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潘文捷

编辑 | 黄月

日本是一个结婚率迅速下降的国家，并一直为少子化所困扰。《我的孤单，我的自我：单身女性的时代》作者丽贝卡·特雷斯特称，日本国民已经开始摒弃婚姻，日本媒体将这一趋势称为“独身主义综合征”。而《婚难时代》一书作者筋野茜、尾原佐和子、井上词子指出，有媒体专门提出“婚难时代”一词，来记述这个显著的社会现象——每四名男性就有一名终身未婚，每六名女性就有一名终身未婚。

筋野茜在十年前就关注到了这一现象，随着时间流逝，日本的婚恋问题并没有得到丝毫改善，反而愈发严重，五十岁之前没有结过婚的男女在人口中的占比还在持续上升。人们真的不想结婚吗？筋野茜看到，虽然有不少人对婚姻丧失兴趣，依然有不少男男女女在为结婚挣扎和努力着，他们不停地参与“婚活”——即为了找到结婚对象做的事情，比如提升自己、参加化妆、健身、沟通等方面的课程，积极相亲、约会交友等等。

政府、企业、婚介机构……谁在操办“婚活”

日本政府对单身男女的婚恋问题极其关注，主导了不少婚恋援助项目，包括为单身男女创造相识的机会、举办相亲活动。筋野茜看到，不论是在都道府县一级的政府，还是在地方基层政府，“通过此类项目步入婚姻的人远远多于我们的预期。”这是因为政府主导的项目会更让人信赖，费用也比民营婚介机构低。

不过，政府举办的相亲活动也存在问题。活动者有时会因遭到其他参加者的骚扰或者交往不顺利而向主办方投诉，但更大的问题是基层政府常常募集不到参加者。在筋野茜的一则报道中，某地镇政府举办圣诞节相亲派对，只有两男一女报名，无奈之下，他们只好找来未婚的政府职员当“托儿”，结果，非但活动无人配对成功，抛下女友凑人头的职员也分手了，尽管他们说是为了工作，但对方无法接受。作者将其归结于官僚主义，举办者没有考虑到，相亲者并不希望别人觉得自己在圣诞节这种情侣欢聚的日子里落单，也没有考虑到政府职员的私生活。这种拍脑袋举办的活动，肯定无法取得好成果。《婚难时代》一书据此认为，用纳税人的钱搞这种项目，不可以有“办完了事”的心态。

有时候，政府组织的婚活会外包给第三方婚介机构。政府策划的“相亲移居旅行团”活动就是如此，在这样的相亲中，就连“信息该怎么发”都有人手把手指点。筋野茜在采访中看到，婚恋老师就像学校里的老师那样，无微不至地辅导二十多岁到四十多岁的缺乏恋爱经验者，给出诸如“自己发的字数和表情符号的数量要和对方差不多”等实用建议。

虽然不乏尽职尽责的婚介机构和婚恋老师，社会上的婚活机构水平仍参差不齐，还有一些公司非常可疑。在访问中，筋野茜看到，有一些婚活培训班专门瞄准那些对婚姻抱有很高期待、不顾一切代价寻找完美伴侣的人。这类培训班设计了通过搭讪锻炼胆量的环节，方式是去购物中心和几十位女店员搭话。有些机构甚至还用“有机会和赛车宝贝约会”、“AV演员教你怎么吸引女人”等噱头引导学员再掏腰包，“几乎等同于诈骗”。

除了这些向急于求成的男性开放的婚活“培训班”，筋野茜也注意到，面向女性的培训班更喜欢“玄学”，比如以使用能量石手链吸引桃花运、用占卜分析前世今生等，吸引那些病急乱投医的女性。

过去，男男女女在工作中相恋，由上司或者业务伙伴牵线搭桥的情况十分常见，但在今天的日本，这种做法被认为有性骚扰之嫌，并被冠以“婚活骚扰”之名。2016年，为了遏制少子化趋势、鼓励支持员工结婚生子的企业，日本政府创立“婚恋导师”制度，鼓励已婚上司帮助单身下属走进婚姻，但很多日本人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这是“国家把价值观强加于人”，是“政府层面的性骚扰”，于是这一计划政府最终被取消。佐贺县2017年率先编写了《婚恋通识读本》，列出了企业鼓励员工结婚生子时的诸多注意事项，例如“你没有男/女朋友吗？”“你都x岁了”之类的话，或者强邀对方参加相亲活动、四处宣扬对方在参加相亲活动等，都可能被认定为性骚扰或职权骚扰。

在政府、企业和商业婚介机构之外，一些公益性组织也在操办“婚活”，比如寺庙。所谓“寺院联谊”，就是僧侣主持的相亲活动。寺院希望可以通过相亲活动广结善缘，加强与年轻人的联结。而对参与者来说，这种活动与商业相亲活动相比报名费不高，在此处参加相亲的人对婚姻的态度或许会更加诚恳。

疫情中的艰难相亲

随着新冠疫情在日本的扩散，地方政府的婚姻援助服务和其他婚活都被迫为防疫让路，一些人因此完全失去了结识异性的机会。2020年5月，东京某婚介服务机构对984名20-39岁的单身男女进行了一次“疫情之下的婚恋现状”调查，近四成受访者的结婚意愿因疫情而变强，至于具体原因，选择“独自生活感到孤独、对未来产生担忧”的受访者最多，其次是“想找个人一起生活”。

一位化名为“元气”的41岁男子就是因疫情而产生改变的。他有过二十多个女朋友，一直没着急结婚，他觉得男人只要有钱，五六十岁也能找到对象。随着疫情到来，他发现虽然一向自认人缘不错，但是“假如真遇上紧急情况，我就是孤家寡人”。他由此感到，已经到了该认真选择人生伴侣的时候，并开始了相亲之旅。

身为女性，知惠想要结婚的原因则和经济状况有关。疫情极大地冲击了知惠公司的业务，她上班天数减少，工资也下降了。她很担忧公司会开除自己，“我很担心自己能不能一个人过下去，想结婚的念头也一天比一天强烈。”

在强烈的结婚意愿驱使之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线上相亲。在一些相亲派对中，男男女女先自我介绍，然后一对一交流，确认互有好感就可以交换联系方式。井上词子记录了一对男女走向婚姻的过程：参加线上相亲之后，他们在线上表白，进而虚拟同居——即使是做饭、洗澡也不挂断视频电话，最终初次见面就求婚成功，第二天登记结婚。

看来，疫情改变了不少人对婚姻的观点和婚活的方式，经济的恶化和生活的动荡也可能提高人们的结婚意愿。可是，“在人人都不得安稳的时期，越是希望婚姻带来稳定，结婚的门槛就越高，”井上词子在《婚难时代》中这样写道。

僵化的性别角色仍未改观

虽然一部分人的结婚意愿因疫情而发生改变，但结婚率走低的根本原因并未改观。特雷斯特曾经指出，日本社会对异性配偶的排斥与他们性别角色的顽固僵化密切相关。“日本女性接受教育，自己挣钱，然而家庭对她们的期望却没有改变。日本的工作周适合家有贤妻的男人，工作强度之大让一个仍需全心照顾家庭的女人无法应付。”

根据《卫报》报道，日本人口与社会保障研究所的一项调查显示，90%的日本年轻女性称她们更愿意单身。《卫报》专栏作家阿比盖尔·豪沃斯（Abigail Howarth）称，日本有句古语“婚姻是女人的坟墓”，在今天已被改写成婚姻是“（女人）来之不易的事业的坟墓”。一名32岁的女性告诉他，“你不得不辞去工作，变成一个没有独立经济收入的家庭妇女。”

井上词子也有类似的观察，在今天的日本社会，早婚很可能意味着早育，也几乎就等同于“放弃事业”，所以女性只能一边坚守岗位，一边摸索合适的生育时间。日本社会整体的晚婚化因此也愈发明显。

“这是对我们社会的一个警示，当两性角色失衡、女性群体获得更大的自由而社会又无法适应时，两性之间的关系就会出现问题。”特雷斯特说。看来，虽然日本政府和相关机构采用各种各样新鲜的方式组织婚活，虽然疫情产生的不安与孤独感刺激着人们，但是，如果一些结构性的问题得不到解决，结婚难或许依然是日本社会的一大长久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