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2日，第35届金鸡电影节的导演论坛上，尹力、黄建新、管虎、宁浩、徐展雄和张吃鱼六位导演，在论坛圆桌环节一起回顾并探讨了过去十年主流电影的创作。

过去十年中，主流电影成为电影创作和观众消费的主要内容。上述六位导演中，尹力早在2004年就拍摄了革命历史片《张思德》，2006年上映的《云水谣》也是一部呼唤两岸统一的电影。管虎则在近几年执导了《金刚川》《八佰》，联合执导了《我和我的祖国》等影片。徐展雄去年拍摄了一部聚焦李大钊生平的《革命者》，正在筹备的《星辰大海》同样是百年前的革命故事。

反映在电影市场上，《红海行动》《战狼2》《长津湖》等主旋律影片不断刷新近年来国产电影的最高票房成绩，成为观众观影的主流选择。  

往前数十年，作为本届金鸡创投评委会主席的黄建新正在筹拍《智取威虎山》，从这部影片开始，他陆续以导演、监制或编剧的身份，参与了《湄公河行动》《我和我的祖国》《1921》《我和我的父辈》以及《长津湖》的创作，见证了以主旋律价值表达为主，兼顾类型化呈现的新主流电影的崛起。

谈起主流电影的变化，黄建新感触最深的是技术革新带来的影响。他在现场回忆起十年前正在筹拍《智取威虎山》的一段“插曲”。当时因为“打虎上山”这场戏在技术没有做好准备，影片整整推迟了一年才开拍。黄建新说：“这场戏的构思就必须在技术上完成以后，我们才能开拍，不然最重要的传奇色彩就丢失了。”

“后来剧组派了一组人到广州动物园捕捉老虎的各种动作、身形，拍了四十几天，用拍来的素材电脑里建模。又从好莱坞的专业公司借来了一个机械操控的老虎，在现场模拟视觉对应对象，然后找了林业部，批了一个要采伐的巨大的树，从东北拉到摄影棚架在场地上。张涵予在这个树上蹦了八天，蹦到第五天就不干了，说导演我拍啥呢，前期的影视那时候刚刚开始，我们做的也不那么准确，因此那个很难。”黄建新回忆。

他感叹称，数字拍摄对他这一代创作者来说，意味着思维过程的转换，“数字不是技术，而是思维改变了你探索世界的思维方式，这是个巨大的挑战”。

刨除技术的作用，主流电影故事好看的核心仍在于人物。同为第六代导演代表的尹力认为，主流电影的创作核心就在于塑造人物。在他看来，评价一部好电影的标准，最简单的就是——“故事简单、人物丰满”，相反不好的电影则是“看起来很热闹，但是留不下人”。

这或许与尹力的创作偏好有关。《张思德》着力刻画了老实巴交、平常得如同“清凉山上的草一样”的普通人张思德，在另一部他的代表作《云水谣》中，尹力也同样将导筒对准大时代下平凡人的悲欢离合。

在近几年的主流电影中，普通人成为主角的趋势愈发凸显。比如在《我和我的祖国》中主角是工程师、“两弹一星”科研人员、升旗手等，而在后来的《穿越寒冬拥抱你》中，主角变职业为更常见的护士、外卖骑手、老师等。

另外，苦情励志的现实主义题材也在成为创作趋势。比如今年上映的《人生大事》《奇迹·笨小孩》《出拳吧，妈妈》都是在写实的基础上，凸显在疫情和经济严峻的现实背景下，主角们顽强生活的故事，以催泪和励志自强为基调。

宁浩近几年作为导演联合执导了《我和我的祖国》和《我和我的家乡》两部电影，他在论坛上回忆称，当时他和管虎的共识就是视角要聚焦到普通人和寻常生活中。“以前戏台上出将入相，不是将相难登台。但是我们创作《祖国》《家乡》都是拍普通人，整个语境都是现实主义的，”宁浩说，“我和编剧谈的时候也都说咱们都从身边的人想，一手资料才是最生动的，而不是习惯性从概念上挖掘。”

在管虎看来，正是由于拍摄的是主流电影，人物反而比事件本身更重要。“主流电影往往是宏大叙事，此时如果人物虚化，那么整个故事就更加虚化，”管虎说，“好的电影一定是人物先立起来，因为看电影的过程就是人和人的交流过程，或是精神上达到共鸣，或是灵魂上的交流，最低限度是人类情感共通，这是最主要的事情，人物在一个剧作中是最重要的。”

确定人物后，选取讲述的视角也决定了人物与观众的距离。管虎认为，选取与人物平视的视角，更容易让观众与人物产生沟通，他尤其反对导演选取上帝万能的俯瞰视角或是完全的仰视，在金鸡奖的创投环节的评审环节，他也多次在现场向青年导演重申平视人物的重要性，“以人物为中心”，这样才能产生沟通。

从更宏大的视角来看，主流电影近十年呈现的另一个重要趋势是类型化，不再局限于战争、革命，而是向生活延展，使之具备更多跟年轻观众连接的商业市场的能力。

导演张吃鱼今年凭借一部科幻喜剧作品《独行月球》迅速被观众和市场认知。他在论坛圆桌环节提及，未来自己的作品一定会尊重类型化创作模式，同时尝试拓展主流电影的题材。“主流电影可能不局限在现实主义的战争、传记、体育、经济题材中，我们可能能够找到更能够满足观众需求的题材。”

但年轻导演刻意追求可能陷入了某种创作上的窠臼，有本末倒置的嫌疑。黄建新在论坛上表示，所谓类型的原则是广告学中的“分众”概念，广告以分众逻辑进行宣传和销售。就电影而言，类型化是投资者需要考虑的事情，因为“投资需要找到方向”，需要找到自己电影的受众。

但对电影人，尤其是导演而言，他们可能对科幻、写实、动作等类型上有偏好，但这种偏好应该是成长过程中自然形成的，而不能强行套用。黄建新强调，“导演千万不要被类型弄糊涂了，因为常常说类型类型，自己就开始给自己修理毛边，修到最后就没有生动性。”

不过，投资方的类型化需求并不总是与导演的创新相冲突。黄建新认为，投资方可以尽量为某一个题材寻找合适的导演，原因在于这个导演展现了某个类型上的艺术创作强项，这种需求的契合实际上有利于导演的创新，同时也是电影工业化必经的过程。

反之，如果投资侧用类型化要求限制导演，效果则会适得其反。黄建新表示，讨论类型化，需要考虑电影工业类型和整体中国电影的发展，另一方面，也要保护最核心的创意原点。他呼吁（投资方）鼓励导演创新，以合作而不是规定的态度与导演合作。“电影投资者老板们千万不要限制导演，这是电影最活灵活现，或者最有生命力的精神体，这是最宝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