制定了秀场直播的游戏规则，它以“数据红利”为酬劳，掌控着链条上下的主播和公会，而很多小主播则在整个链条中处于一个极不稳定的状况，在这个行业内往往不会超过两年，大部分都没有正式的合同与社会保障。
一天中午，我和主播Neo抱怨自己没有好好利用新手期的数据流量福利，因此都上不了校园频道的推荐位。而Neo也有同样的感受，“头一个小时的数据都是机器人，但数据可以变成人气，因为人人都喜欢看热门的主播，人气会再吸引来更多的人气，有一些公司做数据捧人，几周的时间就可以让主播赚上万块”。
在这种“数据”背后所蕴含的权力关系之下，我可以获得巨大刷量，在几个小时内涨几百个粉丝，但是，我同样必须忍受来自平台和公会无处不在的监控。后来，在浏览主播经纪人的朋友圈时，我发现，公会的确能够看到非常详细的直播数据存档，观众点击率、观众观看的时间、互动量……在后台监控系统中，每一个主播的脸和身体都被框定在一个长方形界面中，像商品一样，每排8个，被平铺陈列在经纪人的电脑界面上。
整个直播过程中，我的一举一动始终处于主播经纪人的监视之下，他可以看到主播在对话框里聊了什么。但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在看我，什么时候离开了，因此，只能始终保持亢奋微笑的状态。有几次，我为了打字回复观众的消息，身体偏离了摄像头，主播经纪人的声音就立刻在我的耳麦里响起，告诉我角度又偏了，而且直播时不要回复私信，会导致卡顿。在我无法察觉的情况下，他会通过我的语言、表情、动作等因素判断我是否投入，一场几小时的直播下来，我感觉所有的精力都耗尽了。并且，主播经纪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男性，他们既在监督，又在观看，平台的数据赋予他们一种上帝视角，这一切都会让人产生巨大的不适感。
情感损耗和自我异化
霍克希尔德发现，从事情感劳动的人们，由于丧失了情感规则的控制权，往往会出现“自我的异化”，即资本操控的那一部分“自我”与“真实自我”相剥离。主播们在资本的操控下进行“表演”，也出现了“自我的异化”。这种“自我的异化”体现为情感损耗和“无意义感”，在一点点地蚕食主播的自我。
我在公会内部寻找到的每个主播几乎都会提到，直播行业做久了容易“出现心理问题”。我在豆瓣平台上联系到的一位前主播曾经和我分享她的经历：“坚持了两年了，无数次精神崩溃，因为这个行业的观众恶心，同行也恶心，公司更恶心。”我问她：“你之后有什么打算呢？是不是完全放弃直播了？”
她回答：“我已经不怎么播了，现在只是偶尔播一下赚个零花钱，但我没学历，没工作经验，不做主播了也感觉很抑郁，主播来钱太快，心态会失衡，之后没办法接受赚得很少的正常工作了。我现在考虑去做种草姬、模特、自媒体之类的，但没门路。我在抖音也直播了几个月，小到‘00后’，大到四五十岁的观众，没一个正常的，真不想聊。但是，为了赚钱不得不聊。”
不可否认，有的主播会在直播活动中获得一种情感满足和自我享受，主播们甚至还能在与观众的联系中获得陪伴感。但是，这种所谓的“自我满足”主要来自男性对主播情感价值和性价值的肯定。为了获得报酬，主播必须自愿接受男性的审视和评判，她们是庸俗日常的制造者，是短效快感的推崇者。在做了一个多月主播之后，我深切感受到，主播与观众之间的对话是无意义、随意、重复、碎片化的，主播需要在劳动中压抑真实的情感表达，长时间的表演状态甚至影响到了直播工作之外的情感交流。直播看似是进行轻松的聊天与回应，实际上是无止境的情感付出，需要不断调试、消化负面情绪。
直播行业中是否存在反叛与抵抗？在遇到困难时，女主播们又如何寻求帮助？一位主播在一次PK间隙的闲聊中告诉我，为了调适大量的悲伤、倦怠等负面情绪，主播也会采取一些反抗措施，如在平台上发展自己的关系网络，和同为主播的朋友吐槽直播圈的事，或者像我曾经做过的一样，报复性忽视某些ID的互动请求。但除此之外，如果想要继续通过直播赚钱，她们很难对自己身处的外部环境做出本质改变。在平台上，主播是个体化的、孤独的。平台的形式本身使得主播们难以建立深入和稳定的联系。
作为“原子化”个体的女主播，陷入的是平台和公会所编织的无处不在的网络。她们被互联网技术以流水线化的形式生产出来，受到平台情感规则的操控，成为自我逐渐被蚕食的“微笑面具”，而一张张“微笑面具”之下的是一颗颗损耗的心灵。
——完——
题图：2016年03月，江苏省太仓市大学科技园，一家娱乐传媒公司的女主播。来源：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