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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昉:老年人、农村人、农民工是中等收入群体增长的三个主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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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昉:老年人、农村人、农民工是中等收入群体增长的三个主力军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蔡昉表示,促进消费需要培育更多的中等收入人口,而这一群体增长的关键在于三个主力军。

2021年12月6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2021年度创新工程重大科研成果系列发布会,蔡昉出席。图片来源:人民视觉

记者 辛圆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蔡昉表示,促进消费需要培育更多的中等收入人口,而老年人、农村人口、农民工是中等收入群体增长的三个主力军。

9月8日,他在“海创论坛2022”上指出,中国具有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这主要是从超大规模的人口来说,但人口未必会自然而然地转化成消费市场,光有人口没有消费能力也无济于事。所以需要培育更多的中等收入人口,为人口规模转化成消费市场创造条件。

蔡昉表示,我国65岁以上的人口目前在2亿以上,“老年人需要、也应该过上中等水平的生活”,建议通过社会保障延长其就业时间,从而增加他们的收入,这样不仅可以从供给侧层面作为劳动力来支持经济增长,也可以从消费者的层面来支持经济。

其次是农村人口,他指出,2013年以来,我国约有1亿农村人口脱贫,现在需要建立一个更高的标准,着眼于把他们培养成中等收入群体。

三是农民工,蔡昉说,我国有1.7亿多进城农民工和1亿多本地农民工,这一群体近3亿人,也至关重要。

他提到,目前中国正处于加快福利国家建设的关键时期,经济学中有一个“瓦格纳法则”,指的是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政府支出特别是政府的社会性支出占GDP的比重相应提高。在人均GDP从10000美元提高到23000美元期间,政府支出的比重提高速度最快,也就是“瓦格纳加速期”。

“从中国实际来看,‘瓦格纳加速期’正好是从现在到2035年,一般规律和现实要求都决定了中国应该遵循这个规律,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不断提高,既能缩小收入差距,也能开拓消费者市场,这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他说。

蔡昉还说,近年来,中国的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都很快,但城乡收入差距仍然很大,社会贫富差距也较大。如果用基尼系数来衡量,2009年后稳定在0.468的水平上,一般来看,0.4是一个分界线,超过0.4就是不公平的分配,而我国目前是显著高于0.4的。

他表示,缩小基尼系数,既要依靠初次分配机制,也必须借助再分配。

“如果要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在初次分配领域可以做很多事情,比如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让更多农民从农村转移到城市,扩大他们的就业范围等等,这可以缩小收入差距,但如果想把收入差距降到0.4,单靠初次分配难以实现。”他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经验显示,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等再分配手段,基尼系数平均可以降低35%。

“无论是初次分配还是再分配,归根结底是要创造一个中等收入群体,形成一个橄榄型的社会结构。”蔡昉说,“如果我国14亿人口中有更多人能够成为中等收入群体,比如有10亿人,对于市场主体来说,商机就更多,对于整体经济的推动作用就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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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昉:老年人、农村人、农民工是中等收入群体增长的三个主力军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蔡昉表示,促进消费需要培育更多的中等收入人口,而这一群体增长的关键在于三个主力军。

2021年12月6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2021年度创新工程重大科研成果系列发布会,蔡昉出席。图片来源:人民视觉

记者 辛圆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蔡昉表示,促进消费需要培育更多的中等收入人口,而老年人、农村人口、农民工是中等收入群体增长的三个主力军。

9月8日,他在“海创论坛2022”上指出,中国具有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这主要是从超大规模的人口来说,但人口未必会自然而然地转化成消费市场,光有人口没有消费能力也无济于事。所以需要培育更多的中等收入人口,为人口规模转化成消费市场创造条件。

蔡昉表示,我国65岁以上的人口目前在2亿以上,“老年人需要、也应该过上中等水平的生活”,建议通过社会保障延长其就业时间,从而增加他们的收入,这样不仅可以从供给侧层面作为劳动力来支持经济增长,也可以从消费者的层面来支持经济。

其次是农村人口,他指出,2013年以来,我国约有1亿农村人口脱贫,现在需要建立一个更高的标准,着眼于把他们培养成中等收入群体。

三是农民工,蔡昉说,我国有1.7亿多进城农民工和1亿多本地农民工,这一群体近3亿人,也至关重要。

他提到,目前中国正处于加快福利国家建设的关键时期,经济学中有一个“瓦格纳法则”,指的是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政府支出特别是政府的社会性支出占GDP的比重相应提高。在人均GDP从10000美元提高到23000美元期间,政府支出的比重提高速度最快,也就是“瓦格纳加速期”。

“从中国实际来看,‘瓦格纳加速期’正好是从现在到2035年,一般规律和现实要求都决定了中国应该遵循这个规律,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不断提高,既能缩小收入差距,也能开拓消费者市场,这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他说。

蔡昉还说,近年来,中国的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都很快,但城乡收入差距仍然很大,社会贫富差距也较大。如果用基尼系数来衡量,2009年后稳定在0.468的水平上,一般来看,0.4是一个分界线,超过0.4就是不公平的分配,而我国目前是显著高于0.4的。

他表示,缩小基尼系数,既要依靠初次分配机制,也必须借助再分配。

“如果要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在初次分配领域可以做很多事情,比如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让更多农民从农村转移到城市,扩大他们的就业范围等等,这可以缩小收入差距,但如果想把收入差距降到0.4,单靠初次分配难以实现。”他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经验显示,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等再分配手段,基尼系数平均可以降低35%。

“无论是初次分配还是再分配,归根结底是要创造一个中等收入群体,形成一个橄榄型的社会结构。”蔡昉说,“如果我国14亿人口中有更多人能够成为中等收入群体,比如有10亿人,对于市场主体来说,商机就更多,对于整体经济的推动作用就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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