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张文魁

二十大报告对中国式现代化作了阐述，并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首要任务。报告提出，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这个表述是首次出现，值得十分重视。过去几年，我国经济增速出现下滑趋势，稳增长任务十分重大，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指出，必须看到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

未来几年至十几年，需要化解各种下行压力、稳住经济增速，特别是需要释放民间活力、挖掘增长潜力，才能实现经济合理增长。

中国式现代化与持续经济增长

邓小平在1979年10月4日会见地方党委书记的讲话中就说，“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所谓政治，就是四个现代化；我们开了个大口，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后来改了口，叫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特别是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来说不是很高。”“我们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能不能达到人均上千美元？”“现在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不到三百美元，要提高两三倍不容易”。显然，邓小平提出“中国式现代化”，就包含了经济增长方面的内容。自此之后，持续的经济增长目标一直在中国式现代化战略谋划中居于重要位置。

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2035年进行了展望，指出届时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也是一个经济增长指标。这次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我个人觉得，国民经济量的合理增长，就是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的重要方面，这与一直以来对经济增长的重视是一脉相承的。

许多国家在人均GDP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特别是达到上中等收入水平之后，经济增速就节节下滑。我国在过去几年里，也遇到了经济下行压力，而今年上半年的经济增速只有2.5%，这是多年未见的情况。除了疫情因素等短期因素影响，一些中长期的结构性因素、体制性因素对经济增长的掣肘，也不容忽视。二十大报告就对破解重大的中长期结构性问题、体制性问题，进行了部署。

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与扩大内需

在一系列中长期问题中，如何进一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极为重要。二十大报告恰恰针对这个问题，提出了新方略。二十大报告指出，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把需求侧的扩大内需战略与供给侧的改革推进有机结合起来，这种提法也是第一次。我个人理解，这就是强调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循环要进一步打通，使得循环真正畅通起来。

这非常有针对性，因为在过去一段时间，扩大内需的问题并未完全得到很好解决，国内循环的畅通程度不尽符合预期。实际上早在200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提出，以扩大内需特别是增加居民消费需求为重点，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2011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把扩大内需的重点更多放在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发展服务业、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上来。此后许多重要文件都对扩大内需特别是国内消费需求进行了强调和部署。这些部署也在落地见效，但从统计数据来看，国内消费所贡献的经济增速仍有待提高，目前经济增长对投资、对出口的依赖还比较重。

因此，下一步应该在二十大报告所讲的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方面，重点发力。笔者曾对我国经济如何进一步畅通循环进行了分析，认为大力提高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当然如何维护国际循环的畅通更复杂一些，需要在全球治理和区域治理中寻找位置、发挥作用，包括笔者曾主张的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中发挥作用。

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与发展实体经济

二十大报告提出，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十九大报告就提出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要“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一个非常学术性的专业术语，党的十九大和二十大连续两次写进报告，这无论如何都不能等闲视之，而且二十大强调“着力”，不要小看。

过去几年里，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有了提高，但很难说没有继续挖掘的空间。许多研究都表明，不同类型企业之间竞争公平性的提高，垄断性力量的消除，市场化改革的推进，民间活力和创新力的释放，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极为重要的途径。笔者曾对我国和美国、日本、韩国等国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一些对比分析，认为我国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时候，全要素生产率要达到美国60%的水平，仍要付出艰巨努力。

而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提高，当然需要依靠创新推动。二十大报告对创新进行了新部署，提出要加强基础研究，突出原创，要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这些部署必将进一步推动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笔者对产业创新也开展了一些研究，认为没有伽利略创新，就没有深入持久的熊彼特创新，而且产业创新生态圈十分重要。

二十大报告还提出，要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这将成为我国未来发展中一个重要事项。面对各种冲击和风险，如何实现韧性发展，必将引起越来越多讨论，而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是韧性发展的一个方面。即使在过去十几年里，我国经济发展已经展现出必要的韧性，但也要看到，一些新的冲击和风险正在生成，譬如其他发展中国家，甚至一些发达国家，正在以各种方式方法吸引和强化其本土产业链供应链，一些经济体之间还在开展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协调工作。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也不完全是一个本土化的问题，还涉及到全球市场交易、全球分工协作、全球经济治理等问题，这些问题无疑又与我们对安全的认知、对安全水平的设定有关。总而言之，这将涉及大量的具体工作。

二十大报告还对发展实体经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进行了部署，不但提出要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还提到了一些具体产业，譬如建设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笔者曾对如何发展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进行了一些分析，提出要大力发展非资源性实体部门，锻造更多的外向竞争踏板大企业，正确实行数字经济领域的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因为这方面的政策是否妥当，对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有着重大影响。

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

二十大报告提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这些都是更加基础性的部署。

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和高水平对外开放。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的《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就提出，要构建更加系统完备、更加成熟定型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提出要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这次二十大报告不但重申，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也重申了“两个毫不动摇”。

笔者对企业公平竞争等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提出应该构建我国企业发展基本政策，不但要推进不同类型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消除垄断性力量和限制准入的政策，而且应该继续深化国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中小微企业实行一些“平权化”政策、大力激发民间的创新和提升效能的精神，同时要扩大规则方面的开放。综合而言，这涉及到治理。相信我国未来的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会是一个治理驱动的“善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