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刘子象

韩国最新就业报告显示，其新增就业人口主要来自60岁以上的老年人群。对这个正稳步走向超老龄社会的国家来说，白发打工人已成新增就业引擎。

10月14日，韩国统计厅发布《9月就业动向》报告称，当月该国就业人数为2838.9万，同比增长70.7万人，这是连续第19个月增加。不过由于对经济放缓的担忧，增幅已经连续第4个月放缓。

增长主要由60岁及以上人群带动，占比首超六成。此年龄组就业同比增长45.1万人，占总增长的63.8%。与此同时，40岁-49岁的就业人口同比减少1.7万人，连续3个月出现减势。新增就业岗位主要来自制造业、医疗保健、福利和酒店业。相比之下，在零售和金融行业获得新工作的人数有所下降。

该年龄段占比增长速度也越来越快。8月份，60岁及以上人群占新增比例为46.7%。2017年，该年龄组占比为41.1%。

与此增长速度相呼应的是，韩国也正以史无前例的速度滑向超老龄社会。据韩国统计厅预计，2022年该国65岁以上老年人将占全国5160万人的17.5%（900万人），到2030年将占总人口的25.5%。届时，韩国将像日本和意大利一样进入超高龄社会。韩国从老龄社会迈入超高龄社会可能只需要7年，而老龄化最严重的日本，则用了10年。

按照联合国相关标准，65岁以上人口超过14%就进入老龄社会，超过20%为超老龄社会。

2022年，日本65岁或以上人口数量估计达到创纪录的3627万，比去年增加6万，占总人口的29.1%，为全球最高。其次是意大利的24.1%和芬兰的23.3%。

据日本总务省9月份的数据，该国65岁-69岁的人群中，50.3%仍在继续工作，首次突破半数大关。

白发打工人越来越多的背后是青壮年劳动力的青黄不接、老年人群的经济窘迫，以及人均寿命的不断提升，所有这些都反映了令人担忧的老龄化进程。

被迫谋生还是发挥余热？

越来越多老年人继续坚守在工作岗位，自然与其日益增加的人均寿命有关。日本的人均预期寿命高居全球第一，达到84.7岁。而韩国的预期寿命也排在前列，据该国保健福祉部7月份的数据，韩国人平均预期寿命已提高到83.5岁，较十年前增长了3.3岁，且比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成员国平均值（80.5岁）高3岁，与预期寿命最长的日本仅差1.2岁。

然而从其原因来看，一部分老年人继续就业明显受经济压力所迫，还有一部分更多出于自愿。

对于韩国来说，谋生是更值得关注的原因。从数据来看，韩国老年人的贫困率非常不容乐观。据OECD的《2021年养老金报告》，大约43.4%的韩国老年人收入处于“相对贫困”状态，在该组织38个国家中排名最高，是其平均水平（13.1%）的三倍多。

“相对贫困”状态是指某群体收入不到该国收入中位数的50%。自2016年以来，韩国老年人的相对贫困率一直在缓慢增长。

数据显示，大部分韩国老人通过被迫打工来维持生计，收集废纸是其主要收入来源。据韩国卫生和福利部的《2020年老年人调查报告》，很大一部分老年人以谋生为目的从事各种劳动。在被调查者中，73.9%的人表示以打工为生。另据韩国老年人人力资源开发研究所2017年发布的数据，大约68.5%的老年人称收集废纸是主要收入渠道，平均每月挣得20万韩元（约合1006.4元人民币）。

对于邻国日本来说，受社会氛围等因素影响，老年人主动工作的意愿更强一些。

日本65岁至69岁的人群中，超过50%的人仍在工作。《朝日新闻》称，其中许多是出于经济上的担忧或者想做有意义的事情。千叶经济大学副教授、老年人就业问题专家Miho Fujinami表示，日本老年人的工作意愿高于一些西方国家。

据内阁办公室2021财年的《老龄化社会年度报告》，日本60岁及以上的有偿就业者中，希望继续工作的比例为40.2%，高于其他三个被调查国家：美国、德国和瑞典。

现年67岁的Tetsuro Kanzaki从一家外资医疗用品公司退休后，目前在东京担任公寓管理员。他在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表示，除了经济上的不安全感，他认为日本老人选择工作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退休后他们往往发现自己没有爱好和朋友，几乎无事可做。

“我觉得与西方国家相比，这是一个很大的态度差异，西方国家人们通常期待着退休和与之相关的自由。”他说。

日本老年人并非没有经济压力。据2018年全国生活水平调查报告，36.3%的老年人家庭年收入低于200万日元（约合96700元人民币），12.3%低于100万日元。作为对比的是，普通日本家庭这一数字为550万日元左右。

日本总务省的劳动力调查显示，去年，该国65岁或以上的工人达到创纪录的909万人，连续18年保持增长。其中，21.7%的女性表示希望为家庭赚取额外收入，这是她们继续工作的第二大理由。这一原因在男性群体的比例为16.4%，被他们列为工作的第三大理由。

其中，517万人是企业的高级员工（不包括董事会成员），而393万人，即75.9%是在非正规状态下工作，比如兼职。他们选择此类工作的最常见原因是“时间灵活”，超过30%的人表示“想在方便的时候工作”。

这种继续工作的愿望也与日本政府倡导的“终身劳动”制以及劳动力市场改革有关。作为全球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日本政府着手解决问题的时间也较早。为了解决因出生率下降而引发的人力短缺以及养老金高涨问题，日本一直鼓励老年人留在劳动力市场。

早在2013年，日本的《老年人就业稳定法》就已生效，法案要求公司有义务继续雇佣已达65岁退休年龄且有意愿继续工作的员工。为了确保员工能够工作到70岁，去年4月份，该法案进一步修订并生效。

人口萎缩与劳动力骤减

日韩两国老年打工族不断增多的背后是其总人口及青壮年劳动力的锐减。

据韩国统计厅4月份的预测，未来18年，韩国总人口（根据预测中值）将减少210万。其中，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缩水量最严重，从2020年的3583万减少到2030年的3221万，2040年进一步降至2676万。因此，劳动年龄人口占该国总人口的比例将从2020年的71.5%急剧下降到2040年的55.7%。

随着婴儿潮一代（1955-1963年出生）陆续进入老龄化，老年人口（65岁及以上）预计在未来20年将增加一倍以上，从2020年的807万（16.1%）增加到2040年的1698万（35.3%）。

与此同时，由于低出生率，韩国儿童人口（14岁及以下）将从2020年的623万（12.4%）减少到2040年的430万（8.9%）。

届时，韩国年轻人的负担进一步加重，抚养比（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需要养育的儿童和老人数量）将从2020年的39.9上升到2028年的50，2040年上升到79.5。

而在日本，据该国内政部上个月发布的数据，75岁及以上的人群首次占其总人口的15%以上。而65岁以上的占比一直徘徊在创纪录的29.1%附近，为全球最高，这一数字预计到2065年将达到38.4%。

同时，有工作的65岁以上人口数量已经连续18年增长，达到909万，占全部工作人口的13.5%。这种情况在十年前就开始不断增加。随着日本婴儿潮一代开始达到65岁，从2013年开始，65岁至69岁的劳动者数量“有所增加”。从2017年开始，70岁以上的劳动者出现了类似的婴儿潮增长。

然而，无论是被迫工作还是主动发光发热，现实情况是，工作市场上为重新就业的老年人提供的选择很少。

虽然日本老人希望继续发挥余热的主观意愿相对更强，但是他们从事的大部分也都是“低薪、不稳定和体力要求高”的工作，比如保安、交通协管员、清洁工和公寓管理员。据2020年的数据，在受雇的65岁以上老年人中，76.5%从事的都是上述类型的工作，人数比十年前增长了227万。

而现实是，这些工作即使对年轻人来说，某种程度上也是艰难的。比如，交通指挥员需要耐心，以及连续站立数小时，风雨无阻。

女性参与度与移民补充

在努力提高生育率的同时，如何快速弥补业已形成的劳动力短缺局面，是东亚等众多老龄化国家都在探索的课题。

除了延长工作年限，对于韩国这样的国家来说，让更多女性回归职场也是措施之一。

9月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一副总裁Gita Gopinath在一场论坛上指出，尽管过去十年情况已经有所改善，但是韩国女性无论在收入还是参与度方面，与男性的差距都是OECD国家中最大的。她指出，提高女性劳动力参与率至关重要。

2020年，韩国的性别薪酬差距比OECD的平均水平高出近20个百分点，达到32%。2017年，韩国只有16%的管理职位由女性担任，而其他经合组织国家的这一比例为32% 。 

另外，引进移民也被认为是解决方案之一。国际移民组织（IOM）副总干事Amy Pope表示，包容性的移民政策可能是解决韩国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萎缩的一个主要方案。她预计，未来多国都将需要依靠移民来满足基本需求。

10月12日，她在接受《韩国时报》采访时说，与东亚、北美和欧洲形成对比的是，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青年人口正不断增长，可以利用这种劳动力的区域差异，做引进工作。这对输出国和接收国都将是一个“双赢的战略”。

另外，Amy Pope还指出，包括韩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面临的一个风险是，他们正在大力发展在线工作，然而其需要线下劳动力的部门有大量缺口，比如服务业、农业和制造业部门的工作仍然依赖于工人。

针对这种情况，她强调需要在国家之间进行更积极的人员交流。“例如，印度和德国就正在联合培训印度工人以满足德国即将出现的需求。这就为合法的定期移民创造一个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