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音乐先声 慧慧
编辑|范志辉
10月31日，大波浪乐队主唱李剑发布一组最新试音照，除了主唱李剑和吉他手张一航，乐队的贝斯手、鼓手都已经被替换。
过去两个月，大波浪乐队经历了不少纷争。
主唱李剑先是宣布贝斯手邢星、鼓手李赫离队，然后又与经纪人刘嘉慧就财务管理、队员关系、感情问题展开隔空对骂，最终以李剑的一封道歉信，为这场风波画下句点。
《乐队的夏天》曾经让人产生一些关于乐队明星化与职业化的想象，当时拿到第二季第四名的李剑就曾在许多采访中都透露出焦虑：“‘运气’来了，我们能不能接住？”当时困扰李剑的宏观问题是长远发展，而更为迫切的焦虑是：当乐队从livehouse走上网综，演出邀请、媒体曝光、商务活动接踵而至，如何以职业化的面貌去应对？
“我们现在正尽量去找专业的人来干专业的事。”那时李剑对媒体说。
两年以后，大波浪乐队的纷争令人咋舌，失序的队务管理，糟糕的财务状况，似乎让“专业的人来干专业的事”成为了伪命题。大波浪的无序只是一种个例，还是普遍现象的极端体现？在这场乐队保卫战里，职业化只是一种想象吗？
前任对骂背后，大波浪的“第三次危机”
在成立的前八年，大波浪经历过两个艰难时刻：一个是刚开始组建大波浪时，一个是2018年邢星退队。眼下，这场风波可能是大波浪乐队的第三次危机。
8月9日凌晨，大波浪乐队官博更新，说了这样一段话：“一起回归到起点，大波浪乐队需要休息，再完美的团队也经不住不一样的心。”半小时后，李剑转发该微博，并表示“这两年一起都变了，也许下一步是新的开始，也许是结束。沟通到最后无解的时候，除了漫长的等待，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破釜沉舟！”
这条微博被媒体解读为“大波浪解散”的讯号，但旋即被李剑否认，他说“休整团队是为了迎接更好的未来”，还透露已经写好了22首demo，乐队马上就会录音。
风波并没有因此而平息，传言反而越来越多。
9月14日，李剑发布微博，直言节目之后，乐队的内部与外部都发生了截然不同的变化，针对过于强势而与其他成员不合的质疑，李剑坦言“曾经是的”，“但是这两年来我一直在无底线降低要求”，并承认“我可能缺少两位乐队成员”，确认了乐队贝斯手邢星、鼓手李赫离队的说法。
在确认两名成员离队之后，10月14日，李剑宣布刘嘉慧不再担任大波浪乐队经纪人。当时李剑还祝福刘嘉慧未来事业蒸蒸日上，看上去是和平分开，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10月19日晚至20日凌晨，李剑在朋友圈连发两条状态，虽然没有点名，但许多话都暗指合作了四年的经纪人刘嘉慧有问题。
当天下午六点，刘嘉慧在豆瓣发帖，李剑在微博发声明，两人的行动仅相隔一分钟。
刘嘉慧指李剑对乐队的财务处理不明晰，还贴出对话和流水，显示李剑挪用公款近30万买房，刘嘉慧还曝光了一组对话，显示李剑吃药自杀，因此缺席工作。
李剑则在声明中承认两人曾是情侣关系，指责经纪人刘嘉慧能力不济，账目混乱，给乐队造成二十多万的经济损失，拖欠乐手劳务费，导致李剑自己去借了78万元解决问题，还说刘嘉慧挪用公款5万元用于私人消费，离职之后夸大自己对大波浪的作用，诱导其他乐队与她签约，最后还直指刘嘉慧有多个性伴侣。
此后，刘嘉慧又发布三张与李剑的聊天截图，对话中，李剑这样说道：“现在最重要的是把价格提上去”，“如果一场一万，三个人，雇佣，你算吧，啥样的找不到”。由此可见，李剑是大波浪乐队的老板，其他乐手都是李剑雇佣而来的，而李剑不打算给他们更多的露出。对于未来的新乐手，李剑的态度是“就算加入乐队，也不分比例”。
这组对话中，李剑对刘嘉慧说：“全换吧，我有信心，一个不留，明年。”
在双方几轮的你来我往之外，离队的邢星和李赫没有公开发声。
10月21日，刘嘉慧发布律师函，指包括微博用户“李剑-李老子”在内的网络用户针对刘嘉慧进行了持续的捏造事实、侮辱诽谤、攻击谩骂，侵犯了刘嘉慧女士的名誉权，要求相关用户立即删除和停止传播所有不实信息，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10月26日，李剑在微博发布《致歉声明》，称“由于我个人的神经敏感、情绪控制不稳定、处事不冷静，导致整件事发生和演变到如今的局面。”
10月31日，李剑发布一组大波浪乐队为演出试音的照片，网友留言“介绍介绍新成员吧，除了你和一航都认不到了”，李剑没有回复，至今也没有正式向外界介绍新的成员。
家庭作坊、寡头当道，大波浪不是特例
“在我看来，这事儿一定会发生，只是去年发生、今年发生、还是明年发生（的区别），所以我根本不奇怪。”音乐圈资深经理人迟斌说。
家庭作坊式经营，本身在演艺圈就比较常见。一些出道早的艺人，几乎都是父母在担任经纪人。但迟斌发现，在他们之间也有不同选择：“欧阳娜娜家里有影视圈的，但家里人没涉足。还有王菲也没有直接管窦靖童，而是把她签给了跟自己同一个经纪人陈家瑛，这些家人都是圈里人，为什么会做这样的选择？因为他们知道经纪人的重要性和专业性。”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经纪人”是国内对经纪人和经理人两个角色的统称，而在国外的经纪模式里，两者承担着不同的责任：经纪人主要是运用自己在市场上的资源，帮助艺人在自己职业规划中去匹配更好的资源和项目，进行商务上的谈判；而经理人更多的是管理一个艺人的各种事务，大至规划艺人的职业发展，小至订机票酒店。
在霓雾娱乐创始人徐凯鹏看来，乐队核心成员可能并没有把刘嘉慧当经纪人，而是助理。
从个体的角度分析，徐凯鹏认为李剑需要一个在自己身边的人，百分之百地向着自己。而从乐队整体来说，徐凯鹏觉得，“玩乐队的人，本身就不想受拘束。”
但这种自由倚赖双方关系，一旦关系破裂，自由也会瓦解，比如与母亲决裂的张韶涵，以及这次因分手而对骂的李剑与刘嘉慧。另一个广为人知的案例是，刺猬乐队的主唱赵子健与鼓手石璐早年组队之后成为恋人，后来分手了，此后的许多年里，两人常常爆发矛盾，前不久，石璐现任男友还与赵子健在微博互呛，让人一度担心刺猬乐队无法正常运行。
“但这个事不是中国特产。”迟斌说。著名瑞典乐队ABBA本身是由两对夫妻组成，后来，吉他手比约恩·奥瓦尔斯和主唱之一的阿涅莎·法尔茨科格离婚了，比约恩·奥瓦尔斯为此黯然神伤，写下了一首《The Winner Takes It All》，这首歌被交给了阿涅莎独唱，成为了演唱会的必备金曲。于是，人们每次都见证着这样一个奇怪的状况——两人在台上讲述着爱情故事，所有人为此感动，但大家都知道两人已经离婚了。
在有多位成员的乐队里，家庭式经营往往又意味着权力的集中。在大波浪的结构里，李剑显然是把控着乐队核心权力的人。
据迟斌观察，目前乐队主要有两类权力结构：
一类是寡头乐队，一个人说了算，这种往往生存的时间更长，比如英国酷玩乐队，大部分人只认识主唱克里斯·马汀，但不影响它在世界乐坛的地位；
还有一类是两强共存的，比如披头士乐队的约翰·列侬和保罗·麦卡特尼，又如平克·弗洛伊德的贝斯手罗格·沃特斯与吉他手大卫·吉尔摩，他们可以碰撞出非常伟大的作品，但是一山容不了二虎，最后很容易分开。
至于成员地位均等的乐队，迟斌认为那几乎很难成为常态：“因为我们首先可能要承认一个假设，就是艺术创作本身它就是专制型的，太平均的并不好做，因为它最后变成了所有人才华的公约数，而不是爆炸出来的奇点。你要让奇点爆炸出来，它就必须独裁。”
徐凯鹏更愿意与“独裁者乐队”合作，“有时候越民主，乐队做决定会越慢”。
在大波浪的案例里，徐凯鹏比较难理解的是，一个大波浪乐队的集体演出，除了主唱李剑，其他人居然都不知道费用是多少。作为经纪人，徐凯鹏通常会把合约内容发给所有成员，一场演出的签约价是多少，甚至是有多少返点到手，都会让大家知晓。
“不公开，不透明，就真的是玩不长。”徐凯鹏说，每年年底或者年初，他都会建议所有人坐下来重新聊一下收入分配比例，因为每一年的光景都在变化。
有一年，徐凯鹏带的一个乐队打算全员签经纪约，但有一个乐手对乐队的信心不是那么大，只想干一场拿一场钱，一番商量之后，最终其他人都签了经纪约，该乐手签的是乐手约。后来乐队“走起来”的时候，跟他的关系没有那么大，很快他就被换掉了。
创办霓雾娱乐之后，徐凯鹏最近签约了一个新乐队，他发现这些年轻人不聊具体的条款，他只能挨个地告诉他们：“我聊是在保护你们，是约束你们不让你们出事儿，而不是我在控制你或者榨取你。”他发现大部分玩乐队的人都没有怎么接触社会，李剑就是如此，“他很容易陷在执念里”。
在2013年到2014年间，徐凯鹏管理过大波浪的经纪事务。当时他认为大家的状态比较像合伙，但最终乐手们为什么变得很像主唱李剑的员工，徐凯鹏也只能猜测，有可能跟话语权和投入度有关。
“我先不说李剑的性格怎么样，但是他是最把这个乐队当回事的人，会无时无刻拉着三个人开会，也会当场就说你今天怎么弹错了，我个人觉得是他在带着另外几个成员往前走。分配我没有参与，所以我不太知道，但是他对乐队的投入度非常高。”
2018年，成军22年的布衣乐队也曾尴尬分手，当时焦点问题是“到底谁开除了谁”。乐手们集体宣布主唱吴宁越离队，而主唱则强调主唱从未改变，还称乐手只是被雇佣而来的。
徐凯鹏认为，问题不在于合伙制还是雇佣制，而是双方要达成一致，不能不清不楚就演了。他还透露，目前乐队通常是主唱、吉他手等主创采用合伙制，按一定比例分配，另外他们作为词曲创作者还会有版权收入，而乐手会有一个固定的份额或是费用。有的乐队版权全归主创人员，别的乐手都分不到。
“我觉得出这种问题，一定是他们没有坐下来真正聊过。中国人其实有时候羞于去聊分配，但是你聊开了你才能玩这么长，你才能让大家能体面地玩。”
出圈金曲or大众明星？《乐队的夏天》改变了什么？
十年前，彭磊执导了一部电影《乐队》，丁太昇饰演的经纪人说了这样一句台词：“成了明星，你们自然而然就有钱了。”
《乐队的夏天》的竞演模式，实质上是围绕着乐队演出与真人秀，构建了一个巨大的流量池。
节目第一季有这样一组流量数据：播出期间，全网热搜热榜388个，微博热搜70个，相关话题总阅读量达45亿次；2019年上半年，《乐队的夏天》是单日搜索指数最高综艺，百度搜索指数峰值达到845825；豆瓣评分从播出之初的7.1分逐步攀登，时隔两年，评分仍然定格在8.7分。
其中，新裤子和五条人得到了更大众化的认知，商业价值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在《乐队的夏天》结束之后的两年里，新裤子持续出着单曲、专辑，参加了多个音乐节演出，还将“最后的乐队”扩展为首个中大型巡演，时间从2019年跨越至今，先后登上《歌手：当打之年》、《乘风破浪的姐姐》等主流综艺，更有不少商务及影视综合作。
而《乐队的夏天》第二季最具话题性的五条人，在节目之后，也仍然有着最高的关注度，他们除了有六神、资生堂等品牌的推广，还有不少跨界合作，比如推出裸眼3D数字艺术藏品盲盒，比如进入李佳琦直播间助播。五条人还跨界助演了2021年关注度较高的综艺节目《一年一度喜剧大赛》，这些都引起了大众讨论。
仁科的个人发展也不错，尤其体现在影视综方面。他主演了电视剧《此处禁止恋爱》、短片《新生》，目前仍在录制《披荆斩棘》第二季，由他创作的小说即将出版。
徐凯鹏回忆，由于习惯提前做好规划，盘尼西林乐队参演《乐队的夏天》第一季之前就已经录好了第二张专辑《群星闪耀时》，节目结束之后立刻推出，在知道了乐队的竞演结果之后，徐凯鹏就迅速定好了巡演的所有站。
“所以我们的度压得特别好，也不着急接商务，因为它自然会有的。”徐凯鹏说，接洽商务的成功率大概在50%。
徐凯鹏随盘尼西林乐队参加了《乐队的夏天》第一季，也参与了第二季的部分录制：“我觉得第一季影响特别大，谁在上面多待一期，哪怕多两个镜头，你的价值都会上去。但是第二季我都没看完。”
“如果说我要夸谁，我要夸面孔，他们很能抓住机会，而且让大家都觉得舒服。”
迟斌向音乐先声描述了这样的一个场景：这两年，他参加婚礼时，进行到最后，场内只剩下朋友这一桌时，现场响起的音乐，有两次都是新裤子的歌曲。
“从基本面上来说，我不觉得这个垂类本身从地下走到了地上，从小众走到了大众。”迟斌说，“所谓基本面，就是在节目之前，大家赚钱的形式是演出，这两年可能或者说最近的五六年里面会有版权，然后演出的主要场地是Livehouse和小剧院，接商演基本上是音乐节，或者户外的一些类音乐、泛音乐节概念的活动——楼盘开业、商场活动等，我认为生态本身没有改变。”
“但有一些出圈的，最明显的可能是新裤子和五条人，但这个出圈的人在整个乐队的基本面来说，我认为1%都不到。我认为他们是有一个窗口期的，看上去是可以达到，但是我也不认为他们成为了大众。是不是大众，主要取决于两个层面，一个是作品的传播度，一个就是人的曝光率。”
两季《乐队的夏天》的大部分歌曲，原本就是乐队的代表作，增量本就有限，经过节目发酵之后，并没有出现新的大众流行金曲。
2019年至2020年，腾讯音乐十大金曲都没有乐队的作品。2019年的网易云热歌50首，只有一位入围的独立音乐人，是没有参加《乐队的夏天》的花粥。2021年底，抖音十大热门金曲中，出现了独立音乐人柳爽的《漠河舞厅》，但大部分人并不知道柳爽是谁。
痛仰依旧是那个痛仰，彭磊仍然是那个小眼镜，并没有因此而成为大众明星。一个流量时代的数据侧证是，2020年7月9日，在《乐队的夏天》第一季开播一个多月后，新裤子乐队主唱彭磊的微博粉丝数突破了100万，如今总数为123.5万，这个数量很难说是大众明星。
“如果只是一类人或者一个小众文化的人认可你是神，你也挣了不少钱，我认为这不叫大众。”迟斌说，“所以我觉得大众明星可能是个想象。”
除了生存状态，整个乐队圈层的意识形态是否有所改变呢？徐凯鹏认为，“我也不觉得一个综艺会变成催化剂，会让他更职业或者更珍惜声名，我觉得很多人根本没有。”
从艺人业务能力上来说，徐凯鹏觉得“《乐夏》里好多业务不过关的”，从组织形态上来看，团队管理、成本管理、收入分配确实都要求大家趋于职业化了，但是从心态上来说，徐凯鹏并不认为很多乐队想实现职业化。
“在中国，乐队比嘻哈更早，按道理说应该更早职业化很多年对吧？其实这东西我觉得还是心态上的，据我所知，很多乐队并没有想往职业化走，还是家庭式的或者农村合作社式的。”
关于独立音乐人职业化的想象与未来
那么，独立音乐人的职业化还是必要的吗？
“我认为是必要的。”迟斌说，“如果大家不迭代，不把这些东西整明白，就永远有个雷。”
不过，徐凯鹏认为，独立音乐人的职业化在中国并没有土壤，“它是靠人类情感维系的，没法那么有逻辑，也就是野性的，那么如果像西方的那种唱片工业那么有逻辑，其实我觉得现阶段没有必要。”
但契约精神还是特别重要的，工作室形式是目前主流的基础设施。
徐凯鹏让他所有的签约乐队都建立了工作室，让他们按照约定的比例去分配，也设定好了退出机制，“这样做会更长久，就不要弄得很江湖，都是口头的东西”。
迟斌认为，一个理想的专职团队应该有如下建制：经理人进行乐队事业规划、运营、财务、版权方面的整体统筹，经纪人主理对接商务邀约，有负责演出的对接人员，健全一点运营新媒体、周边产品的人。如果再正规一些，可以把调音、VJ、灯光和法务外包给专业团队。
同时，他认为，职业化的第一个标准是有专业团队，第二个标准是有决策机制，不是靠一个人的心情决策；第三个标准是工作职能明晰，有流程，有规章制度、有奖惩；第四个标准是每个岗位职能在一定水准之上。
迟斌现在是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的经理人，合唱团的大部分成员都是兼职，会出现一些兼任的情况。“彩虹的机制会不太一样，因为彩虹有点像社会主义集体甚至公有制那种感觉，因为我们会有一个类似内阁的决策方式，一个类似小团体的决定体系，指挥金承志每天都列会，但是他几乎不会出主意，只是让大家告诉他决定如何，然后他去执行。”
有意思的是，迟斌把自己与乐队成员的关系形容为结婚关系：“结婚就是财务共享，互相知道底牌，互相知道喜欢，互相了解艺术品味，这样才能做好未来乐队的规划。”
他也提到，很多乐队都有潜力完成真正的职业化，但故意避开了，比如痛仰可能只想做自由玩耍的乐队，比如逃跑计划、声音玩具也没有职业化，就是因为决策机制上还是“一言堂”，没有分好各个职能。而这谈不上好坏，更是一种经营上的选择，类似于有的老板选择做苍蝇馆子，有脾气，有自由；有的则选择做一家五星酒店或是连锁快餐店，永不放假。
而在徐凯鹏心里，职业化模范乐队是旅行团：“他们基本是零负面，几个人都是同一个城市来的，我跟他们非常熟，觉得他们人很peace，团队的人都很克制，很理智，可以说一点毛病都没有，巨模范又稳定。”
至于是否可以向欧美乐队学习，徐凯鹏直言双方并不是一个量级。
迟斌则认为：“欧美乐队的低点，也就是最混乱的程度跟我们差不多，但是欧美乐队的高点，可能要比我们职业化太多。”
那么，如何触达那个高点？
“没有其他的捷径，不是靠一些强人，不是靠几个忽然出现的人，归根结底是产业根基。这个行业里面有钱来，有规则，有未来，有事业，才会有人才，行业才会好。如果永远是个贫困行业，大家凭爱好玩玩，那永远不会出来。”迟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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