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商业评论 王明雅

编辑|葛伟炜

城市的年轻人总能找到地方安放灵魂——放心，不是谈飞盘、骑行和陆冲。现在，北京的隆福寺，上海的思南公馆，亦或杭州的湖滨银泰in77，那些知名的艺术街区和商业地产，正热衷于辟出大片空地，支摊聚人。

是市集，它又火了。

市集当然不算新鲜——起码对于刘洋来说。十多年前，他在北京卖二手相机，没开自己的实体店前，就常参加复古市集，和很多有趣的朋友一起，在教堂，在黑楼。他是SpringCameras的创办人，一家曾藏在胡同里、以宝丽来闻名的小店。

市集的概念不必赘述，它历史悠久，不分国界。今天的年轻人更熟悉一种文化性质的新市集，大型活动里，上百个小摊儿呈“川”字型排开，文创、手作、饰品与古着占了主流，如果你注意到的话，咖啡与精酿，也涌入了其中。

偌大的城市里，文青或潮人们曾有自己约定俗成的市集场所，譬如酒吧和地下车库。但更主流的地方，还是艺术街区，在北京，像798和朗园。现在，商业地产对流量更为敏锐，于是，市集也在购物中心的大门前和大堂中落地生根。

市集是有腔调的，市集人的气息也是相似的。

刘洋称自己是市集的“吉普赛人”，驱车前往各个城市“摆摊儿”几乎已经成为常态，当然，收入之外，更重要的，是去维系旧的友情，收获新的朋友，感受不同的生活。

他不是孤例。以独立设计师和手作人为代表的“市集土著”，同样会将其视为一个社交场所，发现受众和同好，除此之外，完成自有品牌的露出、传播与建设。

很难否认，市集曾经小众，如今愈发有大众化的趋势。遗憾的是，和很多事物一样，日趋大众化的过程，意味着打破原有的结界。“腔调”被稀释，良莠不齐的元素趁虚而入。

当下的摊主与顾客中，也会偶尔冒出“韭菜”的挣扎声，不合格的主办方、参差不齐的商品，愈发昂贵的进入门槛，也在不断为市集祛魅。

行业美好，还很脆弱。

市集人

YOUNG形容自己第一次出摊，“手忙脚乱”。垫布是从家里随手扯下来的窗帘，展示道具是平时用的收纳筐，东西直接装进行李箱，当天和朋友一起抬过去。

那是去年中秋节。初衷只是想把家里做出来的一堆东西“销销货”，YOUNG报名参加了多抓鱼的市集活动，并顺利入选。她是一名平面设计师，打理着自己的原创设计品牌“FFclub花野俱乐部”。

品牌原本以售卖原创家居生活产品为主，考虑到多抓鱼的用户调性，应当普遍喜欢读书，她临时让合作印厂切了许多书签状空白卡纸，现场边画边卖，效果很好。

YOUNG运气不错，第一次就感受到了乐趣。

那是一场完全“摆摊儿”化的活动，展位随意铺在地上，无拘无束，YOUNG领到一只小马扎，坐在摊前，像个真正的集市摊主，仰头才能看清顾客。人流量很大，据说进场排队需要两小时，北京的初秋天气干爽，里面却热得人直淌汗，兴许是兴奋。

一个朋友帮忙搬来了东西，还有两个朋友听闻这件事，嚷嚷着过来加入吆喝队伍，“他们纯粹是想来玩儿”。YOUNG同样没忍住诱惑，一天下来，进账1000多块钱，逛别人的摊位又花出去不少。

几年前，从公司出来后，YOUNG运作了自己的独立工作室，主业还是做商业设计。她感谢花野，作为一名艺术创意类工作者，需要在生存技能之外，找到自我意识和表达的抒发口，花野承担了这样的使命。

市集显然能让花野获得快速的成长。她喜欢这种形式的直接，在一个主流社交与沟通几乎全面线上化的时代，与顾客面对面，意味着更有效、更即时的反馈。

起步中的独立设计师品牌，都需要这样的渠道和土壤。

何溢漾，“像河一样”植物染工作室主理人，主营以草木染布包为主的手工艺品。2019年，因为参加淘宝造物节活动，被不少北京本土市集主办方发掘，邀请参加线下活动。

新产品开发后，溢漾会第一时间拿进市集，感受顾客态度，测试受欢迎程度，灵活调整产品。

她原本有自己的实体店铺和线上网店。

从西班牙留学回国后，溢漾相继在电视台和扶贫基金会工作，后选择成为一名自由职业者，在北京的北三环安贞桥一带租了门面，售卖自己从世界各地搜集回来的小玩意儿。期间，她结识了自己扎染入门的师傅，开始对草木染着迷。

这间小店前后维系了两年。因为市政工程改造，小店关停，溢漾顺势成立了工作室，专心做草木染，同时将重心移到线上，也是因为早期淘宝店铺的高流量而被官方看到，继而邀请参加造物节。

眼下，线上经营困难，疫情下的实体店难开，去年以来，开通小红书等线上平台之外，她开始频繁参加市集，希望打开新客户群。好在结果不错，溢漾粗算了一下，目前市集的销量占比已经达到60%~70%。

“市集也是后疫情时代下必然会出现的一种形式。”她总结。在没有实体店的情况下，职业手作人大概率需要网络营销，但面临周期长的难题，相比较而言，“市集是最快、也是比较好的展现方式了”。

流行后

成立于2015年的伍德吃托克，几乎已经成长为市集业态的标杆，年均20场活动，涵盖文创、美食、生活方式等各类内容，紧追潮流，并创造潮流。

伍德吃托克有壁垒，它对新锐品牌和独立设计师品牌有极强的吸引力——基于自身的策划、宣发能力和日积月累的口碑。创作者们知道，来这里，不缺流量。

显然，并不是每一个市集都能成为伍德吃托克，特殊的疫情时期，市集早已超越了“对话年轻人”的职能，成为一种赋能手段。

2020年，中国商业研究院发布一份《上海集市白皮书》，其中提到，要将上海打造成“全球集市的标杆”。其中，安义夜巷、大学路游园会和思南夜派对等多个集市项目，经改造后，人流量较之前普遍提升超50%，商铺营业额也有显著改善。

商业地产仿佛抓到了救命稻草。有相关数据统计，2020年，单商场空间就举办了超1000场市集相关主题活动。

何溢漾明显觉得，市集发展太快，导致质量参差不齐，需要好好辨别。YOUNG有过经验教训，绝不参加商场活动，因为限制多、耗时长——摊主必须要在商场开门前到位，一同结束营业，既费精力又费时间。

不久前，“清风和烈酒er”在小红书发出“怒吼”：“现在的市集就是变相的主办方割韭菜。”这则笔记火了，有相似感受的摊主在评论区聚集，分享糟心事。

清风做手工饰品，售卖成品珍珠和水晶，有同名网店。她不是职业摊主，做工程造价，供职于深圳一家房企。因为对手工和饰品的喜爱，才慢慢将其发展成副业。她开玩笑，“房企的现状嘛，你知道，有个第二职业也不错”。

清风解释，市集报名通常是“打包”的形式，5~10天不等，多的甚至达22天，即连续出摊天数，工作日也不歇息。在深圳，摊位费至少200元一天起步，越靠近市中心越贵，但人人都知道，工作日几乎没有人。

何以为“韭菜”？

商业地产或文化街区们并不直接招揽摊主，需要“中介性质”的平台帮助策划招募，也就是摊主们常说的“主办方”。市集火热，不少小型主办方趁势崛起，又因自身策划能力不足等原因，导致活动体验不佳。

清风常碰到的情况是，一场市集20余摊位，一大半都做饰品，只能打价格战。她明显打不过，即便已经熟练，一件作品从构思到制作至少需要一个小时，而不少职业摊主直接从1688等批发平台进货。普通人很难有耐心去仔细分辨，为手工付费，更是奢侈。

圈子内，因为实际人流量与预期严重不相符，导致摊主维权退钱的事件并不少见，但退钱仅能挽回部分损失，摊主们付出的人力、时间和交通等成本，覆水难收。

清风参加市集的时间并不长，如今也能明显察觉到，一件正常事物运行偏离轨道的错位感。单这半年，深圳关外的小商场市集，摊位费就从180元/日涨到200元/日，5月份，这个价格可以参加市里更好商圈的市集。

清风猜测，行情不好，许多人把创业当成避风港，出摊去市集最便捷，导致一些原本知名度不高的市集，摊主报名也竞争激烈，费用旋即水涨船高。

花钱的消费者当然也会成为“韭菜”。

以伍德吃托克为代表的知名市集活动，花钱购买门票入内，已经成为默认的规则，本质上，那里更像同好集聚的“社群”，发现前沿事物的通道，溢价有用。

尤其以驻扎商场的市集为甚，越来越多纯消费向的活动，也开始兜售门票，数额不等。在小红书，不少人抱怨这样的市集活动，“明明是来消费的，花钱才能进”，仿佛大冤种。

有趣还好，最怕“货不对板”，花钱进入，发现“图文不符”。

回过头来看这场起于2020年的市集回潮，市集人带着梦想与爱好涌入，显然是其中难得一见的精彩因子。疫情的作用下，市集已然在短期被催熟——城市需要活力，年轻人需要去处，空间需要人气。

小众事物终于被放大，被消解了“腔调”。

守护者

2020年，刘洋才正式成为市集“吉普赛人”。他搬到了天津。

SpringCameras第一家店在北京鼓楼附近的胡同里，2012年开业，几乎是北京最早的宝丽来主题店，并很快成为那时候知名的文青打卡点，后来，因为各种原因，店铺搬到了一处商务楼里，不好找。用刘洋的话说，“进去很麻烦”。

它的北京时代终于还是结束了。2020年，因为实体经营困难，天津的房子又已经交付、拾掇好，刘洋和妻子、孩子一起离开，定居天津。SpringCameras重回线上经营，主要交由妻子打理，他则回到了市集。

他开车出去。市集能帮忙再拓展一点新客户，运气好的时候，参加一天收入几千元能回本，差一点的时候，他纯当去旅游。之前去成都，他还去本地拆迁的飞楼里逛了逛，捡了些被原主人留下的东西，如花盆和旧桌椅，他喜欢这些。

去年三月，他去杭州参加一场市集活动，重遇了熟人“蝴蝶公主”—— 一位因着装奇异而被外界熟知的亚文化先锋。他们一起吃火锅，进电梯的时候，碰到曾经来店里买相机的顾客，两位男士，现在分别创业做咖啡和服装，于是攒到了一个局。

不久前，他刚参加完朗园的北京图书市集，十月底，会再度启程去杭州的大娃怪市，一个业内知名的古着市集品牌。

市集当然是有价值的。它延续了SpringCameras的生机，成为刘洋与外界连接的纽带。

何溢漾的生活也已经与市集牢牢绑定。

最近三个月，她几乎每周末都会参加一场，白天出完摊，晚上回家继续赶制订单和第二天的货品。手工包需要自己染色、自己缝制，耗时，但她享受其中的过程。

她刚做草木染时，国内普通受众的认知几乎空白，大多数人的印象还停留在云南的文旅产品上，因此，出摊总是科普大于售卖。最近几年，草木染被越来越多年轻人看到并加入职业手作人的行列，选择愈发多样化，客户的选择和购买力也相应提升。

溢漾说，她会一直做下去。“不同的时间地点，不同的面料，不同的媒染剂和不同的植物，每一次染色效果都不同，有种欲罢不能的感觉。”

前段时间，北京一场市集活动上，知名编剧史航从花野的小摊上买走些喜欢的东西，史航捂得严实，但被YOUNG认出来了，她没好意思搭话。回来后很久，才和团队的朋友提起这件事，朋友“恨铁不成钢”：“起码去小红书宣传一下。”

此前，不乏有剧组的服装造型师选中她的衣服，最终在影视作品里出现，她都默默略过。“不是说有名人用了你的东西，你就特别牛了。”

她对花野的期待很佛系，“自负盈亏就好”。

她喜欢市集里的反馈。做了多年设计师，甲方客户满不满意都是一个没有结果的事，但在市集里，喜欢花野的顾客会直白地反馈自己的见解。他们喜欢花野不故作高深，是能看得懂的艺术。

清风喜欢摊主们。

可能是幸运。清风觉得，她遇到的摊主都很好。第一次出摊，三天销售额300块，隔壁做“大炮机”生意的大叔都看不下去，主动过来“在线指导”，她的摊位没有射灯，大叔直接把自己的拿来帮她挂上。同是卖饰品的人，还会传授经验，教她如何摆放更好看。

朋友和同事也永远在第一线呐喊加油。“每次去参加，我的摊位生意没有多火，但一定是最热闹的。”清风笑。

以上，才是市集里最重要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