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鲍勇剑（加拿大莱桥大学迪隆商学院终身教授，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特聘教授）

进入数字化社会，企业面临一个新课题：怎样管理偶然性？触发它的因素既有时间概念的变化，又有信息内容的主导价值地位。

过去(20世纪50年代-20世纪90年代) , 受制于物质资源生成和消亡的自然生物时间，商业转型周期以年、月为单位。现在，以数字孪生(在虚拟空间完成数字映射)和AI支持的数字仿真为标志，工业再生产的信息重组在分、秒之间完成。过去，碳生物时间是单向的；现在，硅晶数字时间则可以来回穿梭。过去，碳时间难以从具体物质产品中分离。现在，硅时间可以分离，可以再结合，例如NFT(Non-Fungible Token，非同质化凭证)。新时间概念放大了偶然性事件的战略影响。

数字化社会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信息在社会再生产和消费中的主导作用。信息内容生产成本高，但再生产（复制）成本极低。对信息内容的消费有正反馈特征，即越受关注的信息能吸引更多消费者。随着信息大爆炸，策展成为新的信息生产和消费的形式。它指从纷繁无序的大量信息中，组织有意义的呈现，让信息消费者参与感知和创造意义。同时，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商业模式也走向网络化、数字化、平台化。信息既是价值变化的驱动力，又是价值的核心元素。受以上特征影响，偶然性便是迭代创新、即兴发挥、临场应变、高度客户化服务创造机遇。

上述变化直接挑战企业战略的四个元素：机会、资源、能力和价值。数字化社会中，机会越来越随机，资源越来越跨界，价值越来越聚焦于主观感知和意义。而把三者有机组织起来的形式越来越多样和灵活。最近，中国邮政嫁接数字化供应链，试水咖啡店。喝杯咖啡，给爱人写封信。谁能想到，转念之间，中国邮政会成为星巴克和瑞幸咖啡的友商？

简而言之，在数字社会，机会、资源、能力和价值可以任意地再组合。偶然性触发创造机会和全新组合。因此，我们必须回答：怎样管理“有意义的偶然性”？即如何认识偶然性的战略地位，利用偶然性创造价值服务。

认知偶然性，我们要建立战略模糊的思维。利用偶然性，我们则要能够实现一系列“社会绽放”(social happenings)。前者是容纳偶然性，并孕育战略行动的“场”；后者是将偶然性带来的模糊机遇不断清晰化，并持续扬弃。

认识偶然性 先习惯“战略模糊”

战略的本性模糊，但因运用的境遇而清晰。境遇消融，重归模糊。企业家的战略能力体现在模糊思考，清晰表现。

战略模糊与认知不确定性有关。决策是战略的核心活动。当人们决策时，什么是模糊？经济学家丹尼尔·埃尔斯伯格(Daniel Ellsberg) 试图通过实验来回答。他在两个瓮里放上红色和黄色的玻璃弹子，一个有明确的比例，另一个则不知道红黄弹子的比例。当他设计同样的奖励时，大多数人更倾向选择已经知道红黄分布概率的瓮，避开比例模糊的选择。埃尔斯伯格的实验揭示两点：(1) 模糊来自认识的不确定性，即人们不知道红黄弹子的分布概率；(2)人们天生有规避模糊性的倾向性。数字化社会中的各种偶然性让这样的战略模糊更加显著。

模糊性也可能来自执行过程。如果执行过程引发随机的连环反应，那么它的反应路径不可能事先清晰。古巴导弹危机期间，肯尼迪声明，美国军舰将在古巴外海拦截苏联军舰；但在实际执行时保持模棱两可的态度，让苏联军舰继续通过。这是因为，肯尼迪不确定对方对拦截会采取怎样的反应，也不知道军舰指挥官是否已经收到莫斯科缓和的指令，更担心军舰指挥官自作主张，反击美军的拦截。所以，执行过程只能走一步，看一步，无法事先明晰。研究公共政策的查尔斯·林德布罗姆(Charles Lindblom) 把它总结为“蒙混过关”(muddling through)。数字化社会对信息极其敏感。信息沟通过程受到偶然干扰或波动，模糊性也随之放大。

不仅执行，战略选择也具有模糊性。选择过程中，利益相关者众多。他们的战略目标各有侧重。决策者必须兼顾各方。詹姆斯·马奇(James March)也将之总结为“垃圾桶决策理论”(garbage can model)。受网络化关联作用(networked coupling) 影响，偶然的弱关联利益相关者也可能化为战略选择的关键因素。

许多战略结果也是模糊的。初始设想的结果往往不会完美呈现。战略行动者要做好准备，重新解释结果的意义。所以，亨利·明茨伯格(Henry Mintzberg)建议用“曲线诞生”(emergent)的眼光看待战略设计、执行和结果之间的循环反馈、逐渐扬弃的关系。在曲线诞生的过程中，任何偶然因素都有左右一个阶段相变的效果。

战略需要通过内外沟通来推进。战略语言有天生的模糊性。原因有三：

(1) 对于正处于变化之中、尚未有定论的事件，语言不可能清晰，只能模糊。例如，美联储发表对利率和市场的意见一般是模糊的。它甚至成为一种模糊公关语言代名词——“美联储腔调”(fed-speak)。

(2) 为了表达多种可能性同时存在，战略语言必须模糊。例如，企业的愿景可以大而化之，保持朦胧想象的美好。

(3) 战略语言需要预留出让各方发声、参与思辨的余地。因此，带有邀请动机的沟通不会用断然的、结论性的句式语法。例如，建设性对话语言格式一般包括肯定一部分对方意见，质疑一部分，发展一部分。这样的语法不可能清晰。埃里克·艾森伯格(Eric Eisenberg)总结道：战略语言模糊的好处在于团结的多样性、共存的可能性、开放的解释性。为容纳偶然性，企业也需要保持战略语言模糊。

通过对战略模糊的讨论，我们现在可以理解偶然性一直存在，只是被数字化社会放大，成为企业思考机遇、资源、能力、价值的一个核心问题。

利用偶然性 要设计“社会绽放”

把战略模糊当作一种“战略行动的场”(strategic action field)，它是利用偶然性的第一步。这里，模糊不是无知，不是没有表达能力，不是缺少决断。模糊是尊重战略的本性，是涵泳的智慧，是创造场效应的准备状态。战略模糊和战略行动的场是一体两面(duality)。它代表战略思考和行动同时兼容的状态。战略模糊放大机遇的多元多样性，放宽接近和利用资源的约束性。战略行动强调任何实体(产品)都是表现辉煌的场效应。

如何因场而生机遇，依场而获资源，在场显现价值效应，随场而运化出下一次辉煌的能力？利用偶然性的第二步就是要会使用“社会绽放”的方法。

美国行为艺术家、偶发艺术创始人艾伦·卡普罗(Allan Kaprow)是“社会绽放”的先行者。20世纪60年代，卡普罗试图让艺术成为社会沟通的媒介。他创作了一系列行为艺术，并命名为“发生”(happening)。卡普罗的“发生”艺术成为本文“社会绽放”方法的概念之源。让机会发生，让资源组合发生，让能力发生，让价值发生，它们就是企业战略行动的社会绽放过程。

在他代表作品“18次发生6部曲”(18 happenings in 6 parts)中，卡普罗邀请75位观众参加一次行为艺术。表演舞台用塑料挡板划分为六个部分。艺术家表演音乐、绘画和舞台剧。每档节目表演三次。观众分别参加18场表演，并直接与艺术家互动，参与创作过程。三次表演之间，各有15分钟休息时间。观众趁休息时间交流上一场表演情况，并把自己获得的理解带到下一场表演中。通过参与，没有任何一场表演可以被丝毫不差地复制。每一场表演都具有偶然性、现场创作特征和社会性。表演不再只属于艺术家，而是社会集体创作的体现。观众不再是看客，也是临场即兴艺术行动者。卡普罗的行为艺术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核心要点是，它透视现代社会的一种变化属性——有意义的偶然性。18个事件过程中，艺术家和观众共同解释偶然发生的意义。现场绽放的偶然性成为参与的契机和事件意义的元素。在现场，艺术家和观众均为积极的行动者，而且也积极反思和解释这些事件的意义。

同理，数字化社会中，企业家是积极行动者。他们善于利用正在发生和已经发生的事件，通过超常沟通能力，让利益相关者感受到偶然事件蕴含的意义。通过一连串的“发生”、组织资源、构建机遇、制造能力、派送价值，战略行动的场将消散、再发生，成住坏空，起承转合。

对卡普罗的预言，进入数字化社会后，人们才有深刻的体会。社会到处有一连串的“发生”。社会发生，既是战略过程，也是本质。企业价值管理的核心活动就是在虚拟真和现实真之间不断“示现”。

怎样利用“社会绽放”的方法，兑现“有意义的偶然性”？我们建议六种不同的形式：

(1) 新颖产品。这里的产品包括新产品和新服务，统称产品。绽放的直接形式就是推出创新产品。

(2)新奇效果。产品的使用功能表现发生了改变。绽放的作用形式是效果发生改变，给使用者带来新奇的体验。

(3) 新式生产关系。供应链上下游之间的依赖与被依赖，合作与竞争的关系发生改变。一般而言，企业沿着供应链迁移，制造更多的附属企业，或者增加合作方对自己的依赖性。

(4) 新兴社会关系。企业与内部和外部的利益相关者之间非经济的关系发生改变。一般而言，企业从政府获得政策支持，从社会舆论获得正面评价，从社会各界获得信任。

(5)兴旺权能地位。企业利用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调动资源的能力发生改变。社会影响力、制度影响力、品牌信誉上升。它的两个具体表现是：能够用低成本获得市场资源，能够有渠道获取稀缺的社会资源。

(6)升华价值叙事。企业对自己产品和服务能够给消费者、员工和社会带来的价值有新的表述。各方利益相关者对企业创造和释放的价值有新的认知。

偶然性的意义

有一种老生常谈是：没有爱因斯坦，相对论仍会被发现；没有爱迪生，电灯还是会被发明。它反映的是一种“必然性”思维偏好。早期与神学思想较量过程中，科学希望在社会大众的头脑中建立起规律性和必然性的等量齐观的权威地位。本来，人类进化产生的思维意识就偏向于稳定的关系形态和由此带来的心理确定感。结果，无论是语言习惯，还是思维方式，必然性占据了社会思想最高的合法地位。

事实上，从起源到发展进化，在地球生命的演化过程中，到处都能遇到偶然性因素、事件和力量。在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一百多年之后的1972年，生物学家史蒂芬·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 和他的哈佛同事对进化论提出了质疑。地球一千万年前的化石似乎记载了两种生物进化的轨迹：持续渐进的演变和间歇性的突变。古尔德的间歇突变理论(punctuated equilibrium)  成为现代生物学对达尔文进化论的重要补充。什么东西引发了间歇性突变？是地球环境中的偶然因素。持续、渐进、有序的变化规律只是生命进化的一个现象。而偶然、间歇、突变的跳跃轨迹则是生命进化的另外一种现象。欣赏偶然性才能理解生命的奇迹。

进入数字化社会，数字时间、信息内容、数字孪生和人工智能开始主导社会生产和再生产。它们以几何指数放大偶然性对社会生活和商业活动的影响。偶然性成为社会生产要素中的一个重要属性。理解偶然性，善用“社会绽放”，企业方能“苟日新，日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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