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尹清露

编辑 | 黄月

不知从何时开始，每当问别人最近在听什么音乐，得到的答案都是模棱两可的“听得很杂”、“叫不太上来名字”，或者直接抛过来一个歌曲链接。

这并不是个别现象，早在2007年，文化研究者毛利嘉孝就在《流行音乐与资本主义》一书中做出预测：随着数字媒体的兴起，音乐会变得越来越断片化和背景化，像自来水那样无处不在，人们迫不及待地消费最新的音乐，并很快厌倦。与此对应的则是音乐作为社会变革力量的减弱——我们都知道，1960年代之前的摇滚乐曾有鲜明的政治姿态，但这种姿态随音乐产业的建立已迅速消失。

今天，毛利嘉孝的预言变成了现实。2017年，另一本日文著作《可持续音乐的未来》就发出了这样的质疑：“我们还有必要制作更多音乐吗？”作者以偶像团体AKB48为例指出，粉丝们为了获得选票而大量购买CD，然后非法倾倒在垃圾堆里，而“音乐本身的价值被忽视了”。

种种现象呈现出了音乐被消费包裹后的种种无奈，不过故事也有另外一面。在疫情中，无论是大提琴家马友友在疫苗接种现场的即兴演出、在社交媒体上用标签“抚慰之曲（#songsofcomfort）”分享平日的演奏片段，还是更为国内歌迷津津乐道的罗大佑、刘德华线上音乐会，它们都仍然行使着音乐最朴素的功能——在艰难的时刻让人感觉好过一点。

如果流行音乐注定既令人失望，又带来希望，我们要如何看待它扮演的角色？《流行音乐与资本主义》或许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点答案。虽然和国内乐坛的情况存在一定距离，日本流行乐的历史变迁仍然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说明音乐与社会思潮、资本主义之间充满纠葛的关系。

J-pop兴起：经济泡沫破灭后，年轻人想要“做自己”

90年代初，日本的经济高速增长进入停滞状态，在股市和房地产泡沫破灭后，国家进入了被称为“失去的十年”的阶段。对于当时的年轻人来说，拼命工作就能得到回报的日子已经成为了过去，而一个高速运转的、以企业为中心的社会，对于个体的心灵来说是相当折磨的。在《饱食穷民》一书中，日本记者斋藤茂男就记录了经济增长残光犹存时，为了维持系统运转而走向崩溃的可怜人，比如一名证券公司销售员，看似家庭美满、工作顺利，但生活的全部意义就是追赶业绩指标，这令他感到无法喘息，最终患上了心理疾病。

为了逃离这样的生活，许多年轻人开始兼职打工来养活自己，利用业余时间做自己更热爱的创意性活动，比如组乐队和拍电影。不过，成为“灵活劳动力”不只是个人选择，也是出于政策方面的考虑。为了重振经济，日本政府引入了一系列放松就业管制的措施，兼职工人和派遣工人的数量激增，并出现了名为“飞特族”（freeter）的群体。在这个词被创造出来的初期，它的含义十分积极，代表着一种跟终身雇佣制不同的、更自由的生活方式。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J-pop作为一个音乐类别出现，并且奇迹般地在经济下行的时代获得了繁荣发展。毛利嘉孝发现，回看那些拥有百万销量的金曲，它们都有一种“不管三七二十一、自暴自弃式的积极向上感”，也都表达着这样一种信念：不必在意主流看法，做自己最重要。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创作歌手槙原敬之为偶像团体SMAP创作的《世界上唯一的花》，这首歌的受欢迎程度堪称史无前例，甚至被誉为“日本的第二国歌”。2019年“令和”年号颁布时，前首相安倍晋三还特别提到了这首来自平成时代的歌，认为它可以让年轻人对未来充满希望。从歌词来看，它确实非常抚慰人心：

花店的门前并排陈列着

形形色色的花朵

虽然人们的喜好不尽相同

但每一朵花儿都很美丽

在此之中谁是第一呢

花儿们并没有为此而争论

但是毛利嘉孝也注意到，这类“做自己”的话语并不像看上去那么简单，当人们厌倦了职场、把音乐作为志向，也同时意味着社会结构的转型。他提到，在福特主义式的劳动中，个性的表达曾经是被禁止的，但是在后福特主义时期，创造性活动却成为了理想中的劳动，实现自我价值则是人生终极目标。“现在身处的地方不是我原本该在的地方”，许多年轻人正是听从了这一感召，才选择从公司辞职的。

然而残酷的是，成功地运用才华和天赋的人毕竟是少数。毛利写到，80年代末开始的“百万唱片热”创造出了一批至今都为人乐道的畅销艺人，像是彩虹乐队、安室奈美惠，当然也包括杰尼斯事务所旗下的SMAP。但同时，商业捆绑的发行方式使畅销艺人和非畅销艺人的两极分化越发严重，多数音乐人处于相当弱势的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2006年的日本电影《乐与路（又名：手拉你）》，讲述了四个在大学轻音社结交的伙伴一起组建乐队、试图闯入音乐业界，却郁郁不得志、最终沦为性感偶像的陪衬的故事。在电影之外，由日本摇滚乐队Asian-Kung-Fu Generation演唱的同名主题曲也非常值得玩味，甚至和《世界上唯一的花》构成了巧妙的暗合，它的歌词是这样的：

即使是坏的种子也一定会发芽

无论在哪都要打起精神生活

再见了，我也一定有办法的

就这样再见吧

不是“每一朵花都很美丽”，而是“坏的种子也会发芽”，在熟悉的日式治愈之外，这首歌也无疑多了一丝苦闷。而在更广阔的社会现实中，“飞特族”也逐渐暴露出它的消极含义——在贫富差距增大的情况下，大多数灵活就业的人并非出于自愿，只是因为别无选择。在另一篇论文中，毛利发现，自由职业者面临着严重的困境，许多人因为贫穷而无力支付房租，成为了新型的无家可归者，他们白天从事零散的工作，到了晚上就住在咖啡馆或网吧里，在2006年得名“网吧难民”。毛利嘉孝描绘了一幅极具讽刺性的画面：随着流行音乐和大众文化侵入日常生活，网吧难民们一边手里拿着可以无限滚动播放的mp3，一边在城市里流离失所、被迫移动着。

流行音乐与资本主义：顺从、利用与背叛

就这样，J-pop虽然试图克服泡沫经济后的衰退，鼓励了失意的年轻人，却也无形中成为意识形态的工具。那么，流行音乐的价值又应该如何判定呢？这同样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提到日本流行乐，宇多田光是一个无法绕过去的名字。1998年，当宇多田光带着《Automatic/time will tell》横空出世，某位音乐评论家就感叹道：“（这样的人物）终于出现了。”实际上，那时的日本流行乐已经处于巅峰期的末尾，宇多田光也属于已经被类型化、产业化了的J-pop。然而，毛利嘉孝的评价却颇值得玩味，他一方面承认她的音乐有强烈的人工痕迹，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其作品的优秀，这让他产生一种挫败感：

就相当于价钱便宜的家庭式套餐，竟然变得比一直以来自己偏爱的专业餐馆的饭菜更加好吃了，于是让人不禁自问：我一直以来的执着到底是什么？！

如果去过家庭餐厅，你或许能明白他在说什么。这类连锁餐厅虽然遍布日本大街小巷，但是和完全流程化、菜式单一的麦当劳不同，它的菜式十分多元丰富，从牛排意面到和式甜品应有尽有，还能免费续杯饮料。这也是流行音乐的特征：既位于商业体制之内，又能借助未被商业化的多样文化而有所区分。在样板化的音乐洪流里寻找令人眼前一亮的作品，一直都是流行乐迷们最为热衷的事情。

毛利嘉孝在书中评价道，将各种实验性吸收进流行乐中，便是J-pop式文化资本主义的最大陷阱，也是它的最大魅力。在他看来，既活用了独立的边缘棱角，又在主流环境下进行游戏并获得成功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便是和宇多田光同年出道的女歌手椎名林檎。无论是爵士乐还是电子乐，她都能信手拈来，看似不着痕迹地融合到自己的作品中。

无独有偶，椎名林檎也发表过和毛利类似的看法。她曾在某次采访中提到，日本流行乐的魅力之一就在于用低廉的价格买到远超预期的优质内容——“这不是很实惠吗？”对她来说，正因为专辑CD里的曲目是按照统一标准排列的，制作经费也有所限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作才是令人心潮澎湃的挑战。

既顺从于商业体制，又能巧妙地对其中的规则加以利用，同时在某种程度上背叛它，这就是优秀的流行乐创作者的策略，如果比作一种运动，就如同技巧娴熟的冲浪手。对于流行音乐的这种双重性，毛利嘉孝的立场也是双重的。

在书中，他引用阿多诺对流行音乐的批判指出，在文化成为一项“产业”之前，人们仍然相信在资本主义之外还存在着一个完整的“自我”。但是随着消费主义的推进，这样的“自我”也变得无法分辨真伪了，毕竟个性也是从资本主义市场中挑选出来的、同质化的东西。年初上映的日本电影《花束般的恋爱》就是一则例证——两名主人公之所以相爱、指认彼此为灵魂伴侣，很大程度上就是出于对书影音的共同偏好，网友们因此调侃二人是“报菜名式的恋爱”。

另一方面，流行音乐的策略中也有反抗性的姿态。书中用安迪·沃霍尔的商业波普艺术来说明，虽然流行乐经常被批评为“庸俗”，但就像波普艺术家一样，音乐家们并非一味附和大众口味，同时也没有哀叹商业如何扼杀了艺术，而是采取了更戏谑的态度，在承认“资本主义之外已经什么都不存在了”的基础上，再创造出“令资本主义的逻辑一时错乱”的作品。而就其结果来说，在此策略下，音乐产业不仅得到了发展，更边缘的音乐也获得了更多试错机会和包容空间。

更重要的是，虽然音乐中许多非商业化的东西——比如它的实验性质、给人带来的情感体验——都被回收到了资本主义之中，甚至我们听歌时感受到的快乐和痛苦也能成为商品，但毛利也提出，音乐作为人类最为古老的实践之一，它唤起的共鸣仍然是无法测量、无法被完全交易的。

在今天看来，这一点的意义更值得认真对待，当大企业运作和CD的热潮褪去，流媒体和知识共享的潮流使音乐变得几近免费，音乐所具有的乌托邦潜力或许并未远去。在世界范围内，疫情、气候危机和政治动荡为流行乐带来的影响便是，在自家卧室里写歌、赚得收入的业余音乐人变多了，而描写内心脆弱、细微情感的歌曲成为了新的趋势。然而，流行音乐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是否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90年代J-pop没能完成的事情，未来的音乐还能做到吗？答案也许仍然并不乐观，不过正如毛利所说，“可以肯定的是，流行音乐无论到什么时候都会一直被人聆听。”

参考资料：

《流行音乐与资本主义》 [日] 毛利嘉孝 著 耳田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拜德雅 2022-8

《饱食穷民》[日] 斋藤茂男 著 王晓夏 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20-1

『サステナブル・ミュージック これからの持続可能な音楽のあり方』若尾裕 著 アルテスパブリッシング 2017-6

Yoshitaka Mori.(2009)  J-pop: from the ideology of creativity to DiY music culture,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10:4

（ポップスみおつくし）Ｊポップの終焉　大阪市立大学教授・増田聡

Big feelings and nowhere to go: how Gen Z reinvented the power ballad | Music | The Guardi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