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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随着资本市场双向开放稳步推进，我国资本市场开放程度日益提升。国际金融机构继续抓住机遇，扩大在华投资展业规模和水平。数据显示，已有6家外资独资公募基金落户上海，9家外资券商入驻中国。
继摩根大通证券（中国）、高盛（中国）之后，方正证券于9月16日公告称，拟以11.40亿元的价格向瑞士信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转让所持瑞信证券49%的股权。该交易落地后，瑞信将持有瑞信证券100%股权，瑞信证券也有望成为我国第3家外资独资券商。
界面新闻记者于近日采访摩根大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副行长及环球企业银行中国区总裁黄健，围绕金融市场开放、绿色金融、以及外资机构在国内的最新业务布局等热点议题进行探讨。
黄健表示，新冠疫情对一些行业的发展节奏等各方面都产生了较大影响，但是对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步伐影响不大。
谈及中国各行业的增长动力和发展机遇，黄健提到，中国制造业和贸易的体量对外资金融机构存在吸引力。应近年来中型制造业企业“走出去”的需求，摩根大通从去年开始新增相关的业务团队，专门服务于中国中型企业在海外的跨境业务。此外，他表示，中国医药行业存在市场优势、资本优势以及人才优势，摩根大通看好国内的CXO（医药合同外包服务）赛道。
以下是采访实录：
界面新闻：沪深港通、沪伦通等互联互通机制于近年来先后开通，相关制度也不断完善。金融市场开放水平的提高对资本市场发展有哪些裨益？
黄健：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资本市场也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地成长、壮大。最近二十年来，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一直在有序推进，从中国加入WTO到区域的双边贸易协定的签订，再到2018年以来，中国大幅放宽了市场准入的门槛。在诸多利好措施之下，中国金融业取得很大发展。
虽然这两三年，新冠疫情对一些行业的发展节奏等各方面都有影响，但是对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步伐影响不大，中国资本市场还是在循序渐进地往前发展。证券、基金、期货机构的外资股比限制都已经提前全面放开了，同时外资银行基金托管业务资格落地，QFII、RQFII投资额度的限制取消和投资范围扩大、债券股权市场的互联互通等措施都陆续推出。
从证监会最新披露的合格境外投资者名单来看，截止到8月底，今年以来QFII新增了43家，总数达到711家，较2011年净增长了将近4倍。
我们看到，QFII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投资者新规的实施降低了外资的准入门槛，也扩大了投资范围，同时沪深市场的QFII、RQFII登记结算制度的改革以及相关的业务上线，数据显示，2021年全年共有119家机构申请QFII的资格，达到了历年最多的水平。
从这些数字的变化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些开放措施受到国际投资者的关注和欢迎。同时，外资机构也因中国市场的不断开放拓展在华的业务能力，有关产品和服务也会越来越多。
界面新闻：您认为现阶段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存在哪些有潜力的展业空间？
黄健：中国市场对外资金融机构肯定是很重要的，对摩根大通来讲也不例外。
首先是新牌照的申请方面，比如，摩根大通证券（中国）有限公司是中国第一家外资全资控股的证券公司，在2019年成立，2020年3月开始营业。
除了证券公司以外，摩根大通的期货业务在2020年获得证监会核准，成为了国内第一家外资全资控股的期货公司；我们的法人银行在2007年成立，在2009年跟2012年分别获注资20亿人民币和25亿人民币。即使在疫情充满挑战的2020年，我们仍向本地法人银行增资了15亿元，这些都体现了我们对中国市场的信心。
此外，我们也进一步拓展在中国的商业银行业务，开始为总部设于中国的中型企业提供服务，让我们更好地帮助中国的中型企业走向国际市场。
另外一块是资产管理方面，摩根资产管理于2022年4月跟合资伙伴初步达成了商业共识，拟收购上投摩根100%的股权，摩根大通正在积极跟监管机构与合资伙伴一起合作，等待最后审批的结果。
界面新闻：您提到现在摩根大通也将服务逐渐聚焦于总部设在中国的中型企业，目前中国大陆还有哪些行业的中型企业存在较为可观的增长点？
黄健：从出口来讲，中国占全球制造业的18%以及全球出口的15%，这些体量对我们来讲非常有吸引力。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大型企业以外，中型企业在制造业的布局也越来越多，它们也有非常大的意愿去拓展海外市场。
中国作为一个制造业的据点，对海外市场还是非常渴求的。现在除了在海外布局的大型制造业企业以外，我们看到越来越多中型企业也在进行海外布局，这也是为什么摩根大通从去年开始拓展了业务团队，专门服务于中国中型企业在海外的跨境业务，以布局更深更广的市场。
界面新闻：除了传统制造业以外，聚焦到医药行业，您认为中国目前医药创新研发方面在全球属于什么阶段？作为外资金融机构，能够为这些中国医药企业提供哪些方面的服务以促进产业升级？
黄健：这几年，中国的医药市场，从人口结构、老龄化以及刚需人口基数来讲，已经发展为一个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市场。
过去几年，在政策及资本的支持下，中国药企经历了从做仿制药或者相对低端的成熟药品，到创新药跟仿制药结合，然后再转型到以创新药为主，我们看到整个行业的发展非常快速，也备受市场关注。
中国有几个优势值得关注：第一，广阔的市场，包括人口结构、刚需医疗的需求以及人们健康意识的逐步提高；第二，充沛的资本，无论是风险资本，还是私募资本等等，在医药领域的投资都非常大；第三，优秀人才，我们有很多的医药工程师，在人才储备方面充足。整体来讲，这块的人力成本相较于欧美国家还是有优势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中国医药产业有机会可以自我、自主地发挥医药创新，尤其在创新药这一块，我们有很大的发展机会。
摩根大通看好CXO赛道，就是医药合同外包服务，这是创新生物科技和制药技术里一个细分的赛道。
中国有像药明康德、药明生物这一类的企业，这些已是处于世界龙头地位的医药合同外包服务企业。此外，这些企业对比欧美药企具有成本优势，特别是制造业的基础跟成本。
从现在整个资本的结构来讲，对欧美大药企来说，通常将资本投入在科研方面，把生产跟药物的测试外包给医药合同外包服务公司，这对他们来讲是更有效的资本运用，对CXO企业来说也是一种发展机遇。
所以我们也看到，中资CXO医药合同外包服务的企业在这几年有非常大的增长。
金融机构与医药企业的联手则能为企业提供多样化的融资手段，为推动创新药研究、乃至推动生物医药企业和整个行业的长远发展提供资金保障。摩根大通也会凭借着医疗健康医疗领域的全球网络和深厚知识，再结合我们本地的专长，积极协助优质的中国生物医药企业与资本市场对接，包括创新研发在内不同方面的资金支持，继续深化环境发展和一体化平台建设。
界面新闻：摩根大通在中国大陆的投资布局、产品服务等方面是否因疫情有所调整？主要有哪些方面的优化？
黄健：疫情对整个经济和市场影响非常大，促进了从线下到线上的转型，很多传统意义上的线下纸质流程不得不转向线上。这是非常大的变化。
因此，科技的发展在疫情当中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我们一直在思考怎么样做得更好、更安全、更快。
对摩根大通来讲，第一，我们本身业务的需求更多从线下转到线上。摩根大通每年在科技方面的投入是120亿美元，大部分流向金融科技新的战略，所以从这一点来讲，我们在创新科技方面的投入不遗余力；第二，数字化的转型也是为了顺应企业客户的需求。因为客户本身的业务从线下转到线上，客户业务模式的变化对网络安全、反洗钱的要求、风险管控等有了新的需求，这也影响到我们怎么样相应地满足新的客户需求。
界面新闻：2022年摩根大通在中国都有哪些关于绿色金融方面的业务规划，目前完成的进度如何？您如何看待目前中国绿色金融的发展前景？
黄健：绿色金融是摩根大通非常关注的领域，随着国家不断推进绿色金融的发展，在这个领域我们看到很多机遇。
清洁能源转型是绿色发展的重要的成部分。国家制定了“2030碳达峰”和“2060碳中和”的目标，从整个布局来讲，如何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的转型挑战是非常大的。怎么样能够实现向可再生能源的转型？怎样利用新兴的太阳能、风能这些重点产能的扩张？这些均给整个行业带来巨大的增长和投资的机会。
2021年5月，摩根大通宣布在未来10年提供或撬动2.5万亿美元的融资以推动可持续发展。主要领域包括发展融资、绿色融资、社区发展。那么，实行的第一年成效如何呢？2021年摩根大通提供并撬动了约2850亿美元融资，其中41%为新兴经济体发展融资、37%为绿色融资、22%用于社区发展，说明我们朝着我们的10年目标更近了一步。在中国，自2015年来，摩根大通已经帮助中国领先的金融机构和企业发行了总额近283亿美元的绿色、ESG和可持续发展债券。
从客户的交易中，我们也看到客户对ESG的认识和兴趣日渐浓厚，而且发行可持续发展债券的企业涉及各行各业，包括银行、科技公司及地产等。
分享下我的经验：我是2014、2015年开始做绿色债券，当时我们在国内为企业进行各种各样的辅导。过去是我们推着企业走，到现在企业拉着我们说给我们讲讲绿色债券，由此可以看到其中巨大的转变。
在摩根大通环球企业银行，ESG是我们业务战略的一大重点。我们非常关注政策支持下的新经济企业，特别是可持续发展概念下的可再生能源企业、新能源汽车行业等。如何满足这类新兴企业在绿色发展时代下的转型、融资、走出去等一系列需求，将是我们业务的发力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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