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董子琪

编辑 | 黄月

收集各种用不上的东西逐渐成为村上春树的人生主题之一——多到听不完的黑胶唱片、恐怕不会重读的书本、杂乱无章的剪报、短到放不进削笔器的铅笔头……在最近出版的《村上T》中，村上吐槽自己就像忍不住救下乌龟的浦岛太郎，一方面知道收集这些东西毫无意义，另一方面又下意识地把物品收集起来。

对于收集T恤是这样地“无用”，仅有一件标有TONY TAKITANI托尼瀑谷的T恤是例外。他只花了一美元买下来这件衣服，之后却派上了大用场。村上写了一篇以托尼瀑谷为主人公的短篇小说，后来还改编成了电影，这真是人生中最值得的投资了！他感叹道。

这么严肃，大可不必 

村上春树收藏的T恤有着五花八门的来源，有根据书制作的营销产品，也有来自波特兰仓库式书店的，或是任教大学、作家朋友赠送的，更多还是无意间在某地寻访寻到的。收藏T恤全凭机缘，也契合村上所赞成的旅游与人生的偶然性。

在游记《近境·边境》中，他苦恼于无法具有说服力地向人解释自己为什么要来墨西哥：仿佛在护照和观光卡之外，这里的人还需要另外一个更扎实的理由。可是，旅游的目的不就在于踏进这个独特的场并呼吸其中的空气吗？

人生也是这样，人生就是由无数偶然性堆积起来的。正是偶然性堆积成了一种模式，从这种模式中可以找寻人生的意义或者冠名为“理由”的东西。而“理由”相比于真实呼吸到的空气不那么可亲可信，只是“针对无形之物的”、“勉强捏造出来的临时框架”。

“不过，并非自我辩解，我的人生——我想也不仅仅限于我的人生——是由无限偶然性大量堆积而成的。一旦越过人生某个点，我们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把握其堆积体的模式，从那一模式中觅出某种个人意义。而且，如果我们有意，我们还可以将其命名为理由（reason）。”

相信人生和旅行本来充满偶然性，以及所谓“理由”都是捏造出来的临时框架，可以看作村上式收藏的注脚，那些大名头与严肃的东西让人有点不好意思，比如普林斯顿和耶鲁大学的名校T恤虽然值得收藏，却不太好意思穿上身，《经济学人》T恤的标语Think responsibly（负责任地思考）有点严肃得没有必要。村上对大名头和严肃标语的点评，就像墨西哥游记里对“战斗妇女商店”的建议，“既然是商店，还是取一个温柔些的名字为好，别去管什么思想性。”

高深的思想如一切堂皇过头的东西一样不被村上赞赏，他在希腊看见一处沦为废墟的棉纺厂，想这些建筑当年应该相当气派，可正因为如此，今天就显得更加寒伧和虚幻。他写道，“世间偶尔是由这种东西的。惟其动机纯真、外观气派，因而倒霉时格外显得惨不忍睹。”

尽管如此，穿着T恤怎么显现自己是一位重要作家呢？上世纪80年代，村上在雅典被外国朋友质疑作家身份，他反思了作家光环这件事：大概人们头脑中的日本作家是谷崎润一郎或三岛由纪夫那一类的半古典文豪，常常穿着褪色T恤与牛仔裤的他当然与这个形象不符。由于缺少作家光环，他也的确曾被人错认为面包铺送货员或超市店员。“买东西的时候，常有陌生人问我辣椒在哪里（而且又是告诉得很准确。）”光环这东西，就像温泉和油田，有的地方自然有，没有的地方压根没有。不过，从彰显作者个性、与“半古典式文豪”区分的角度来说，村上春树的T恤确实具有标志性。 

T恤与实感

《村上T》中的大部分收藏来自于旅行，收藏的一大要义在于T恤透露出某种当地精神——用村上的话来说，是具有一种“实感”。所谓实感，他在《近境·边境》中写，就是用自己的眼睛看那个地方、以自己的鼻子和嘴巴吸入那里的空气，以自己的双腿站在那个地面，以自己的双手触摸那里的东西。

他收集了标有I put ketchup on my ketchup（我在番茄酱上也要挤上番茄酱）的美国T恤——T恤的制造商是美国番茄酱公司，并觉察到这理由有一股乐观明朗、无意反思的美国精神，“才不管什么精明老练呢！老子爱怎么活就怎么活。”美国的实感通过这件衣服传达出来，穿这件衣服在美国街头常有人来打招呼，而这样的事在欧洲就不会发生。坐在汉堡店里喝冰凉银子弹、听着周围客人吵嚷与杯盘碰撞，村上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来了美国。

外出旅行时在当地慢跑也能寻到实感，因为开车太快，会漏看微小的景观与轻微的动静，一步步走过去又花费时间，跑步可以感受城镇的空气、道路的曲度、脚步的回声和垃圾的倒法，“跑步之间会有一种实感：我是在活着，大家都在活着。而这种实感是很容易迷失的。”

说起来，漫游本身也是一种收藏。诗人于坚在《巴黎记》说，漫游巴黎相当于收藏巴黎并为之“包浆”，因为收藏者在乎的并不是收藏对象的实用性，而是通过收藏将物品从实用性的单调乏味的苦役中解放出来，将价值连城者和一文不值者等而视之，这样的等而视之不就体现在无目的的旅行当中？这一视角似乎精妙地回应了村上收藏T恤和其他不太有用东西的行为。

而不拘于别人归纳的理由的直接体会，自然通向跨越文化的理解。这样的例子在村上的游记中很常见。在罗马，他见到满大街奔跑的调皮小孩，想到日本同年龄的初高中生们，觉得虽然这些调皮鬼实在让人讨厌，但他们的眼睛灵动而明亮。相比之下，东京那些平均线之上的孩子不是无精打采就是神经兮兮，处于被城市潮流抛弃或紧追潮流不放的两极。

他甚至理解土耳其的年轻士兵，以为他们不像欧洲人说得那么糟糕，不过是普通的乡下青年——和构成旧日本军的人群属于一类，无知、纯朴、贫穷、吃苦耐劳，所以无论上级塞什么东西都信以为真，“那种场合到来的时候，也许会变得粗野和残忍，一如所有国家所有军队的士兵。”（《雨天·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