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赵孟

编辑 | 翟瑞民

国家统计局近期发文介绍中国人口数据时指出，2021年末中国男性人口为72311万人，占51.2%，女性人口为68949万人，占48.8%，总人口性别比为104.9，比2012年下降0.2。从出生人口性别结构看，2021年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08.3，比2012年降低9.4，出生人口性别结构改善明显。

性别比指一定时期内出生男婴总数和女婴总数的比值，通常用每100名女婴所对应出生的男婴数来表示。联合国将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正常值设定为103-107（即每出生100个女孩，对应出生103-107个男孩）。中国人口性别比曾长期处于高位，由此引发的“光棍村”“结婚难”等问题曾广受关注。

但从2009年开始，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出现拐点，此后开始逐年下降，2021年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08.3，进一步优化，已接近正常值域上限。当前，中国人口的生育率、老龄化等多个指标面临严峻挑战，为何性别比指标能够“一枝独秀”？

性别比失衡的多重原因

人口学专家、《人口危局》作者何亚福向界面新闻解释，在没有人为因素干扰的情况下，性别比的变化趋势会经常保持在95-106的范围之内。按照年龄顺序排列，共有四种性别比，虽其范围各不相同，但反映出人口变化的内在规律。

第一性别比，即指从受孕到出生时的胎儿性别比。通常男性胚胎比女性胚胎多约20%，性别比为120：100。这一时期是性别比最高期。第二性别比，即出生人口性别比。在整个怀孕期间，男性胎儿流产的概率远大于女性胎儿，因而到出生时，性别比的差别已大大缩小，一般是在103-107：100之间波动。这也是人口统计的重要指标之一。

第三性别比，即结婚年龄时的性别比。由于男孩的死亡率高于女孩，随着时间的推移，到结婚年龄时，男性与女性的性别比开始接近100。第四性别比，即老年时的性别比。由于女性比男性长寿，因此，在65岁以上的人口中，女性人口多于男性人口，性别比低于100。

何亚福指出，人口的性别比存在着依年龄组递增而降低的变动趋势，这个变动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0—14岁，为男性人口多于女性人口阶段；第二阶段15—64岁，为男性人口大致等于女性人口阶段；第三阶段65岁以上，为女性人口多于男性人口阶段。

现有统计数据显示，中国性别比超出正常区间始于1982年，当年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08.47，之后一路升高。1994年以来，出生人口性别比始终在115以上，2004年达到最高峰121.2，其中，一些省份还长期维持在130。严重偏离正常区域。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全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8，决策层意识到形势严峻，开始出台应对措施。

中央党校妇女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慧英此前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认为，长期父权制下形成的重男轻女思想，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Ｂ超的普及和滥用，是导致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三大主要原因。不过，界面新闻采访的多位人口学专家指出，“重男轻女”并非性别比失衡的充分条件，性别偏好、胎儿性别选择和生育政策对数量的限制，三者共同造成了这一现实。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乔晓春认为，如果将“重男轻女”归为性别比失衡的唯一原因，便无法解释为何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正常这一现实，“这段时期‘重男轻女’同样存在”。乔晓春发现，一个重要变量是，当时计划生育政策尚未落实。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生物统计学博士、人口学专家黄文政指出，如果没有对生育数量的限制，即便存在“重男轻女”的偏好，“直到生到一个男孩为止”，从统计学上看，性别比仍是平衡的。

何亚福分析，当一个家庭面临生育数量的约束后，如果存在性别偏好，就会人为干预来达到目标，这是导致性别比失衡的主要根源，“在仅有一次生育机会的情况下，偏好男孩的家庭自然会通过人工手段生下男孩。”

他指出，性别比偏高这种现象主要是在农村，而过去中国农村地区普遍实行“一孩半”生育政策，即第一胎生下的是女孩，可以再生第二胎；如果第一胎的男孩，则不能再生育。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2000年全国第一胎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07.1，处于正常值域；但第二胎出生人口性别比猛增到151.9。

何亚福分析，在实行“一孩半”政策的地区，妇女在怀第一胎时一般不进行性别选择，如果第一胎是男孩，实现了农民生男孩的愿望；如果第一胎是女孩，政策允许生第二胎，这个家庭就会想方设法用B超进行人工性别选择，保证第二胎要生个男孩。

出生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最终会表现在适婚年龄人口性别上。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指出，适婚年龄段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将导致婚姻高发年龄段的男性人口数量严重过剩，同龄或相邻年龄段的女性人口数量严重不足，总有一部分男性会因为女性人口的“先天”缺失而被迫不婚。

目前，长期持续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已经波及到适婚人群，“七普”资料显示，2020年，20-40岁适婚年龄人口中，男性人口比女性“盈余”1572万人，数以千万计的男性缺失与之婚配的适龄女性已是既成事实。以此为背景所形成的婚姻挤压、结婚人数减少、失婚和离婚率上升等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开始显露。

治理性别比失衡成效显著

国家层面意识到性别比失衡将带来严重社会问题，采取了包括宣传“生男生女都一样”、打击“双非”（即“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行为”，又称“双非”）等手段治理性别比失衡。

2002年11月，原国家计生委、原卫生部、原国家药监局共同发布《关于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两非”）的规定》，对胎儿性别鉴定予以明确禁止，治理性别比失衡的战役正式拉开。这项工作持续至今。

2003年4月，“关爱女孩行动”启动，旨在通过倡导男女平等，扭转中国存在的新生儿男女性别比失衡问题。卫生、公安、司法、检察等多个部门也会同在一起，严厉查处胎儿性别鉴定和性别选择引产案件。

2014年6月30日，原国家卫计委下发《关于印发全国查处“两非”案件区域协作工作规范(试行)的通知》，要求“两非”案件查处区域协作联席会议每年至少召开一次，遇重大案件或者重要情况可以随时召开。

一位从业10多年的妇产科医生告诉界面新闻，10多年前有一些怀孕的夫妻会询问超声科医生胎儿的性别，甚至有人通过采集血样送至境外鉴定的情况，但近几年很少有人询问这样的问题。而且医院也制定严格规定，禁止医生将胎儿性别信息外泄，“就算在最好的朋友问也不能说。”

经过连续多年的综合治理，从2009年开始，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出现拐点，此后逐年下降。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4年性别比降为115.88，较2013年下降了1.72个百分点，是6年来下降幅度最大的一年。

乔晓春认为，2014年性别比大幅下降的原因，得益于2013年年底“单独二孩”政策（夫妻双方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家庭，可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实施。他相信，宽松的生育政策有助于缓解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

此后，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稳步下降。2015年，这一指标继续降到113.51。2016年是“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第一年，出生性别继续比降到112.88，2017年进一步降到111.9。2021年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08.3，接近正常值域上限。

对于性别比与生育政策的关系，另一个常被学界提到的正面案例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山西翼城、湖北恩施、甘肃酒泉和河北承德展开‘全面二孩’试点，“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两个孩子”。2010年人口普查时发现，除承德外，其余3个试点地的出生性别比一直保持在正常范围，而且近年来“越来越正常”。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教授顾宝昌在其主持编写的《八百万人的实践中》中介绍，较宽松的生育政策有助于促进出生人口性别比正常化，生育二孩缓解了生育数量和生育性别之间的矛盾。

近期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2022》披露的分年龄段人口的性别比数据，也印证了这一趋势。这些来自2021年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显示，10-14岁、5-9岁、0-4岁人口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分别为114.86、112.96、110.37，呈显著走低趋势。这三个年龄段人口对应的出生时间，与人口政策从独生子女时代到“单独二孩”“全面二孩”，再到三孩政策放开的过程基本一致。

何亚福表示，近几十年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变化，随着生育政策的收紧而逐渐升高，而后又随着生育政策的放宽而逐渐下降。未来随着三孩生育政策实施，生育环境进一步友好，出生人口性别比将会持续下降，最终回到正常值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