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3期主持人 | 林子人

《也谈文科衰落：不赚钱的学科就一定“无用”吗？》那篇文章刊发后，我看到有两条读者评论。一条高赞评论说，中国的文科专业已走出“至暗时刻”可能是因为好考编（很巧的是，许纪霖老师在接受采访时也如此自嘲）；另一条评论则认为，面对理工科的“大势所趋”，文科无用且无力，“在面对人们认为只有真正的物质化东西才是本真性的情况下，文科有用论证皆为失败！”

在一定程度上，这两条评论反映了当下年轻人的处境：年轻人早早开始为就业做打算，包括选择“好就业”的专业；年轻人的选择变得无比重要，“行差踏错”（比如选错专业）被认为是一个难以挽回的错误，而个人兴趣和擅长，乃至对某种超越性意义的追求这些精神层面的东西，似乎在“赚不赚钱”的问题面前越来越苍白无力。顺便说一句，不只是文科专业被认为薪酬不高，网络上还有流传多年的“四大天坑”专业（生化环材，指生物、化学、环境、材料及其相关专业）可全部都是理工科专业。

我本科毕业已经十年，我在读大学时所处的社会氛围当然与今年9月踏入大学校园的年轻人非常不同，但我觉得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年轻人所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依然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或者说需要年轻人自己去消化和调试，那就是如何在自我与外部世界之间建立一种真实且独一无二的联系——如果我们相信大卫·格雷伯在《毫无意义的工作》中所说的，对世界产生有意义的影响是人性的基本需求之一——那么我们要如何找到一个甘之如饴为之付出的生活动力呢？

之前听播客“问题青年”一期谈大学生活的节目，青年学者袁长庚提出的观点值得深思：我们社会表面上吹捧年轻人，但给予他们的支持又是严重不足的，具体而言就是我们进入社会固化的“历史常态”后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在这一方面年轻人得到的思想资源极其有限。相反，社会总是在要求和规训年轻人按照某个既定的、主流的道路走。他认为，好的大学应该是为年轻人未来五十年的生活打下基础，拓展他们的视野，在他们最迷茫的时候给予试错的机会、陪伴和安慰。剩下的就交给年轻人自己，他们会自己找到答案的。

01 大学生活的意义：懵懂中自我探索，打开更大世界的窗口

林子人：回想自己的学生生涯，我觉得那真的是一段在懵懂中跌跌撞撞地自我探索的时光，探索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擅长什么不擅长什么，这其中有很多“冲动”与“试错”：进入大学时因为最擅长的科目是英语选择了英语系；一度觉得广告业很酷，但在上了广告学的课后打消了念头；因为学校提供的对外交流机会第一次出国，经历了文化冲击，开始思考“何为中国”之类的问题；考虑过要不要当记者，在报社的暑期实习结束后指导我的记者老师语重心长地告诉我，如果能在一个新闻学之外的专业领域精进，会对记者工作更有帮助；大三时第一次接触了人类学（在我校它被称为文化研究），觉得这个学科和它的研究方法太有趣了；本科毕业后在海外留学，真切地感受到了学术研究的乐趣，想着那就继续读博吧；在硕士毕业后的间隔年中一边申请博士项目一边做各种志愿者工作，博士申请失败，被爸妈以“必须开始工作了”的理由赶出家门（是真的）；然后终于成为了一名记者，先是从商业报道开始磨练新闻采访和写作技巧，然后转向文化报道，在我的兴趣志向和擅长领域之间打通了联系——将优秀的学术研究成果以浅显易懂的方式介绍给公众，为建设一种更好的公共智识生活贡献力量。

我看现在一些大学生很早就开始目标明确，大一就开始准备实习、考研、求“上岸”，我对此表示佩服，但也想用自己的经历告诉仍在迷茫和困惑的年轻人，一时找不准目标没关系，你觉得很严重的事时过境迁后都将不是问题——如果你找到了那个构建起自我的坚实基础的话。

尹清露：和子人一样，我大学也是英语系。现在想来颇有遗憾之处。倒不是后悔选择英语专业，而是因为英语毕竟有基础，我和室友就不太认真听课，觉得“吃老本”也能将将及格。其实我们上过非常不错的英语文学课，还记得有一名自带神婆气质的女老师，特别喜欢《呼啸山庄》，课讲得很好，也不怎么爱用手机，放学后就闲云野鹤一般地飞走了。我才开始意识到，原来还有这种悠然自得的活法。大二大三在参加志愿者和实习时认识了些志同道合的朋友，还喜欢去隔壁美院找熟识的老师玩，并发现美院和我所在的政法院校在治学态度上简直太不一样了。

对我来说，大学的重要性就在于打开了通往更大世界的小小窗口，见到了之前从没见过的人和事，还让我得以毫无功利心和芥蒂地和别人打交道（毕竟人家也会因为你是学生而多一分宽容）。现在想来那时候真的是非常美好的时光。

叶青：当初选专业和学校时实在是非常草率，选择来成都念新闻学完全是因为高三读了一本叫《北城天街》的小说，深受感动，而主角之一是一名记者。到了成都我才猛然发现，原来书中的故事发生在重庆……不过也算因祸得福，我还挺喜欢后来的大学生活，四年里最大的收获不是课堂上的理论知识——中新史、外新史、媒介理论到底在说什么早就忘得差不多，老师上课时讲八卦回忆自己如何翻墙去养老院接近吴秀波的母亲还记得比较清楚——而是在学习和老师、同学的互动中培养独立思考以及自主学习的能力，会开始反思很多以前不会注意到的：老师之流的权威代表说的不一定都对，世界上大多数境况也不是非黑即白，许多事情一直在发生并不代表它们就有正当性。这可能也是大学教育与义务教育最大的不同之处。

02 疫情改变大学生活：困于校园，社交减少

姜妍：这几年大学生群体社会属性的部分会高度降低，大量原本应该发生在面对面场景中的活动被迫转移至线上，确实对年轻人影响很大。我自己虽然现在社交需求和属性都大幅度降低，但我非常理解那个部分对年轻人尤其是大学生群体的重要性。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一起交流，很多时候可以产生良性的激发与互动，也会激励出火花，产生更多的能量与价值，相互鼓励前行。比如回望拉美文学爆炸，我们可以看到当年在巴塞罗那等城市，这一批重要的拉美作家群体之间往来密切，彼此激荡。

林子人：采访许纪霖老师的时候他说，其实大学的意义很大程度上不是它提供的课程，而是氛围和校园文化，我对此深以为然。大学生活精彩与否很大一部分取决于你交了什么朋友，参加什么社团，听了什么讲座，结识了什么老师。再往大里说，大学所在的城市给你提供的种种机会，也将拓展你的视野和可能性，比如演出、展览、实习机会等等。但在疫情期间，这些课堂外的东西大打折扣，在我看来，困在校园里、网课内将让这一批正在上学的年轻人视野狭窄，他们本应在最有好奇心的年纪去睁眼看世界，并在这个过程中更好地认识自己的。

03 如何寻找意义：不要接受社会的暗示，拓展自己的边界

潘文捷：最近《Nature》子刊《自然人类行为》杂志的一篇论文引发了不少关注，内容主要考察的是对几个国家工科学生学业表现。

这项对比研究发现，美国学生不仅仅注重本专业课程的学习，他们也没有全天全身心扑在学习上，反而得分最高。研究人员认为，这是因为在美国工科学生也会接受两年博雅教育，受一些人文社科的熏陶。按照这项研究，大学生活当然应该反其道而行之——多接受人文社科训练，多挖掘自身内心的动力，而不是被环境和其他人推着走。

姜妍：简单讲就是，不要接受社会的暗示，这话其实是当年阿城用来形容吴清源的。如果解释一下是什么意思，就是社会主流价值观会对大部分人的生命轨迹有一定规训，比如人到了30岁应该如何、40岁应该如何，大部分人会接受这种暗示，如果自己没有合上拍就会焦虑。但吴清源一生只关注他自己的黑白棋子世界，世俗的时间流逝并不会影响到他的专注与投入。每个人对“意义”的认知都不同，并不是说接受社会暗示生命就不具有意义，只是如果内心深处还有一些更多元的价值与想法的时候，我们要如何保存和持续的实践之？这个其实并不容易。

徐鲁青：美国教育学者麦克维（Brain J. McVeigh）曾从实然性的角度总结过大学教育的四个功能，首先是教育功能，大学培养人的思考能力，完善学生的人格；二是社会化，即训练学生在毕业后遵从社会核心价值观；三是筛选，学校通过考试和评优，将学生划分到劳动力市场的不同岗位；四是看护功能，就是让年轻人待在校园里，直到他们足够成熟到能被劳动力市场接纳后毕业。

麦克维在20年前考察日本大学时，认为日本在后三个方面做得很出色，大学教育的确制造了一批批遵守规则、勤奋努力的企业员工，他们是日本经济发展的基础。而在第一个方面，也是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大学责任，在他看来则完成得很失败。

我们或许也能从这四个维度对中国大学做出评价。从社会功能的层面出发，大学承担的许多实际任务与纯粹的育人（培养一个能独立思考、有批判意识的成年人）之间是存在张力的。所以，对个体来说，我觉得不要把大学看作一个绝对纯粹的象牙塔（我在初高中时期常常这么想），有意识去识别其中对人的规训与服从性改造的部分，在有余力的情况下自我保全甚至抵抗它们——如姜妍谈到的，尽量珍视并实践内心深处更多元的价值与想法。当下能做到这些，可能都是十分奢侈的事吧。

尹清露：读研的时候，我也很焦虑于生活的意义。2021年，多家媒体都谈到“文科女”的现状，精准戳中很多人的痛点：在学校里我仿佛可以“have it all”，既有丰富的精神生活，又暂时不必为生存担忧，但出社会后却发现自己其实“have nothing”，我珍视的精神价值并不能带来好的物质生活，不问价值和意义却反而可以。另一方面，小时候乘上了经济发展的快车，爸妈舍得砸钱提供好的教育，我也以为未来是玫瑰色的。

所以，我也没有能力给大学生们提供建议，但有一点是我认同的，那就是想方设法去拓展自己的边界，各种方法都可以，比如多发展一些兼职或者爱好。除了可以分摊压力，让精神不那么紧张，也可能某天会意外排上用场——无论是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拼尽一切只为了得到好工作，还是仅仅着迷于学院教给自己的知识，可能都不再是最好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