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多鲸资本

近日，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意见》明确，职业学校（含技工院校）是高技能人才培养体系的基础。这说明了职业教育在人才培养中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是对于职业教育的「不平等」社会观念以及职业教育体系的不完备都令职业教育的发展受阻，我国教育专家提出从德国的双元制教育体制中吸取经验。

如今中低端就业市场已趋向饱和，在尖端技术人才匮乏的环境下，职业教育也可以向就业缺口靠拢进行人才培育。而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则是打磨高精尖人才的「利器」。职业教育的「春天」并不遥远，但是需要社会的共同「耕耘」。

德国双元制教育对于中国的职业教育发展是否具有可行性？高技能人才的培养道路在哪里？如何通过职业教育打造「能工巨匠」？

10 月 14 日，多鲸举办「三人行」直播，机器人在线 CEO 兼美国 MBA 副校长俞俊承、德国 CDB 教育咨询创始人兼总经理李哲楠、多鲸资本创始合伙人姚玉飞齐聚云端，共论德国双元制教育在中国的实践。

作为双元制职业教育的「鼻祖」，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最初起源于手工作坊培训学徒的需求。随后，行业协会逐渐成立，行业条例、技能考试等相关规定逐步规范，手工作坊培养出来的人普遍暴露出在基本文化知识和素养方面的欠缺，职业学校作为一个辅助的参与者开始进入双元制职业教育的框架体系。

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如今，德国已经形成了以用人企业为主导，以职业院校为辅助，由行业协会以结果、用人、就业为导向进行监督和考核的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其主要目标是为企业长期发展储备一批既有较高专业素质，又充分了解、认同企业的后备人才。德国在立法中明确，双元制职业教育应当体现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体现人才培养和企业的社会价值。

李哲楠认为，双元制职业教育在德国受到欢迎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由于发展历史悠久，德国的一个家族中可能有几代都受益于双元制职业教育，自然对职业教育有更高认可度，尊重职业教育的风气也随之传承。

二是德国在中学阶段即开展劳动教育和职业生涯规划，学生在接受双元制职业教育之前已经对职业的学习和工作形成了比较全面的认识，未来对于自己作出的教育和职业选择也会更加认可，这也是双元制职业教育能够获得较好生源非常重要的基础。

三是德国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之间具有良好的贯通性。在德国，职业教育学徒在完成三年的职业培训后如果想进一步深造，还有机会通过高等教育获取本科文凭。反之，如果高中毕业生不想申请大学，而想积累工作经验，也可以选择回到双元制职业教育路径。这两者都是非常正常的选择。很多职业教育学教授，甚至其他专业的教授，第一个教育经历不是普通本科，而是双元制职业教育。比如李哲楠认识的一个德国综合大学校长的第一个教育经历就是护士。

目前，职教领域出现了一个新的趋势——职教学术化。德国已经把双元制模式「嫁接」到了高等教育阶段，除了双元制的职业培训，还探索开展了双元制的本科、硕士甚至博士。一方面，随着数字化转型和工业 4.0 的推进，很多基础性的工作被机器替代，企业对于人才技能的要求越来越高，双元制职业教育也相应需要进行知识结构升级。另一方面，过于追求学术化导致很多工种员工紧缺的问题日益严峻，李哲楠指出，德国大部分行业确实存在员工短缺的情况。

在双元制职业教育上，中德已经有超过 40 年的合作历史，两国交流频繁，中、高职院校之间也有很多项目合作。早期主要是德国的基金会、组织机构等在中国开展项目，这种国家层面上的合作取得了较好成效。2006 年前后，德国企业开始参与中国双元制职业教育项目，中德之间的交流合作逐渐从政府间转移到德国用人企业与职业院校间。其中，江苏太仓由于聚集了超过三百家德国中小型企业，具备了发展双元制职业教育的良好土壤，所以成为了目前为止唯一一个把德国的企业参与的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复制到中国的模板。

尽管高职院校毕业生的就业表现相对更好，但在我国历史背景下，职业教育长期受到一定程度的社会歧视，加工制造大类人才的需求量大、培养难度高，我国结构性失业和劳动力短缺问题依然严峻。随着我国数字化转型和工业不断向前发展，职业工种的能力要求、考核内容及方式等还将根据实际情况发生变化。

为此，我国近年来一直在大力推动职业教育发展，包括加大实训实践、实训装备投入，倡导职业本科、应用型本科院校建设。应用科学大学作为一个独立的高校类型起源于德国，其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是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的重要参考。

《职业教育法》出台后，我国提倡的「产教融合」和「学徒制」等更加强调企业参与，而这正是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最核心的要素。所以，国家大力推行德国双元制模式，既是进入工业化、现代化之后产业和教育的改革方向，也是对于「老牌」工业国家的学习借鉴。未来，对德国双元制模式的学习、引进、交流需求还会越来越多。

相较于德国的双元制职业教育，中国的职业教育主要在四个方面存在差异。在选择动因上，德国学生往往是出于对职业教育发自内心的认可，而我国目前的升学体系基本仍是以分数为导向，社会整体还不是特别看好职业教育路径。在主管部门上，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的职业教育是由教育部门主管，而德国是由经济部门主管。

从产业服务的角度来看，德国的职业教育的政策和法律基础更好，带动就业端表现更佳。在教育模式上，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由行业协会主导，强调在工作中学习和在获取经验中学习，而中国职业教育由职业院校主导，在结合实际工作需要上存在欠缺。

尽管德国的双元制模式在很多方面都是当之无愧的世界楷模，但我国的职业教育具有自己的特点，双元制的模式不应该也不可能全盘在我国落地。一来，德国的双元制有两百多年的发展历史，而中国社会对职业教育认可度的提升还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二来，在德国整体的经济结构中，95% 以上的企业是中小型企业。相对于中国的工厂，德国这种作坊式的家族企业更能够做到精益求精，也更容易把专业建在产业链上，与院校充分对接自己及上下游供应商的用工需求。

工程师培养成本高昂，我国国情与德国不同，很多企业无力承担或不愿承担，相对于内部培养，企业更希望与学校共同培养人才。不同类型的学校有不同的管理体制，语言很难统一，故而需要职教服务机构帮助上下游企业和学校精准对接，起到语言切换的「路由器」作用。俞俊承认为，未来我国更可能形成「双主体三元制」，即企业、学校双主体，企业、学校、平台三元。对于德国双元制模式，国内职业教育机构不能完全学习照搬，而要因地制宜，将思路从「引进」转换为「本土化」，考虑如何让双元制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发展。

首先，在「学什么」上，产业方可以更进一步参与。德国双元制教育有70%的时间在企业完成，从时间分配上给了企业非常大的操作空间。在遵守德国职教培训条例的前提下，企业可以根据产业链及上下游企业、客户的需求来调整和补充培训内容。这样，实现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理念，也即不以专业知识体系，而以用人单位实际业务流程中每一个环节的具体工作需求为依据培养人才，确保职业院校的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就能获取未来工作中真正需要的知识和技能。

其次，我国实行现代学徒制试点的过程中，很多院校和学者提出了一个「谁来教」的问题，即什么样的人能够成为指导学生的企业导师？除了具备较好的专业背景和一定时长的工作经验，是否应当在教育教学法的层面上规定企业导师的资质要求？对此，德国的经验是，要求所有参与双元制培训的企业至少有1名通过由主管行业协会——主要是工商会和手工业行会两个最大的行业协会——组织的企业导师资质考试，通过设置企业开展双元制职业教育的门槛，更好地确保培训效果。

此外，我国教育部和工信部推行专精特新产业学院，服务大量的中小型企业，探索如何把学校的招生招工一体化模式做深做细。专精特新企业规模小，精度和专注度高，对人才的需求往往集中于一个细分领域，很难满足职业教育宽口径人才培养要求，参与产教融合的动力和能力不足。对此，德国的新模式是成立跨企业培训中心完成企业通用的基础培训业务，并且上下游或区域内的行业企业自发形成协会式组织联合培养人才。这样，既能满足企业的用人需求，又解决了企业受限于规模或其他原因不能完成整个职业培训的问题。

同时，与职业教育和产教融合相关的协会开始在我国出现，既有「国字头」的中国民办教育协会、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协会，也有地方的成人教育职业教育联盟等。德国的行业协会是一种经济界的自治机构，具有半政府性质，行业内所有企业都有义务成为协会会员。行业协会代表会员利益，其虽然没有强制力，但具有很强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在参与双元制职业教育的过程中能够起到很好的协调、统一和监督作用。行业协会在标准制定、准入审核、考核发证等方面发挥非常重要和关键的作用。

也就是说，在德国，由行业协会完成各类职业考试条例的实施、执行，并为通过考核的学徒颁发德国法律承认的职业资格证书。德国行业协会不会直接参与双元制职业人才培养过程，而是更多的起到宏观调控和质量监管作用。李哲楠指出，如果我国地方的贸促会能发挥好作用，就可能承担德国行业协会的角色。

最近，政策频频对职业教育释放出利好信号。面对目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以及潜在的经济衰退、汇率等问题，我国大量投入基础建设建设，职业教育也是其中一个重要方向。俞俊承认为，我国职业教育一直处于「旺季」，现在越做越好，未来大有可为。

今年 9 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对高校、职业院校和实训基地等设备购置和更新改造新增贷款，实施阶段性鼓励政策，中央财政贴息 2.5 个百分点，期限两年。中国人民银行宣布设立设备更新改造专项再贷款，专项支持金融机构以不高于 3.2% 的利率向制造业、社会服务领域和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设备更新改造提供贷款，额度为 2000 亿元以上。《关于抓紧做好项目储备工作的预通知》《关于加快部分领域设备更新改造贷款财政贴息工作的通知》等具体文件也随之密集出台。

在央行「设备更新改造专项再贷款」和中央财政 「贴息 2.5 个百分点」的组合拳下，贴息后企业实际贷款利率不高于 0.7% 。这既为学校升级了设备，进而提升了招生、教学质量，也为一批教育类型的设备公司和上下游合作企业拓展了市场，同时能够拉动内需，带动经济持续正循环发展，解决社会就业问题。

学校对装备的需求日益旺盛，但实训装备要真正能够为学校所用，还需要开发对应的实践、实习、实训的教学资源、软件课程等「理实一体化」产品。现在，学校装备采购也不在局限于过去以硬件为主的模式，而是会根据自身的人才培养方案和特色专业，结合申请资金体量、区域经济和行业发展情况等，以学生学到知识为最终目的，「软硬结合」打包采购硬件和软件、服务、培训、咨询、融资等。所以除了设备、实验室、硬件外，软件、内容、数字化服务等领域也有很多机会。

俞俊承认为，职业教育学校的核心诉求还是育人，招生、教学、就业是其三大工作目标和 KPI 。在招生方面，相较于 K12 教育，职业教育的市场体量小，需求不具刚需型，是一个比较难做的细分赛道。而美容美发、电子商务、厨师、焊工等职业教育项目看似需求很大，但真正愿意为此买单付费的客户其实并不多。职业教育的创业者应当根据自己的背景、专业和资源，选择一个相对来说更能上手赛道。在教学方面，职业教育和证书、补贴、就业紧密相关。我国职业教育门槛较高，创业者不仅要有人脉和资金等原始积累，还需要具备一定的专业水平和业务能力。在就业方面，职业教育本身与就业密切相关，为学生解决工作是职业教育的本质需求，这就要求创业者对于就业市场拥有充分判断。

《职业教育法》颁布后，产教融合趋势明显，大量的产教融合型城市和企业选择职业教育方向。俞俊承指出，产教融合需要产业引领教育。未来，学校专业要建在产业链上，与企业实际用人需求紧密结合。

产品开发的过程非常漫长，投身于高校采购、产教融合领域的企业要深刻认识行业本身在产业中的发展趋势。目前，新能源、智能制造等新工科学科的细分赛道中机会较多，但也需要比较长久且深入的积累。

对于学生和家长而言，到德国留学目前的确是一条通路。2019 年，德国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中国的高考成绩，但要求较高，基本需要达到国内一本线。双元制职业教育对德语的要求较高，目前也相对小众。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的就业情况很好，但前提是学生能够适应并跟得上这种跨文化的语言、思维、学习模式，并最终符合德国企业的用人要求。这其实非常有难度和挑战性，并非所有进入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的学生都能成功。按照德国的思维模式，最关键的是借助科学的测试和评价，选择符合学生自身实际情况的教育道路和学习体系。

总之，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的成功经验享誉世界，我国教育赛道选手既要看到其先进之处，也要认识到各国国情不同，须在「本土化」的前提下学习借鉴。相信在国家、社会、企业、学生等多方力量的共同努力下，职业教育的问题终能破解，并在人才培养方面发挥更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