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斌

“你今天过来采访没想到是这样一个结果吧？还以为乐家轩是一家飞黄腾达、欣欣向荣的公司吧？”

“我知道录音棚竞争激烈，但没想到你们就这样关了，有点可惜。”

“知道你们要来采访，我开始还跟他们说，都要关了，还写什么？不过现在想想，你们报道出来，我也可以留一个回忆吧。”

乐家轩总经理张翼宇苦笑，“乐家轩整整赔了11年。你看过《拯救大兵瑞恩》这部电影吗？我们就是需要被拯救的大兵。”

大取灯胡同2号，是北京胡同里少见的“大院”，院子里有一座三层小楼，停车场可以停20多辆车，楼前挂着繁体的“乐家轩”，旁边那个大大的红色繁体“乐”字更加醒目。走进小楼，前台的背景墙上写着“音乐人的家”。

藏在北京美术馆后街大取灯胡同的乐家轩，也许不是大众所熟悉的地方，但它在华语音乐圈却赫赫有名，包括内地、台湾、香港、马来西亚等地的华语乐坛一线明星几乎都来过这里。

2007年4月正式开张的乐家轩，曾经是亚洲最大的音乐制作基地，最早有14间大中小型专业录音室，全部搭配了顶级专业录音器材，也曾吸引过中国最好的音乐制作人和录音师。

在一楼的小会议室里，我见到了乐家轩总经理张翼宇，他正在跟老搭档、声学博士林克伟聊事情。我们简单的打了招呼后，林克伟带我去楼上的每间录音室参观。时值中午，还没有人过来录音。录音师赵会涛告诉我：“录音的人基本都是下午过来，所以现在还没人。”

虽然我不太懂录音棚的专业知识，但看得出，这里的录音棚整体设计和设备还是花了不少功夫。

“你们这个位置也太好了吧，北京好多录音棚都在远郊区。”

“对，我们最初也在八达岭那边找了一个地方，但是问了很多人都觉得太远了，所以最后选了这个地方。“赵会涛说。

在北京城的中心地带租这么一栋小楼，从2005年开始筹备，到现在又是唱片业特别不景气的时期，不知乐家轩是靠什么坚持下来的？

“2007年4月正式开张之前，我们已经试营业了一段时间，那时候生意火的不得了，院子里停车都要打架，根本没地方停。人多的时候走廊上、楼梯上都站满了人，来的大牌明星无数，我们都见怪不惯。“张冀宇追忆起往昔，表情才有些许生动。

林克伟是负责声学的工程师，在一起合作了三十多年，公司做的所有录音棚都是他设计的；赵会涛是最早来到乐家轩的，没开业就来了，是这里做得最久的员工。

“我从最基层做起的，乐家轩刚开业正好赶上北京奥运会临近，《北京欢迎你》、《We are ready》等奥运会主题歌都是在我们这里录的。”赵会涛告诉音乐财经，“当时真的是一周7天没有休息日、每天24小时轮轴转，大家都太忙了。”

乐家轩在正式开张后，《We are ready》作为北京奥运会倒计时一周年主题歌，包括谭咏麟、陈奕迅、梁咏琪、李克勤等130多位歌星的录音和MV就是在乐家轩完成的。“当时那么多明星来录奥运会的歌，大家都很兴奋，因为要穿同样的T恤拍MV，所以必须一起来，整个三层楼都站满了人，能参加这样的活动，可能一辈子只有一次，所以大家都很高兴，整个录音和拍MV的过程都很顺利，没有出现任何问题，再大牌的明星在这里都很配合。“赵会涛回忆。

《We are ready》让刚开业的乐家轩声名远扬，几百位台湾、香港、马拉西亚、内地的华语歌星都知道了这个地方。随着北京奥运会临近，作为倒计时100天的奥运主题歌《北京欢迎你》又一次挤爆了乐家轩，100位歌手的录音大部分也是在乐家轩完成的。

这是乐家轩开业后最热闹、最辉煌的一年。

我正听得来劲，却见张冀宇表情一暗，深呼一口气叹道：“奥运会结束后突然就没生意了，真的很突然，一直到现在，除了刚开业的那一年，之后的每个月都是入不敷出，都是赔钱的状态！这里的房租一次涨三倍，乐家轩整整赔了11年，所以我们决定年底之前关掉乐家轩，不玩了，有点讽刺吧？”

会议室里突然安静下来，大家都不再说话，默默低头开始吃着刚刚送来的外卖。我一惊，也愣了半天才问了一句：“已经定了吗？ ”

“除非有人拯救，你看过《拯救大兵瑞恩》这部电影吗？我们就是需要被拯救的大兵。”张冀宇声音低沉，“从最早的14间录音棚，后来拿掉4间，再拿掉2间，陆陆续续，现在只剩下5间。其实设备可以搬到任何地方，但录音棚打掉了就没有了。”

张冀宇形容决定关掉录音棚就好像在割他身上的肉，这块肉坏了，发炎了，而且很久了，就必须要切掉。

城中心投资录音棚，做音乐人的家

乐家轩是由台湾福茂唱片创始人张人凤的长子张翼宇投资的，福茂唱片现在由张冀宇的弟弟张耕宇负责，福茂家族旗下有很多公司，张翼宇负责工程公司，有四部分业务：广播电视设备系统、表演艺术和娱乐设备系统、工厂自动化设备系统和空中交通管理系统设备。建录音棚、安装录音设备只是张冀宇负责的一小部分，他们在台湾已经做了三四十年（福茂公司成立于1958年）。

2004年，张翼宇的台湾客户雅弦录音室的陈健平先生想来内地发展，找到乐家轩现在的位置想建一个大型录音棚，但碍于资金等问题，只好找到张翼宇帮忙。“我当时觉得投资内地也对，因为2004年的时候台湾音乐产业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于是我被他们说服了，就投资了这个地方。原来是台湾的那个客户在经营，我派了专业经理在这里。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我全部接手过来。”张翼宇告诉音乐财经。

张翼宇说：“两位声学博士、四位工匠带班师傅全部是从台湾请过来的，他们从80年代就跟着我们干，是经过二三十年的时间教出来的，所以乐家轩的设计和施工绝对是国际水准。”

由于乐家轩的规模大，设备和录音师都是超豪华型的，又身处北京城中心地段，开业后，吸引了众多音乐圈的人来到这里，乐家轩也真正成为了“音乐人的家”。“来到这里的人都是同行，可能好久没见了，也可能之前有什么过节，但大家聚到录音棚的时候，就变成了一家人。包括邓丽君早年的制作人也来到这里，他把周围横跨40年音乐圈的人都能召集过来。“张冀宇说。

林克伟是台湾的声学专家，他的哥哥林克华是台湾有名的灯光设计专家，跟张冀宇的公司早有合作。因为哥哥的缘故，林克伟大学一毕业就跟着张冀宇一起做。林克伟说：“我真正的主业只有声学设计这块，台湾70%的剧场音乐厅和录音棚都是我做的设计，我很喜欢音乐，对文化艺术也很感兴趣，在这个过程中能参与其中就很兴奋。”

赵会涛是乐家轩最元老级的员工，他从2006年乐家轩试营业期间就来到这里，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擦线、擦设备，架子鼓都要擦的很亮，几乎看不到指纹，也见证了乐家轩的十年历程。赵会涛回忆，开始乐家轩生意最火的时候，每天几乎是24小时营业，录音师两班倒，在录音棚里一坐就十几个小时，每天凌晨三四点钟大家还在录音，有的录音师录着录着眼睛已经闭上了，实在太累了。那时候多大牌的明星过来都得排队，人多的时候大家连坐的地方都没有，走廊、楼梯上都站满了人。有的明星如果跟某位录音师关系好，还可以偷偷插个队。

乐家轩开业前后，也赶上了国内演出市场最红火的时期，各个地方卫视的春晚、各种现场演出、电视综艺节目、舞厅的音乐，还有很多大牌艺人在这里一待就是大半年，比如侯德健、江建民他们当时每人有一间固定的工作室。

火爆之后陷入低谷，10年再无回天之力

随着北京奥运会的结束，乐家轩热闹的景象戛然而止。2009年、2010年，很多企业晚会、公司大大小小的年会逐渐减少，从央视到地方电视台、地方政府都在控制演出成本，包括央视的《同一首歌》也在2010年停播。

国内演出市场进入了萧条期，再加上音乐行业徘徊低谷多年，越来越多的歌手们不再出实体唱片。而随着音乐数字化时代到来，科技越来越进步，设备越来越先进，北京差不多出现了大大小小的录音棚3000多家，竞争惨烈。

张翼宇突然发现奥运会之后怎么没生意了，他也猜测过其中的原因，“北京有3000个工作室，很多开在自己家里的客厅、卧室甚至浴室里，我称它们是工作室不是录音棚。如果不是对声音有要求的，大部分会选择低成本的工作室。能选择来乐家轩的，第一对声音有高要求，第二要用传统乐器，比如小提琴、大提琴、弦乐乐器（古筝）等，不是用电脑做出来的声音。”

林克伟也从另外的角度分析道，最早做音乐没有几十万、上百万元根本玩不了，甚至连软件都买不起，最专业的软件都不单卖的，买软件必须同时买他们的硬件，一套声卡带周边设备就十几万，但现在，制作音乐的方式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在林克伟眼中，现在电视网络、多媒体发展太迅速，音乐制作很多都是用电脑，一万块钱就可以录音了。尽管网络上的音乐品质很差，但现在的年轻人一出生听的就是这个，他们没有听过真正的好音乐。对于唱片公司来说，发片不赚钱，所以只能走省钱的路线，出现几千家工作室也是这个原因。

“国外那些有名的歌手，一年出一张专辑，从作曲、编曲、作词到录音，整个制作过程就要花三个月时间，他们对音乐作品本身是有要求的。”林克伟认为，中国现在的音乐成品越来越差，做专辑挣不了钱，所以投入专辑的那部分钱就转移了。尽管现在音乐制作的设备比二三十年前进步了，但录音的质量没有进步反而还在倒退。

乐家轩从筹备到现在做了11年，最早是赶上了内地演出市场最红火的时期，发展到现在又遇上了电视节目最火的时期。大型录音棚开销大，成本高，所以空棚率也很高；以前的歌手出歌频率很快，现在很难听到谁要出专辑，连出EP的都很少。

“我们现在都是过了很长时间才听说谁发新歌了，歌手们基本都是在演出现场、电视节目上忙。而且北京的很多艺人和音乐公司都有自己的录音棚工作室，像庞龙、羽泉、张亚东，他们都有自己的录音棚。赵会涛有时候会觉得，乐家轩发展的整个过程，更像是中国乐坛的一个风向标，从流行音乐最火的时期，经历了渐渐下滑的过程。

“没想过要转型吗？现在电影、视频都很火，你们有考虑过吗？”

“我们是开录音棚的，声音是我们的专长，我们这里都是做建筑声学环境的人才，做视频太浪费了。现在的电影、电视剧录音都不需要那么好的环境和设备，哪里需要我们这样的。”张翼宇回答，“唯一的转型就是把它关掉吧！”

几个月前，乐家轩已经开始清点设备，业内熟悉的同行有的已经低价买走了一些设备。张翼宇拿着手机里的一张照片给我看，他说那台设备已经在三个月前卖掉了，是一台超豪华设备，它也有三年没用过了，除了每个月开一次机，常常就是用来给歌星拍照。

张翼宇表示，乐家轩年底关门的决定会在一个月内开始执行，因为之前接的一些录音还要完成，远期的录音合作已经不再接了。“如果乐家轩没有了，我们在北京的其他两家公司也不需要这么多地方，这里可以租给别人做办公室，或者卖麻辣烫。”张冀宇语气伤感，“我知道这是产业的问题，但也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也许入错行了。”

在12年的发展过程中，乐家轩尝试过转型做别的事情吗？

张翼宇：我们有3000多个竞争对手，我的成本太高，完全没有能力搞得过他们。但我可以教2000个录音师，在北京，每年科班出身学录音的大学生有200人左右，但他们毕业后还要来乐家轩学录音，因为他们的老师一辈子没做过一天录音师，也没做过一张唱片。

培训录音师虽然也给我们培养了很多竞争对手，但毕竟给音乐专业知识的推广做了不少贡献。可是培训不是我们的专业，做培训也不是我们转型的目标。

所以我们好像也搞不清整个产业的方向，大家都处在东试试、西试试的状态。

福茂是做唱片公司起家的，而且是做古典音乐，你们有在这方面做过一些尝试吗？

张翼宇：我们之前也做过演出代理，做了100多场古典音乐演出。因为福茂唱片就是做古典音乐起家的，1986年我弟弟张耕宇加入福茂唱片后才开始做流行音乐。

我觉得内地的古典音乐市场还没有被开发出来，台湾的古典音乐氛围比内地好，也没有政府的支持，但台湾市场也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培养，靠演出团体很辛苦的不赚钱的努力。30年前台湾的古典乐团每场演出大概有6成的票房就很不错了，有的只有3成，所以靠票房根本活不了。 有的乐团垮了活不下去了，有的坚持下来了，所以台湾的古典音乐市场也经历了二三十年的培养。

台湾有个电台“台北爱音乐“的古典音乐频道，我是创始投资人之一，我在台湾投资了7个电台，古典音乐是最赚钱的，因为其他6个电台做的都是同样的事情，受众和广告来源几乎大同小异。告诉你这个秘密，反而是听古典音乐、上古典音乐节目的客户最赚钱。

之前你们也提到，现在是综艺节目最火爆的时期，你怎么看国内的音乐选秀节目？

张冀宇：国内选秀节目对于音乐行业的伤害太大了，不但对行业没有好处，而且非常糟糕。但很多台湾的唱片公司乐死了，因为大家都在唱30年都没有再听过的歌曲，又翻出来唱，都忘记是谁做的了。

不光是老歌，以前我们熟悉的那些歌手，之前在台湾早就不唱了，结果在内地又冒出来，歌也冒出来，人也冒出来了。这些节目只能唱老歌，不敢唱新歌，因为就没什么新歌出来，而且新歌也很雷同。

现在中国所有的流行歌曲10首有9首都在讲爱情，好像没有别的。我们做录音棚很清楚，这些编曲的人一天编好几个曲子，都是同一个套路。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综艺节目把音乐市场的氛围占掉一大部分，但其实跟音乐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也是我们对国内音乐市场比较担心的地方。

现在视频直播越来越火，你们怎么看这个行业？

林克伟：现在视频已经发展到4K了，但网络直播直接用手机就可以，这些节目也有很多粉丝。还有很多网络录音棚，用手机软件录下来，自动加一些效果。视频的播放品质其实还是不行，大家随便用电脑就能做。现在没有一个强迫音乐产业往高品质走的动力，所以造成音乐产业发展得比较辛苦。

可能受数字音乐影响，是不是现在大家对于音质的要求越来越低？

林克伟：我在英国待了9年学声学，在传媒大学当过客座教授，但国内3000多家录音棚没有一个找我的，因为他们觉得没有这个必要。但是在台湾我们正在是萧敬腾、五月天做音乐的录音棚，他们对声音有要求。

很多新入行的人根本不在乎声音的，现在整个产业就是这种情况。我是搞数据设计的，属于科技也是艺术，现在国内的很多场馆剧院都在做这方面的设计，每一个都说自己是国际标准，但每一个听起来声音都不一样。

你们怎么看内地文化市场的发展？

张翼宇：文化产业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但内地文化产业有相当大一块都不赚钱，比如芭蕾舞、现代舞、戏剧等这些高艺术性的演出都不赚钱。所以我们也不太明白中国的文化产业到底会怎么走，到底该用什么方式把行业引导到一个比较正确的方向。

林克伟：太新的作品内地观众还是接受不了，因为新的作品太抽象，舞蹈是没有语言的，可以有故事也可以没有故事，像《白蛇传》《红楼梦》都是有故事的，很多观众只知道台上有十二金钗，但谁是谁还是分不清楚。

像台湾的云门舞集是最有名的现代舞团，也是唯一一个华人在国际上有大量表演的现代舞团，他们的首演基本在台湾，然后再到世界各地。云门舞集的作品也在不断成长，他们的观念和艺术表达可能越来越抽象，所以观众有些接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