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辛圆 樊旭

在周六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上，与会学者表示，目前中国经济增长已经低于潜在增速，针对当前形势，应采取更具针对性的措施，力促2023年经济重回合理区间。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表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仅增长3%，10月的数据到目前的情况看也不够理想，三年来的平均增长也低于潜在增长率，这不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常态，经济增长连续三年低于合理区间对经济内在机理、经济增长的后劲影响都很大，要及时扭转。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也表示，实际增速较长时间低于潜在增速，会导致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下降，会给中长期经济增长造成机制性损伤。

“疫情冲击过后，会出现反弹，有些丢掉的会补回来，但有些是补不回来的，而且会引起机制性损伤，如订单丢了，供应链断了，原有的合同执行不了，应招的员工没有招收，导致经营和发展能力下降。更重要的是预期改变，中长期发展考虑得少了。”他说。

刘世锦还说，中国经济正处在转入中速增长阶段的新老动能转换期，这个时候实际增速低于潜在增长率，会使得原本就有的困难和风险进一步加大，使得新老动能转换受到冲击，出现减缓扭曲，甚至停滞后退。

与会学者认为，消费、房地产和平台经济是当前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也是经济增长重回合理区间的关键所在。

杨伟民指出，扩大内需应从以扩大投资为主转变为以扩大居民消费为主，财税金融等经济政策要服从和服务于这样一个大的政策出发点，同时加快推进改革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

对于房地产行业，他表示，在中国房地产还不是夕阳产业，需要制定一个综合性、长期性、制度性的政策使其平稳健康发展。“居民住宅是不可以移动的，不能随着人口流动而搬走，居民住宅的峰值不能仅看静止的总量，更要看人口流动后的总量。考虑到我们有3亿左右的人口在流动，所以居民住宅应该说还是有需求的。”他说。

杨伟民还说，信息技术服务业的减速并不全是疫情影响，也有预期的因素，接下来要出台支持平台经济健康发展的具体措施。

宏观政策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高培勇表示，考虑到当前超预期的经济压力和复杂的经济发展环境，明年依然需要财政政策积极发力，同时要把财政安全放在更重要的位置。

“本轮经济下行压力不同于以往。以往的经济下行对财政收支不能说没有影响，但影响不大，基本可控。但今年这次已经传递到财政收支领域，且影响不小，特别是市县层面的财政压力格外加大，这是1994年财税改革以来少见的新情况。”他说。

根据今年年初的财政预算计划，2022年全年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3.8%。但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1-10月，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下降4.5%。政府性基金预算方面，预算计划增长0.6%，但1-10月实际为负增长22.7%。

高培勇指出，全年财政收入预算预计难以完成，将出现较大缺口。在这种情况下，明年要格外注重成本和效益分析，“不能只讲效益，不讲成本，财政安全是所有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

他还强调，制定财政政策要“跳出短期看长期”，为应对未来的突发事件和困难预留出足够的空间，绝不能用足、用尽明年的财政能量。“留有后手，是必须坚持的原则。”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建议，研究推出更多投资和消费相融并且互相促进的项目。

他指出，从当前情况看，单纯地刺激投资或消费都存在短板和弊端。一方面，过度刺激投资可能会导致产能进一步过剩，导致中期供求失衡；另一方面，从刺激消费来看，即使让居民收入提升，但由于疫情冲击下人流物流的隔离，导致消费扩张政策不能达到作用，反而会带来一系列的扭曲。

刘元春认为，要在有效财力上抓住重点，寻求投资和消费领域的同类项，有效促进投资和消费的共同增长。

他提出三项建议。一是大幅提升保障性住房投资，并在消费端配置相应的消费促进政策。这一方面可以缓和房地产投资的下降趋势，另一方面，居民在购买保障住房之后会加大装修、家具设备购置支出。

二是，当前以大学生为代表的年轻人消费下降严重， 可以考虑建立大学生基金，研究制定针对这个特殊群体的消费信贷、学生信贷，或者探索以工代赈的新模式。

三是，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投资。刘元春说，劳动密集型产业为农民提供了大量的工作岗位，而农村人口城镇化是提升消费的根本路径之一。投资不足会导致就业不足，进一步加剧农民工返乡趋势，进而影响消费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