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0期主持人 | 尹清露

近期，电影《金发梦露》的上映伴随着极大争议——镜头下的梦露永远周旋于并不爱他的男人中间，不断受着伤害，而这些呈现到底是对男权的深刻揭露，还是对梦露的二次剥削？两方都有道理可讲，前者批评影片对梦露刻画严重失真，不仅堕胎等桥段并不属实，还把她的一生降格为恋父情结的产物；后者却指出，这是导演刻意为之的“间离效果”，目的在于让观众直面恐怖来反思男性凝视。

这些争论的声音非常重要。它既带来了有关“女性痛苦与主体性”的丰富思考，也成为我们思考另一问题的起点：当斯人已逝、真相再也无从追问，究竟要采取怎样的视角去描述传主的一生才最为合适？

拍传记电影的确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与梦露相似，2003年的电影《希尔维亚》就被诟病为太过侧重情感悲剧，抓不住诗人希尔维娅·普拉斯的灵魂；描绘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金斯伯格的电影《性别为本》也被不少人视为平庸之作，没能拍出金斯伯格的厉害和狠劲儿。

如果《金发梦露》不够好，怎样的传记/传记电影才是好的？“全面、真实而权威”是一个经常被提及的指标，传记作家詹姆斯·阿特拉斯就曾经调侃过，公寓里的门卫帮他搬运传记类书籍时经常会发脾气，因为传记比其他书都要厚，而“如果你不把所有材料都塞进书里，读者就不会相信传记的重要性”。毕竟，当面对一个略显神秘的传主，穷尽大量可信的素材或许能帮助我们捕捉到关于其本人的谜底，《纳博科夫传》就事无巨细地描绘了传主从俄罗斯到美国的生平，希望借此回答那个最为关键的问题：一个如此头脑清醒、心智健全的“正常人”，是如何创造出亨伯特或赫尔曼这类形象的？

然而，就算做到了全面和复杂，就能说服读者了吗？也不一定。《桑塔格传：人生与作品》是本杰明·莫泽历时七年、采访数百人而成的作品，力图以不偏不倚的态度展现出桑塔格的复杂人格，但多名评论者却认为“莫泽并不爱桑塔格”，这一点让他失却了与传主的“神秘同情之流”，也似乎提醒着我们，当读者受到这些闪闪发光的人物的指引，愿意花上几百页的耐心将其抽丝剥茧，寻求的也许并不只是全景式的书写，而是一些别的东西。

保持距离，或传主附体：作者与传主的关系

叶青：《金发梦露》看了一会儿没看下去，一方面是真的很长（3小时），另一方面是正如很多人所说的，安娜·德·阿玛斯很美，演得也不错，但本子太烂。影评人Manohla Dargis认为，导演兼编剧Andrew Dominik将所有的重心放在了对梦露身体以及受害者形象的描绘上，全然抛弃了她的其他面相：她对政治的兴趣与见解、她的性格与智识、她在演艺事业上的追求与努力（梦露曾开过自己的制片公司）。影片最终再度呈现出了一位空洞美人，正如梦露这么多年来一直被好莱坞所误解那般，她的才华又一次被抹去。她的演技被塑造成来自她的痛苦、来自偶然、来自性感的外表，但如果看过任何一部她的作品，你就知道事实并非如此。Dargis还提到了导演对梦露私处的痴迷，两度将镜头对准了她的体内，谢天谢地我还没看到这个部分。

尹清露：看过导演Donimik的采访，就会发现他的目的根本不在于还原梦露的生平，而是借梦露来达成自己的哲学省思。导演明确提到“我想知道童年经验如何塑造一个成年人对世界的看法”，“我对现实不感兴趣，只对图像感兴趣”，所以他找来所有梦露的照片，仅凭视觉去了解她。

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Donimik犯了众怒的原因——图像如何呈现人的潜意识当然是一个很棒的主题，但他明显选错了实验对象。人们爱梦露，况且在今天，人们想要的是符合现代精神的梦露，不是沉溺于记忆和痛苦的梦露。但也因此，我反而不觉得这部片子应该被简单地归为“烂片”，因为它（即使是以被谴责的方式）引出了意味深长的一点：我们想看到的传主形象是随时代变化的，而在为梦露编织意义的同时，观众无疑也在为自身所处的现实编织着意义。

潘文捷：关于《桑塔格传：人生与作品》的争议，我想，做传记只是把传主当成研究对象，两者之间不是粉丝和偶像的关系，只是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关系。所以，对传主的同情和爱不仅重要性不在首位，而且可能还是干扰因素。我虽然没有看过很多传记文学，但也听到过一些对闪闪发光的人物充满爱意的描述——比如说名人家属和后代，如果缺乏反思精神，就常常倾向于美化对方。对保持一定距离的写作，我会致以更高敬意。

董子琪：杰弗里·麦耶斯的《D.H.劳伦斯传》是一部正经的传记，杰夫·戴尔的《一怒之下》是一部不怎么正经的传记，传主是同一位作家，D.H.劳伦斯。从这两部传记里，我们可以读到巧妙的共鸣，前一部讲到劳伦斯脾气不好，非常喜欢发火，后一部直接从标题掌握了该传主的特性，杰夫·戴尔出于愤怒和冲动的写作像是被劳伦斯附体了。与异性的关系也是如此，前一部说劳伦斯正是因为与具有主导性和占有性的女性在一起，所以他将异性之爱看成相互冲突的意愿间无休止的争斗，而在这种战斗中，男人要么维持不稳定的主导地位，要么颜面尽失。杰夫·戴尔在他的另类传记里也扮演了那个和妻子相处中处于下风的角色，他是用传主附体的方式来写传记的。

尹清露：这个对比也很有意思，是应该和传主保持距离，还是干脆直接附身其上？无论如何，阅读传记时的“作者性”都是难以忽略的东西。

发现意外、汲取力量：我们在传记中寻求什么？

潘文捷：读传记时寻求的东西可能是意外，即请告诉我一些之前不知道的事，他们的深层欲望和动机、压力之下的选择、刻板印象下面的复杂人性。在读加德纳的《天堂城堡中的音乐 : 巴赫传》之前，我可能还有点儿玩梗的心态，想着巴赫有多少个儿子啦、巴赫的作品是不是他老婆写的之类。读完之后感到极度震撼，开始反思自己想法狭隘，大多数人所说的我爱好音乐也不过是小孩子过家家，看到巴赫如此严谨刻苦工作，看到加德纳这么扎实地撰写传记，整个人灵魂得到了洗礼和升华。这些完全不是预期的内容，但读完之后感到很满意。

徐鲁青：文捷提到的“告诉我一些之前不知道的事”，也是传记对我最有吸引力的一点。我总是期待看到公共形象之外的传记主人性格，或许是出于天然的窥私欲，也或许是坚信人的复杂性。之前因为《霍布斯鲍姆传》采访了作者、历史学家理查德·埃文斯，我问他为什么要花那么多笔墨写霍布斯鲍姆的收入、出版交易和销售，好像用这些琐碎的生活细节淹没了他的思想历程与政治生活。埃文斯回答，许多书都描绘了霍布斯鲍姆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战斗式的政治生活，但在他探寻了霍布斯鲍姆的生活细节、阅读了他的文学随笔和日记之后，埃文斯发现，霍布斯鲍姆绝不仅仅只是大多数人想象的理性知识分子，也是一个情绪丰富、感情充沛的人，把这一点写出来更加重要。

是的，霍布斯鲍姆和我以前想象中的左翼斗士太不一样了，他在青年时期愤世嫉俗又漫无目的——“买书，整天做白日梦。为什么不呢？也许，给自己一点愿望满足感也无伤大雅吧。”在剑桥时，他一边是同学眼里那个“什么都懂的大一新生”，一边又因为花了太多时间在政治上而“不得不在假期里挤时间恶补落下的功课”。他一直不满意自己的相貌，在妓女面前自卑得无地自容，回家后为了消解自怜之情开始思考马克思主义（对此埃文斯调侃：“他用马克思主义充实自己的头脑，这会是他此前无论如何都未曾体验过的性爱的替代品。”）我还问埃文斯，霍布斯鲍姆令你感到最惊讶的地方在哪里，他提到的也是我印象深刻的部分——“最令人惊讶的是他在早年有过多少性生活，以及他有多会书写关于最亲密的关系与体验的散文。”

林子人：今年有两部让我印象深刻的传记。一部是关于简·雅各布斯的《守卫生活》，或许因为是在封控期间心情最焦灼的时候读的，当时的心态让我格外渴望从别人的人生中汲取力量。雅各布斯的叛逆精神、写作方法、行动力乃至与孩子的相处之道，对我都颇有启发。另一部是《异端与教授》，那是一部关于大卫·休谟（异端）和亚当·斯密（教授）的传记，与其说是传记，恐怕更像思想评传，但这主要是因为斯密生前是一个非常内敛谨慎的人，他留下的流露自己内心情感的文字实在太少了——不过，传记作者还是很好地平衡了思想与人生这两条脉络。

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一直忍不住微笑，全因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的友谊太好嗑了，传记作者本人甚至认为他们是哲学界的友谊典范。斯密小休谟12岁，两人一见如故，斯密的两部作品《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都深受休谟的影响（并进一步超越休谟的思想）。两人性格不同（休谟和蔼可亲好交友，斯密内敛谨慎不爱出风头），但三观一致，这让他们成为思想道路上忠实的伙伴。从两人现存的信件来看，他们彼此的称呼越来越亲密，从“亲爱的先生”到“亲爱的斯密/休谟”再到“我最亲爱的朋友”，他们俩从未在给第三人的信件中使用这最后一个称呼。休谟总是在信件里嗔怪斯密写信简短（“我要写得像你一样又少又短……”）、总是不来爱丁堡拜访自己（“为什么我们今冬没有见到您？”），怂恿他来爱丁堡长居，甚至一度试图帮斯密获得爱丁堡大学的一个教席。

斯密在自己的第一本书《道德情操论》中将休谟作为重要的对话者给予高度赞美，休谟则在该书出版后积极帮忙宣传，启发他完善思考。休谟去世后，斯密在一封公开信中盛赞他这位“臭名昭著”的无信仰者，“无论是在他生前还是死后，我都一直认为休谟是人类的脆弱天性所能企及的、最接近无上智慧和完美道德的人。”即使这么做打破了斯密一贯的低调作风，让他遭到宗教虔信者的猛烈抨击，“比我强烈抨击大不列颠整个商业体系时招致的还要多十倍。”人生中拥有这样的友谊，夫复何求哇。

用传记读懂作品未必可行，但能看到人如何活下去

董子琪：以意逆志，用传记来读懂作品，通过人生经历来发现作品中的具体品质是如何形成的，这是批评家常用的手段，但有时这种对号入座按图索骥并不见效，尤其是对于女性传主情感世界的追索，可能会挟制对她作品的欣赏和想象。就像李清照的感情世界并不完全对应她的诗词创作一样，张爱玲的《小团圆》并不能真的解读成她在情路上受挫后的创伤反应。艾朗诺的《才女之累》就是在反对这种对号入座的自传性解读，既然柳永可以模仿歌伎的口吻写闺怨，女诗人的少女口吻也可以是艺术创作，而未必是人生履历的作证——确实有研究者用李清照的诗作来形成她的人生传记。

我最近在看袁行霈解析的《陶渊明集笺注》，也发现了解读陶诗与分析人生历程之间的矛盾。读笺注就是读传记，笺注会在诗歌之后详细讲述陶渊明所处的时代环境以及他的进退选择，并且认为陶表面温和敦厚，实际意在讥讽，有些解释实在太像达芬奇密码不能令人信服，袁行霈也在笺注后面注释“未必如此”。像是一首写给朋友的惜别诗里写，“信宿酬清话，益复知为亲”是很感人的，将之理解为时代黑暗怀才不遇，岂不是辜负了陶诗的真挚与朴素。其实对《诗经》的注解也是一样的，执着于用大事年表对应诗歌，再从中读出政治讽喻意味，咏诵德行，纪实和抒情完全溜走了。

林子人：我其实是把传记当作历史的其中一个分支来阅读的，只不过传记的关注重点是一个个具体的人的生平事迹。从历史后来者的眼光来看，他们的命运和身后名都已经盖棺定论了，但如果我们回到他们所处的时代，回到他们活着的时光，他们其实对未来是一无所知的。

我觉得传记对于我的价值就是让我了解那些对未来一无所知的人是怎么活的，他们是如何克服生命中的巨大的未知甚至是痛苦，坚持到人生的尽头的。尤其是那些领先于时代的伟大的思想家、作家、艺术家，他们在生前其实是不被理解甚至是被百般诋毁的，他们要如何坚持自己的信念，保持自己的正直，而不是向一个落后于自己的时代妥协？特别是这两年，这样的历史故事给我很大的慰藉。

以赛亚·伯林曾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你这辈子最惊奇的事情是什么？这位1904年出生于俄国的著名学者回答称，我这辈子最惊奇的事情就是，尽管我经历的20世纪在政治上是一场灾难，有着无穷无尽的世界大战、革命和大屠杀，但我却度过了幸福的一生。如今我们又遇到了一个充满了不安和不确定性的时代，阅读传记文学可能可以提醒我们人生虽然不可能一帆风顺，但总是有一些好的东西让你觉得不枉此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