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董子琪

编辑 | 黄月

“作为文学性个人史写作的《朝花夕拾》，成就于鲁迅的生活危机、挑战和转折的连续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上。”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吴俊在新作《文学的个人史：鲁迅传述和<朝花夕拾>》中说，《朝花夕拾》写于鲁迅持续的不好甚至恶劣心态过程中。在这段时间里，鲁迅经历了外部环境的剧烈动荡与个人生活的急遽变化：他从北京离开前往厦门，又从厦门去往广州，最后至上海定居，兄弟失和、恋爱同居、论争诉讼等等事件都发生于这一阶段，鲁迅的个人身份也由公务员变为教员，又成为自由写作者。

《文学的个人史》日前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在举办的新书活动上，作者吴俊与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郜元宝、张业松以及评论家阎晶明共同讨论了鲁迅和他的《朝花夕拾》。

打捞过去的分寸

郜元宝评论《文学的个人史》一书将《朝花夕拾》中鲁迅个人生活的节点巧妙地拎出来，并展现了鲁迅的修辞方法。1926年的鲁迅已经45岁，这样一位成名的文学家为什么突然在纷扰中寻出一点闲暇，将自己过往的道路用轻松的方式写出来？他试图提问：“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人到中年都喜欢眺望过去，都认为可以将自己的童年打捞出来，可是一旦落在文字上就很费踌躇。这是为什么呢？”

如果我们能够深入理解这个问题，就能够理解《朝花夕拾》。在当下和过去之间建立起一座桥梁，就是鲁迅的秘诀，郜元宝说，“我们看到很多作家回忆童年都是灾难性的，一扑进去就享受自己的过去，把时代和当下忘得干干净净；还有一些人永远不会忘记当下，总是对现在念念不忘。他们既没有很好地打捞过去，也没有利用今天的氛围赋予回望过去的支点和滤镜。”

《朝花夕拾》中的《琐记》看上去写的是细碎的事情和很不起眼的人物，可是鲁迅从这中间发现了大问题。郜元宝认为，吴俊仔细辨析了《琐记》里的情感，比如鲁迅后悔喊父亲这个细节展现了什么样的情绪——是把中医恨到了骨子里、把衍太太贬到泥土里去，还是真的在自我忏悔？这类细节显示了鲁迅书写的分寸感，“大艺术家在写自己的生活时具有分寸感，失去了分寸就像打枪失去了准心，会伤及无辜。”

郜元宝提示读者，对于《朝花夕拾》，我们还应当提出几个问题。其一是正文十篇为什么有七篇半集中于写童年；其二是《藤野先生》的结尾，藤野对他的恩情“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大而言之，是为学术”，这一小一大的区别是什么？难道为了中国是小，为了医学和学术反而大了吗？

有据可考但也不能完全相信

《朝花夕拾》有真实的记录，也有艺术的想象和构思。吴俊说，其书写的主干是个人生平，在细节上可能有许多虚构。在活动现场，吴俊展示了一百多年前鲁迅在仙台医学专科学校学习时留下的“文物”，这是吴俊1994年参加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即现在的东北大学）会议时得到的校史纪念馆制作的文物复制品：一份鲁迅在藤野仙台医学专科学校的课表，其中就有藤野先生执教的解剖学；一份班上的学生名册，上面的“清国 周树人”被红杠划掉了，因为那时鲁迅已经退学；一份带有东京语言学校弘文学院标记的学费缴费单；一份医学科缺席调查表，表上还有周树人的名字；还有清政府公使向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开具的介绍信以及回信。

鲁迅的写作是有据可考的，但我们不能完全相信，毕竟是文学创作，也是文学的个人史。阎晶明举例道，周作人在《父亲的病》一文里对鲁迅在父亲死前那样呼喊“父亲”的场景予以否定，对于不在现场的人来说，鲁迅叫的是父亲，而不是口语化的爸爸或爹，也是有些奇怪的。《藤野先生》里写鲁迅看了幻灯片后决定弃医从文，这在今天已成定论，可日本学者现在还在研究影响鲁迅的到底是什么幻灯片，东北大学和电影院也都没有记录，也有人说他看的是报纸。藤野本人在鲁迅去世后已经知道，学生周树人变成了中国的文豪鲁迅，非常感动，但对赠鲁迅照片这件事记不清了，幸好照片背后有亲笔的“惜别”、“赠周君”及署名落款，否则更说不清了。 

《朝花夕拾》虽然是回忆文章，但与鲁迅的现实处境和心境有直接的联系。阎晶明说，《藤野先生》的结尾与忆旧没有关系——“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枝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即便拿给藤野先生看，他也看不懂说的是什么。彼时正是鲁迅与现代评论派和教育总长争论最激烈的时候，所以我们即便是在怀旧文章中，也能看到论战的痕迹。

写给恋人的絮语

“现在把《朝花夕拾》讲读成政论、杂文，这未免辜负得太多了。”张业松认为，可以将《朝花夕拾》看作一部情感教育读本、一部讲给恋人听的个人生活和成长历史。鲁迅面对即将与自己共同生活的人完全敞开心扉，“将自己的内在状态好好打扫一下，清扫内庭以迎来者。”所以，读者如果将《朝花夕拾》与《两地书》对读会更有意思，因为两者存在内容、语调和情感上的互文。

他认为，除了留在私人空间的《两地书》，鲁迅还留下了公共空间的个人史《朝花夕拾》，其目的在清理过去筹划未来——过去的东西讲得很多，未来的路自然呈现。张业松说，“谁是合格的聆听者？我认为首先是许广平。‘朝花夕’拾四个字里最关键的是花，花颜色娇美，生命短暂，朝夕之间倏忽而逝。鲁迅在序中说，‘带露折花，色香似然要好得多，但是我不能够。’这是一种双关，带露折花既比喻过去，也隐喻了年轻的爱情。” 

《朝花夕拾》与《两地书》《野草》在表达个人真实方面殊途同归，吴俊在书中指出，虽然三者在文学性上并不相同，但都表现了个人生活、思想与心理的真实性。鲁迅的作品和个人生命史一直是个纠缠不清的问题，阎晶明回应说，《野草》被认为可能是写给许广平的，他更倾向于认为是写给周作人的，但总归《野草》是《野草》，鲁迅和周作人是另外一回事，而《朝花夕拾》和鲁迅与许广平的关系也可以再做探讨。

“天才的心是博大的。”郜元宝补充道。阅读《朝花夕拾》也应当注意到鲁迅的艺术性，每一篇都表现出他从孩子到中年对美术——对简陋的美术甚至有毒的美术——超出常人的痴迷，《阿长与山海经》里长妈妈把粗糙的“三哼经”给他的时候，他如“着了霹雳一样”。很多人中年以后，为显得深刻老成，灵动的一面大都有所消失，索性顺水推舟把文章写得老气横秋。可是，郜元宝认为，有些大艺术家到老都对书、文字和图画，对这个世界的色彩、色彩背后的意义保持着童年那般的新鲜感。他说，“读吴俊的《文学的个人史》也能如读《朝花夕拾》一样，给我们新鲜的启发，读者读到很多细节，不要说着了霹雳，有一阵微风吹来也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