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 | 雪豹财经社 曹毅

公元1759年，一份御状递到了乾隆的书桌上，告状的是一位名叫洪任辉的英国商人，他声称因为中国商人的欠款问题，“本国公班衙派我上京师伸冤”。

这是今天人们所知道的最早涉及公司事务的中国官方记载之一。公班衙，即“公司”一词的音译。但公司究竟是什么，在经济总量足以傲视全球的康乾盛世，没有人太关心这个问题。

100年后，清政府驻英法意比四国公使薛福成在游历欧洲后写下了这样的话，“公司不举，则工商之业无一能振，工商之业不振，则中国终不可以富，不可以强。”

这是纪录片《公司的力量》中讲述的一个故事。

作为至今为止最有效的经济组织形式，公司的出现被称作是“人类的成就”，尤其是股份公司惊人的崛起，被公认为是现代历史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

今天，公司的力量已渗透到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诚如纪录片所言，“公司是一种组织、一种制度、一种文化；公司是一种生存方式，也是一种生活方式。”

据《财富》杂志最近公布的2022年世界500强排行榜，前五名分别为沃尔玛、亚马逊、国家电网、中石油及中石化。榜单显示，今年世界500强排行榜企业的营业收入总和约为37.8万亿美元，同比上涨19.2%（该榜单有史以来最大的涨幅），相当于当年全球GDP的五分之二，接近中国和美国GDP之和。

首播于2010年的《公司的力量》，由《大国崛起》的总导演任学安率原班人马，历时两年、跨越八国、实地拍摄数十家公司、采访百余位中外学者创作而成。

整部纪录片共分10集，每集50分钟，以世界现代化进程为背景，梳理公司的起源、发展、演变和创新，讨论公司组织与经济制度、思想文化、科技创造、社会生活等诸多层面之间的相互推动和影响。

作为一部电视片形态的公司史，《公司的力量》上映后便获得广泛好评。时至今日，其豆瓣评分仍维持在8.7分。

不久前，我花了两天时间，刷完了这部总时长500分钟的纪录片。虽然是一部12年前的老片，但很多观察和判断仍未过时。

在阅片的过程中，我还整理了约7000字的摘要，在此一并分享给雪豹财经社的读者们：

公司的诞生

1776年，博尔顿—瓦特公司展示蒸汽机，改变了几千年来生产完全依赖于人力与自然力的历史，将缓慢的工业化进程加速为一场真正的革命。同年，亚当斯密《国富论》出版，提出重商主义，倡导通过平等契约发展经济的自由贸易，指引英国成千上万公司完成工业革命，而非由政府强制力作为主导，纺织机械等工业中出现不再需要政府特许的股份有限公司。

1883年11月18日，美国第一个全国统一的铁路时刻表诞生，从此上帝的时间被改用人间的指针来度量，改变这一切的，不是宗教，不是政治，甚至不是科学本身，而是一个叫做公司的组织。当然，被公司改变的，绝不只是时间。

地球才刚刚向世人显露全貌，就已经成为商业战争的疆场。公司不仅要赚取利润，还承担为国家开疆拓土的使命，期间英国与荷兰将司法、行政等国家权力给予公司，鼎盛时英国东印度公司拥有超过30万的武装力量，是当时英军的两倍。17世纪开始，欧洲公司竞相以公司为名义踏浪蹈海，公司凭借政府之特权逐利全球。这是一段权力与金钱结合，财富与血腥伴随的历史，公司在枪炮的庇佑下攻入一个个市场。

股份有限公司经历了痛苦且漫长的诞生期后，由特许变为自由注册，由特权变为平等的权利，与之相随的是，由垄断到竞争，由封闭到开放的市场的形成，在市场机制下重生的股份有限公司，不再是上数上等人的游戏，而成为普通人的登台表演的机会。

英军击败拿破仑，有人评价称，战争的胜利，不仅是不列颠军队的胜利，也是市场经济的胜利，而在滑铁卢之战两年前，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的贸易垄断权被废除。1862年，基本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通过《公司法》，从此成立股份有限公司不再需要政府特许，7人即可注册。该法案后来成为世界各国公司法的蓝本。19世纪中期，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一项制度被法律固化，它使得陌生人之间的合作成为可能，凝聚起生命个体的能力，将其变成强大于任何个人的经济动力，给每一个想投身奋斗的人搭建平台。

最初发表在《本周杂志》上的美国企业家宣言：我不要选择做一个普通人，如果我可以，我有权成为杰出的人。我寻求机会，不寻求安稳。我不想成为一位有保障的国民，孱弱而沉闷的安享着国家的照顾。我要做有意义的冒险。我要梦想，我要创造。我要失败，我也要成功。

19世纪初，新秩序正在建立。美国从欧洲继承了自由经济制度，却没有欧洲坚固的贵族等级传统，早在独立之初，社会就为普通人实现梦想做好了准备，比如1780年本杰明·富兰克林推出的《穷人理查德年鉴》，打破了“君子不言利”的传统思想，告诉大家挣钱不是贪婪，也不为谋生，而是使命、是精神、是最大限度地使人生绚丽多彩，是改变个人命运的最好途径等。

美国市场是通过火药和鲜血熔铸的，南北战争结束后，1862年，林肯签署《太平洋铁路法》，授权两家公司修建第一条横贯北美大陆的铁路线，促进美国拥有完整统一的市场经济，激发美国人财富梦想。铁路到了哪里，哪里就告别了荒凉。运输业、制造业、百货业公司快速改变国家和个人的面貌。

自由竞争把全社会有奋斗热情的人筛选了出来，这些曾经饱受贫寒，生活在特权之外的人获得了自由之后，他们迸发了让人敬仰的创造力，比如卡内基的钢铁厂可能是全球第一个采用流水线生产制度的企业等。

率先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是全球经济的龙头，但是随着美国和德国发展出新的大企业，引进新的组织方式，力量的平衡发生改变。19世纪结束时候，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经济新的发动机。1913年，美国制造的商品占全球工业产出的36%、德国16%，英国14%。而当时英国把企业家看成“是被金钱弄脏双手的人”，这种偏见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末。

1933年5月，罗斯福签署《联邦证券法》，这是美国历史上首部规范证券市场的法律，要求公司进行信息披露等。凯恩斯创建以国家干预为中心，以消除经济危机和失业为目标的学说体系。改变了此前100多年只由市场之手调节经济运行的观念，是经济学的一场革命。

今天，财务报表成为真正通行的世界语，只需三张表（损益表、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人们就能读懂公司的秘密。

公司的力量

19世纪末中国驻英法意比四国公使薛福成形容公司：尽其能事，移山可也，填海可也，驱驾风电，制御水火，亦可也。西洋诸国，所以横绝四海，莫之能御者，其不以此也哉。

人类97%的财富，是在过去250年，也就是人类历史0.01%的时间里创造的。带来财富迅速增长的机制是市场经济，而公司组织正是市场经济中不可缺少的细胞。作为市场经济中无可替代的组织，公司在人们爱恨交织的复杂目光下成长、校正、自我更新。

2009年，公司为全球81%的人口解决了工作机会，构成了全球经济力量的90%，制造了全球生产总值的94%，全球100大经济体中，51个是公司，49个是国家。全球161个国家的财政收入比不上沃尔玛公司。全球最大的10个公司的销售总额，超过了全球最小的100个国家GDP总和。

公司可将一个人，甚至一双拳头、一只脚，包装成明码标价的商品。一场现代战争中，看得见的是硝烟、战火，看不见的是提供物流和信息保障的公司。军队的效率是外来的、强制性的，而公司的效率是内生的、主动的。军队这个最有效率的组织，也不得不开始向公司学习管理，西点军校甚至被评为最好的商学院。

股东利益最大化，这是一个公司绕不开的词，构成了人间悲喜剧的来源，公司有时追求的，与某些社会价值背道而驰，但根植于人性深处的贪婪，并非公司之罪，却因公司被无限地放大了，而逐利的欲望和自私的动机，既是灾难和危机的培养液，也是公司永葆活力的不竭之源。

由于公司的存在和蓬勃发展，社会财富流向金字塔塔尖。1896年调查表明，在美国12%的人口控制近90%的社会财富。据统计，1888年至1908年间，美国工业部门发生的事故导致70多万工人死亡，相当于每天有100人丧生。世界就这样走到了20世纪未知前程的入口上，世纪之交给人留下的最深刻印象，不是光辉的物质成就，而是惶惑与错乱，解决的问题和造成的问题一样多，平息的争端与引起的争端一样多。20世纪的人们开始重新认识市场、认识公司，面对这些问题，政府、社会、组织都在寻找自己的位置，划定权力的边界。

公司的管理

管理作为公司最重要的软件，意味着智力成为重要的资本。在20世纪中期，管理发展成为一门公共学问，一时间整个社会仿佛被公司化，而职业经理人的成功，为普通人指出了一条通往梦想的新路径。

美国的军需物资供应得以远远超过德国日本的总和，大公司功不可没，而公司贡献的不仅仅是看得见的物质，它还创造了一种被称为“管理”的新产品。管理是每一个成功组织的必修学问，而公司权力的分配、制衡和传承对每一个渴望长大并向往永生的公司来说是必须跨越的制度门槛。

1945年秋天，老福特将公司权杖交给孙子亨利·福特二世。接班后第二年，小亨利·福特从竞争对手通用汽车那里聘请欧内斯特·布里奇作为副总裁全面负责经营，此后欧内斯特·布里奇又在通用汽车迅速挖来15位经理人，仅仅一年后，福特公司实现扭亏为盈，而当时几乎所有的大公司都在努力效仿通用汽车独特的管理方式。

通用汽车经理人斯隆设计了一种多部门制，负责为不同的消费群体提供服务，即由不同级别的经理人员共同管理公司，各个分部通过广泛的会计核算机制向总部负责，使上层管理的职责是制定目标和策略，而不是进行日常管理，或是介入每一个决策的细节，这些在当时的世界商业和美国商业中是全新理念。

斯隆认为：在独裁者的公司，一个机构是不能发展成为成功的组织的，如果独裁者知道所有问题的所有答案，那么独裁制度是最有效的管理方式。但没有一个独裁者能做到这一点，将来也没有人能做到，公司需要听到多元化的声音，才能做出更准确的判断。

公司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是以职业经理人出现为标志的。在过去，由所有者掌控公司，公司的生命和所有者是捆绑在一起的，不利于最优秀的人进入公司，而职业经理人进入到公司的管理岗位上，和所有权实现了分离，意味着公司作为一个独立的生命，可以延续下去，可以从一个最优秀的人手里面发扬光大。

在规模主导经济的时代，大就是美，就是力量，传统的管理方法无法满足企业对成长性和永续性的无限渴望，谁也无法保证自己的家庭代代都有才人出，公司可以传给子孙，但经营公司的禀赋却不一定能遗传，要想实现公司无限大，和公司万年长这两个梦想，所有权和经营权必须分离，而一个开创公司的人，能为它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也许就是在适当的时候离开。

作为财富的有效创造者，公司并不是一个好的分配者。于是每过一段时间，社会就会经历一次供给过剩、需求不足引发的危机。1929年的大萧条，让人们意识到市场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这是资本崛起的过程中一个划时代的转折点，从此“监管”一词，出现在各国经济运行的轨迹中，政府对于经济运行的态度，不再是放任自由，而是混合经济模式，是人们对市场经济制度的一次重要修正。

公司的文化

公司归根到底是人的组织，在制度和理性之外，要想调动人、激励人、凝聚人，唯有文化，那是公司管理的更高境界，也是效率和利润的新来源。只有那些善于汲取先进文化，并创造出自己独特新文化的公司，才可能成为时代的佼佼者。

1981年，威廉·大内首次提出企业文化的概念，而80年代日本公司从文化中收获的利益成为世界各国公司的榜样，企业文化被迅速而充分底延展，人们开始从各自的文明中寻找，用美好的价值重组公司，用高贵的精神锻造公司，用超越利益的公共品质包装公司，这一切所取得的成就是仅仅依靠硬性管理无法到达的高度。

上世纪70年代，日本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也是日本国民幸福感最高的一段时光。有人这样形容道，这个世界似乎都在被佳能复制、被尼康拍摄、被松下录影、被精工计时、被夏普的斑斓色彩魅惑。与之相对的是美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接连受挫，市场份额不断缩小，外贸赤字逐年上升。美国专家赴日本学习。历史学家傅高义认为，二战后日本公司在学习新模式方面非常积极主动，同时他们开创了新的思维方式并传播到整个社会。

1910年，70岁的涩泽荣一开始撰写《论语与算盘》，数十年的经商经验告诉他，要改变轻商贱利和权力本位的风气，必须在日本传统的儒教思想和资本主义精神之间找到一个适当的结合点，他从东方的儒学传统中为经商找到了高尚的动机，经商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社会，这不仅同理想人格没有矛盾，而且还是实现理想人格的最佳途径，正所谓公益即私利，私利能生公益。这一解释赋予了商业活动新的意义，进而改变了日本社会的价值观。此后1916年该书出版，售价1日元，成为日本企业界的圣经。

1932年，松下幸之助召集员工，称发现了公司使命。“我们应该向自来水那样，不停地生产，当然价格就会降低、产品就越便宜、人们会更方便、生活会更美好、社会会更富裕，这才是松下电器公司所有员工生存的意义。”放在第一位的目标不是股东利益，而是回报社会和国家。

公司对日本人来说就像是一个更大的家，员工需要这个家，社会文化需要这个家，这是对人类千年传承的情感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一种延续，经营者扮演家长的角色，努力让家庭保持和睦，团结和秩序，让家庭成员分享幸福，于是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被广泛使用，几乎成为日本企业的象征。

在激烈的竞争中如何维系企业存在？稻盛和夫的结论是：人心比什么都重要，在当今世界上再没有比人心更强有力的东西。为此稻盛和夫把敬天爱人确立为社训，将儒家文化对世界的态度与现在市场竞争机制结合在一起。道义、情感、人际关系、信任感、亲密性，这些维系人类社会数千年的基本要素都可以转化为生产力，日本公司向世界传递出一种新的信息。

公司的创新

300年前，英国思想学家培根说道，知识就是力量，而让知识真正成为力量，让科技真正成为第一生产力的，并不是知识或者科技本身，而是面向市场进行创新的公司组织，因为在创新活动的诸多要素中，制度大于技术。

在公司成为研发主体之前，科技发明主要是由少数杰出人士完成的，他们在大学，学院或者工作室工作，大都是由个体做出发明，然后努力将这些发明推入市场。自从有了公司，人类很多的新知识、新发明、新创意，都有了明确的创造者和拥有者。据统计，从17世纪到20世纪70年代，被经济学家认为改变了人类生活的160种主要创新中，80%以上都是由公司完成的。今天，全世界70%的专利和三分之二的研究开发经费出自跨国公司。

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一个发明催生一个公司的方式在欧美各国十分普遍。经济学家诺斯认为，英国之所以在工业革命中取代荷兰，不仅仅是与发明和科学活动增多有关，也不仅仅与纺织、钢铁领域的技术创新有关，而是与生产投资及市场的新组织方式有关。诺斯所说的新组织就是将资金、技术和市场联结在一起的公司。

科技史专家李约瑟曾指出西方文化的两个特点，一是认为科学是认识和理解宇宙的唯一有效途径。二是认为将科学应用于掠夺性技术从而增加个人财富是天经地义的。也许正因为社会的这一普遍意识，各国政府很早就开始保护和鼓励人们把发明变成财产。《专利法》保护的是个人的发明权，而个人却借助公司平台组织资源，于是越来越多的专利署上了公司的名字。

当科技创新日益显示出创造利润的能力后，公司对财富的追逐就直接变成了对技术发明的热爱。如何把科学技术变成生产力，这一问题在市场机制下有了答案，一连串经典案例不断表明，公司能用最短的时间、最小的成本，把试管和柜台连接起来。

二战后，日本通产省把目光集中到了美国的先进技术上，在通产省的统筹下，美国实验室里的发明在日本土地上开花结果，从美国那里买回专利的日本公司不是简单的复制或者简单的重复，而是一美元的专利它可以投入三美元，或者是更多的创新经费，这样技术进一步的深化，再做出世界上当时最好的产品这种二次创新在日本的经济发展当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指出，权力始终归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所有者占有，20世纪末，科学技术已成为比资本更为重要的生产要素，随着资本支持下的各种高科技公司不断降生，随着新生的网络公司开始取代传统企业进入世界500强，随着创意发展成为一种新兴的产业，权力发生了新一轮的转移。知识经济时代到来了，在这个时代创新的意义超越了以往任何时期。

当微软从一家小公司逐渐变成全球技术霸主，美国司法部面临了一个新的反垄断难题（1997年美国司法部起诉微软），问题不在于市场上实施垄断价值，而是技术垄断正在阻止更多创新公司的出现。为了保护更多中小公司的创新能量，政府不得不遏制本国乃至全球有史以来的最有成就的公司。因为无论是行业垄断还是技术垄断，都将破坏创新的生态环境。

班加罗尔被称为印度的硅谷，世纪之交当全球都陷入电脑千年虫恐慌时，以最快速度研制出最彻底的解决方案的不是美国、日本或欧洲，而是印度的公司，班加罗尔软件公司因此而获利50亿美元，当时的印度实行市场化改革刚刚8年。印度的改变是从1991年开始的，这一年70岁的拉奥出任印度总理，在他的领导下印度开始建立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取消了创办和经营公司所依赖的许可证制度，创办公司此后不再需要经过各种各样的许可手续，公司扩大生产时也不再需要征得新德里官员的同意。

20世纪90年代，随着计划经济国家陆续转型，新的全球贸易通道一点点打开了，1994年美国商务部的《国家出口促进策略》中，新兴市场国家这一概念正式出现，这份报告认为，一个新世界正在崛起，在这些通过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并逐渐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国家中。外国公司带来的不仅是资金、技术和管理，更重要的是市场规则。

公司的未来

四百多年来，公司却从未改变向外的趋势。天灾或是战火，政治鸿沟或是文化差异，都不能阻挡它与生俱来的冲动，公司向往每一个市场、奔赴每一个市场、连接每一个市场。或许以公司的视野来观察，世界首先就是以市场的方式存在的，但人类从历史继承而来的是由多个国家构成的世界版图，国家的疆界成了自由交易的边界，大市场被分割成无数的小空间。哪里成本低，哪里有需求，公司就上方百计去哪里，这是一个直到今天都没有改变的简单逻辑，正是这个简单逻辑一点点地改变了世界的样貌。

对于公司来说，奔跑的步伐已不可能停止，需要改变的是行进的方式。日本学者大田研一认为，以往的跨国公司寻找一片投资的乐土为的是复制繁殖母公司的产品与服务，而今天他们必须为不同地区的顾客提供不同的服务，而不再是教育所谓的“野蛮人”如何喝可口可乐或者吃玉米片。在全球化的时代里跨国公司成功的秘诀就是“直把他乡作故乡”。

在一个英雄不问出处的年代，要在竞技场上长久保持领先者的席位唯有创新——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组织模式。哈佛大学商学院高级副院长约翰·奎奇：这个世界不再需要通过模仿碰巧成为全球企业的公司，世界需要的是创新，需要那些可以为其他地区带来创新产品和服务的公司，无论这样的公司来自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因此不要为了走出去而走出去，公司走向国际化要带着他人不能够提供给消费者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