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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黄月
北京时间10月6日晚，瑞典文学院宣布，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法国作家安妮·埃尔诺（Annie Ernaux），她是第17位获得该奖的女性作家，也是自帕特里克·莫迪亚诺之后第16位获奖的法国作家，颁奖词致敬了其“勇敢又确切地书写从个人记忆中挖掘出的根源，疏离以及集体约束”。
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连线采访了法国文学研究者、法语译者黄荭、袁筱一以及埃尔诺《悠悠岁月》的中文译者吴岳添。他们从阅读、研究和翻译的角度对埃尔诺的作品做出了评价，鉴于中文世界能读到的埃尔诺作品仍十分有限，他们的观察与分析或许能够为我们提供些许认识这位法国82岁的重要女作家的途径。
法语学者黄荭：法国是诺奖作家最多的国家，但埃尔诺是第一位获奖女性
南京大学法语系教授、法语译者黄荭在接受界面文化采访时指出，安妮·埃尔诺是法国最受关注的女作家之一，近几年在国内学界也收获了大量注意力，“无人称自传”、“社会记忆”和“个人记忆”都是埃尔诺研究的关键词。她提到，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法国作家都非常关注个人书写和记忆书写，读者从国内引进的埃尔诺作品《悠悠岁月》和《一个女人》里，就可以看到她的个人生活与时代的联结。
黄荭认为，埃尔诺的自传很有特色，是所谓的“无人称自传”——既有自传的成分，也有虚构的成分，她书写的虽然是个人史，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时代的历史。
“她的自传写作有一些争议，但其实很多作家都有这类杂糅的写作，法国从普鲁斯特、杜拉斯开始就有了，而且安妮·埃尔诺的《悠悠岁月》当时得的就是杜拉斯大奖——在某种程度上，女性写作往往自我的成分会更多一些。”黄荭在采访中说，“当然不仅仅是女性，到了二十世纪以后，作家对自我、内心独白、个人的心灵史、记忆的关注都越来越多。书写记忆，一方面是因为时代变得特别快，另外也希望通过写作要记录曾经的岁月。”
从法国的诺奖作家数量来看，黄荭提醒我们注意，法国是诺奖作家最多的国家，但安妮·埃尔诺是法国第一位获得诺奖的女作家。“虽然有些作家特别有名，比如波伏娃，但她只得过堪称“小诺贝尔文学奖”的索宁奖，杜拉斯也是在全球影响力很大，但也没有得诺奖。这次颁给一个女作家也是对法国女性写作的一个认可。”
从诺奖的历史上来看，“得过诺奖的法国作家，比如莫迪亚诺、勒克莱齐奥，在某种程度上都和安妮·埃尔诺有隐秘的联系，他们的个人书写与时代的呼应关照都比较明显。另外，埃尔诺属于出身比较贫寒的家庭，某种程度上她的作品时底层的写照，也是属于诺奖比较倾向的维度，”黄荭在采访中分享了自己的观察。
法语学者袁筱一：“身体”是埃尔诺的标签，但她的写作远超于此
华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法国文学教授袁筱一听到安妮·埃尔诺获奖的消息，觉得有些吃惊，因为埃尔诺“和同时代的法语作家一样，很年轻就出道，在她们这一代中是很出色的写作者”。
袁筱一在接受界面文化采访时提到，埃尔诺的写作存在一些争议，比如过于暴露自己的生活、非常有个人写作风格，这和她书写的欲望、女性身体主题有关。但是，“这是基于前一个时代对写作的判断，对于新时代的写作者来说，这已经不算什么了。”从写作的主题上看，埃尔诺已经写作40年，在后期也写过女性主题以外的作品。埃尔诺也曾在采访中提到，自己经历的东西如果不写出来，它就永远不会结束，但是写完了也就结束了。
在法语文学的研究里——也包括中国的法国文学研究——一些关于安妮·埃尔诺的研究论文往往会使用“身体”相关的主题，“因为一个作家难免会因为某些主体见长、被贴上标签，”袁筱一说，但是这个标签“并不能完全覆盖她的写作，她也不仅仅是关注自己的身体，没有人能靠写自己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她从埃尔诺的经历出发作出分析——“她年轻时做过中学老师、接触到很多女学生，她写的欲望是与社会约束、受到怎样的社会惩罚、经历的各种不公有关的，而不只是关于她自己的青春，没有人能靠写自己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
从语言方面，袁筱一分析认为，对于法国另外两位诺奖得主勒克莱齐、莫迪亚诺来说，语言形式上的追求非常重要，而法国在前一个世纪也有着注重形式超过主题的倾向。“但是，在整个法语写作当中，安妮作为一个女性作家是区别于前面两位的，她的语言比较大众、偏向现实主义，这与她对底层生活、女性的生存条件的关注有关。”
译者吴岳添：埃尔诺身体不好但创作很多，翻译有一定难度
埃尔诺的中文译者之一吴岳添在接受界面文化专访时表示，安妮·埃尔诺已经高龄（今年82岁），2009年他跟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法国时曾想与她见面，但因她已动过两次癌症手术，身体欠佳，不方便前往巴黎，遗憾未能得见。
吴岳添评价埃尔诺“这一辈子很勤奋，尽管身体不好但是创作很多”。他在翻译《悠悠岁月》的时候感觉“这本书和一般的小说不一样”，因为“她把自己的照片按照童年、少年分了很多时期，把每个时期和当时国内外大事结合在了一起”。吴岳添举例说，比如上世纪40年代，她以烧水用的茶壶等照片讲述艰苦的生活条件。他说，“读完《悠悠岁月》，每一代法国人——特别是法国的妇女——都能从中体会对当年的印象，回忆当年的生活。这本书因为记载了法国人的集体记忆，也就成为了法国人集体的回忆录。”
“译她的书有一定难度，”吴岳添回忆翻译过程时说，“比如她会写密特朗是一只青蛙，80年代我在法国，所以我知道法国节目上拿领袖人物调侃的时候，会把密特朗搞成青蛙的样子。但是书里有些地方我不懂，比如她会提到‘月亮夫人’，我请教了法国同事才知道，月亮夫人是意大利的一个气象预报员。整本书翻译起来难度比较大，但又不能加很多注释，注释太多就不像小说了。”
吴岳添也猜想过，安妮·埃尔诺是不是能得诺贝尔文学奖，因为她的作品在法国很受欢迎，声誉很高，他与此前的诺奖得主、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在北京座谈的时候也谈到过这一点，认为埃尔诺成就很高、很有希望获得诺奖。另一方面，吴岳添也在担心她的身体，“我觉得诺奖应该尽快颁给她，今年能给就不要拖到明年。因为以前诺奖准备颁给某个作家，但可惜他去世了。”（注：这里指的应该是沈从文。任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17年的埃斯普马克曾经提到：“我们在1988年想给他颁奖。但是很可惜，他于那年8月去世，距颁奖只差几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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