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林子人

编辑 | 黄月

17世纪中叶，地球经历了有记载以来1000多年间最寒冷的一个时期，近1/3的人类因此死去。这是一个被历史学家杰弗里·帕克（Geoffery Parker）称为“总危机”（The General Crisis）的时代，系列革命狂潮和国家崩溃几乎席卷全球，安然度过17世纪中叶的地区屈指可数。在《全球危机》一书中，帕克介绍了全球各地在应对危机时浮现的三个共通点：第一，有温饱之虞的民众纷纷反抗，但与大规模暴力叛乱相比，“磨洋工、欺诈、逃亡、假意顺从、偷窃、假装无知、诋毁、纵火、破袭”往往有更深远的影响；第二，社会中的不同群体都曾利用正在加剧的社会矛盾，但最卓著的“麻烦制造者”却是那些含辛茹苦完成了高等教育、却未能找到合适工作的人；第三，极端思潮极其容易被煽动和传播。

极端天气事件频发、俄乌冲突扰动全球能源和粮食市场、人们因生活成本危机罢工抗议、女性权益在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都出现收紧、假新闻和仇恨言论在社交网络上只增不减，新冠大流行愈发暴露了业已存在的社会矛盾……在这份盘点中，我们梳理了这一年里全球各地发生的上述重要社会事件，它们与17世纪的历史遥相呼应，提醒我们思考人类是否又走到了某个“总危机”的关头。

01 “女性，生命，自由”：女性权益的进退与现代性的持续焦虑

关键词：伊朗“阿米尼示威”、阿富汗暂停女性接受大学教育、美国堕胎权之争、德普案

“女性！生命！自由！”9月以来，数以千万计的伊朗人，团结在这一口号下，试图撬动历史的不公。当地时间9月13日，22岁的库尔德女性阿米尼因头巾佩戴不当在德黑兰被道德警察逮捕，三天后死亡，有目击者称她生前遭到警方殴打。她的死亡引发了伊朗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和线上声援，“阿米尼示威”（Mahsa Amini protests）持续发酵至今，吸引了全球关注。其实，在阿米尼事件之前，伊朗早已矛盾重重——经济衰退、通货膨胀严重、失业率居高不下、民族矛盾激化——阿米尼事件点燃了伊朗民众的愤怒之火，抗议遂成燎原之势。

伊朗现政权始于1979年伊朗革命。革命推翻了巴列维王朝的专制统治，在宗教领袖鲁霍拉·穆萨维·霍梅尼的主导下建立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依据法律，伊朗女性必须佩戴头巾，穿着宽松，道德警察有权对“不合规矩”的女性进行教育、罚款或监禁；女性法定结婚年龄下调至9岁（后上调至13岁）；女性证词在司法案件中的重要性远不及男性……

同样在伊斯兰世界，不同国家女性的境遇也存在参差。当地时间12月20日晚，阿富汗临时政府高等教育部长向所有公立及私立大学发布命令，要求暂停女性接受大学教育，即刻生效，直至另行通知。此举已遭到数个伊斯兰国家的严厉谴责。土耳其外交部长梅夫吕特·恰武什奥卢22日表示，该禁令“既不符合伊斯兰教义也不人道”，“女性教育有何危险？这里是否有伊斯兰教义的解释？恰恰相反，我们的宗教信仰，伊斯兰教，并不反对教育；恰恰相反，它鼓励教育和科学。”沙特阿拉伯外交部在21日发布的一份声明中称，塔利班的这一决定“令所有伊斯兰国家震惊”。自塔利班于2021年8月掌权以来，阿富汗女性接受教育、参与公共生活的权利不断收紧。阿富汗女孩被允许接受初等教育，但大多数女孩实质上被禁止接受正规中等教育。大多数就业领域不再允许雇佣女性，女性也不能出现在公园和健身房里。

以伊斯兰教义的名义对女性的自由意志和自我实现施加限制——在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宗教价值观的“复兴”看似是在部分落后地区发生的、令人惊诧的“精神返祖”现象，但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昝涛提醒我们注意，宗教复兴是一个全球性现象，不只存在于穆斯林社会，其他地区和宗教也存在宗教复兴或某种传统复兴。这或许是因为，在一个快速变化、日趋复杂的时代，拒绝接受现代社会的复杂性，用某种非黑即白的传统宗教逻辑思考问题，能够为不安的人们提供确定感和安全感。

在全球化带来的整体性失落感、羞耻和怨恨面前，将问题归咎于道德堕落、以剥夺个体自由的形式进行社会净化，也讽刺地成为许多美国人回应失败的方式。在这一重意义上，2022年里美国在加强对女性的控制方面与阿富汗愈发像是某种镜像：当地时间6月24日，美国最高法院裁决推翻了“罗诉韦德案”，将堕胎的合法性问题交由各联邦州决定。这一裁决最终可能导致26个州严格限制堕胎，波及3600万育龄女性。堕胎权争议早已成为美国日益极端化的党派政治中被利用和操控的重要议题之一，它源自1970年代末共和党拉拢宗教选民的选举策略，其成功之处在于用堕胎问题唤起了基督教福音派选民的强烈情感和道德焦虑。

昝涛认为，全球性的“宗教复兴”不只是传统宗教势力的“反扑”，更是“现代性的危机”，从这个角度来看，“宗教复兴”现象需要放入全球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中来理解。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艾恺在《持续焦虑》一书中提醒我们注意，现代性焦虑是现代性本身的内在弱点，它源自我们对现代化产生的问题、苦痛与不安的直觉反应：

“现代生活，其非个人性，缺乏恒常的人际纽带，没有道德准则或道德的确定性，欠缺认同主体等，恰恰是个人自由与解放的终极状态。”

然而平等、民主、个人主义、入世思想、科学与现代工业在解放个人的同时，也在不断冲击和瓦解传统生活、家庭伦理、教会与社区编织而成的人际关系网带来的联结感与稳定感。艾恺认为，这两组欲求之间的紧张关系导致了现代性的持续焦虑。

现代化与反现代化批判的二重性模式或许将一直伴随人类社会存在，但艾恺相信，文明倒退无法长期持续，因为人们会对物质舒适和个人自由“上瘾”。以堕胎权为例，在部分国家收紧女性生殖自主权的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人确信，堕胎权是个人权利的基本组成部分，并力推法律进步。

据“澎湃·思想市场”报道，欧洲议会于2021年宣布安全堕胎是一项基本人权，但欧洲内部地域差异较为明显，东欧、中欧和南欧国家对堕胎的限制依然较为严格，这些国家正围绕堕胎权问题展开激烈竞争。在过去两年时间里，拉丁美洲三个人口最多的西班牙语国家（阿根廷、墨西哥和哥伦比亚）已相继实现了堕胎合法化，其他国家也处于剧烈变革的边缘。“澎湃·思想市场”刊文分析称，拉丁美洲在堕胎权问题上取得的巨大进步，得益于女性权益活动人士没有把这一事业当作独立、特殊的问题来看待，而是与其他民众运动和人权运动、黑人和土著组织以及工会广泛合作，将对堕胎权的呼吁与其他社会正义事业联系在一起，强调从阶级、种族和性别三个维度的交叉视角看待问题、制定行动策略——这也是拉丁美洲的堕胎权之争给予我们的重要启示。

社交网络既能促成并推动反抗压迫的进步社会运动，也能支持和庇护瓦解进步社会运动的反动力量，今年发生的几件热议事件都提醒我们注意这一点。6月初，好莱坞知名男星约翰尼·德普与前妻艾梅柏·赫德之间的法律纠纷，经过四年鏖战终于落下帷幕。法院裁决艾梅柏侵犯德普名誉，赔偿后者1035万美元，同时德普的前律师亚当·沃尔德曼也对艾梅柏构成诽谤，被判赔偿她200万美元。不论是法庭的结果还是社交媒体上的“骂战”，德普都获得了压倒性的支持，对艾梅柏的“荡妇羞辱”则在为期六周的法庭直播中升级至顶点，舆论对待艾梅柏和德普的证词时存在明显的双重标准，艾梅柏陷入了反性侵案申诉者常常会遭遇的“22条军规”圈套，任何自证清白的行为都被解读为有罪。

“澎湃·思想市场”撰稿人侯奇江认为，德普案中的厌女狂欢象征着美国保守主义对女性主义运动的反扑——父权既得利益者在过去数年反性骚扰运动中积压的结构性怨恨和不满情绪，发展成了德普案中羞辱、讽刺艾梅柏的集体网络行为，反性骚扰运动的社交媒体动员策略被保守势力原封不动地采用，构筑了“被陷害的正直男人”（德普）和“心机捞女”（艾梅柏）这一组简单化的二元对立形象，让德普在舆论中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伊朗大规模抗议行动的一些相关进展在迅速占据头条、获得万千转发和超高讨论热度后又遭遇舆论“反转”，被指为假新闻的热议事件包括“伊朗决定取消道德警察”和伊朗足球运动员在世界杯小组赛开赛前为声援本国女性拒唱国歌。

02 “中产正在萎缩的第一世界”：生活成本危机与欧美罢工潮

关键词：“悄然退出”、“咸鱼模式”、欧盟就最低工资规则达成协议、欧美罢工潮、“不满之冬”

9月，“悄然退出”（quiet quitting）的概念在TikTok上流传开来。据《洛杉矶时报》报道，这一名词由千禧一代于今年3月发明并使用，他们也称其为“不把工作看得太认真的艺术”。在这个千禧一代聚集的社交媒体上，年轻人分享“悄然退出”的种种策略，比如拒绝在晚上或周末回复电子邮件，拒绝做超出自己职责范围的工作。12月5日，“咸鱼模式”（goblin mode）在投票中以绝对优势战胜“元宇宙”（metaverse）和“我支持”（#IStandWith），当选牛津词典2022年度词汇。这是牛津词典首次采用公众投票的方式评选年度词汇，“咸鱼模式”在词典中的解释为“一种毫不掩饰地自我放纵、懒惰、邋遢或贪婪的行为，通常以拒绝社会规范或者社会期望的形式呈现”。无论是“悄然退出”还是“咸鱼模式”，都捕捉到了这一年的一种重要社会风气和氛围——人们意识到自己深陷某种系统性的苦难和不公，用理直气壮的自我放纵来逃避这一冷峻现实。

在《贫穷的质感》一书中，旅英作家王梆写道，“今天我们谈起贫穷，谈论的不再只是埃塞俄比亚或委内瑞拉，甚至不是希腊，而是一个中产阶级正在萎缩的第一世界。”种种研究显示，1980年代至今，欧美社会中产衰落的趋势已十分明显，今年更是遭遇了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的双重打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9月刊文指出，俄乌冲突已经给欧洲国家造成了“可怕的”经济后果，能源价格攀升正推高其他商品价格、抬高生活成本。在经济衰退、工作不稳定性大大提升、工资增长停滞的当下，劳动者的购买力在迅速下降。

为此，欧洲议会和欧洲理事会就各成员国设立最低工资的规则达成一致，在尊重成员国之间劳动力市场差异的同时，试图建立一个程序框架，以在整个欧盟范围内促进“充足和公平”的最低工资。此前，德国议会已批准从10月1日起将德国最低工资从9.82欧元/小时提高到12欧元/小时。德国政府希望此举能帮助低收入工人应对食品和取暖成本上升。

但当人们意识到“悄然推出”或装作咸鱼“摆烂”只能带来片刻的心灵宁静，却无法应对生存之虞时，他们选择走上街头。受通胀高企、物价飙升、实际收入减少等因素影响，“罢工潮”席卷欧美多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瑞典等国，涉及电商、餐饮、邮政、医疗、教育、公共交通、物流等多个行业。

这一年里，美国的罢工潮伴随着“工会复兴”，为美国沉寂已久的劳工运动带来了新生机。4月1日，纽约斯塔滕岛亚马逊JFK8仓储中心的数千名仓储工人投票成立工会，这标志着亚马逊员工第一次在美国成功组织工会。同日，曼哈顿切尔西市场的星巴克臻选烘焙工坊也投票成立工会，成为全美第十家拥有工会且工会成员最多的星巴克门店。11月17日，来自112家门店的2000多名员工在星巴克“红杯日”当天发起罢工行动，要求公司提高员工福利，抗议公司打击工会的行为。在过去的一年中，260多家星巴克门店投票支持成立工会。观察者认为，我们有理由相信某种“新工会运动”正在美国发生，它延续了“千禧社会主义”（Millennial socialism）的政治潮流，经历了2008年金融危机、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2016年民主党候选人伯尔尼·桑德斯的政治动员，以及新冠疫情，许多美国工薪族的经济状况已沦落到无法忍耐的地步，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被美国政府和大企业共同压制的工会运动重新获得了鲜明的政治属性。

美国工人的集体行动已衰落数十年，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目前仅有10%的美国工作者为工会成员，然而今年的民意调查显示，工人集体行动的民众支持率达到了1960年代中期以来的新高，约70%的美国人对此表示支持。工人的集体行动被证明具有巨大的影响力。由于工人的带薪休假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代表约11.5万名工人的12个工会在今年两次试图发起美国自1992年以来的首次铁路大罢工，原定于12月9日的铁路大罢工于12月2日被总统拜登新签署的法案叫停。虽然尚未争取到带薪休假权，但铁路工人已争取到在未来五年时间内累计获得24%的薪水涨幅和每年1000美元的现金补贴。

同样在12月，持续了一个多月的加州大学罢工事件以一项劳工协议的敲定画上句号。值得一提的是，这是美国史上最大规模的学术罢工。根据这项协议，博士后将在未来五年内累计获得约21.5%的加薪，岗位初次任期也由原先的一年增加至两年。学术研究人员则将在任期内得到29%的薪水涨幅。此外，加州大学还承诺将在带薪休假时长、儿童保育福利以及工作保障方面提供更好的待遇。加州劳工联盟（California Labor Federation）首席执行官Lorena Gonzalez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加州大学罢工事件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标志着一种全新的活力和赋权，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年轻劳动者在传统意义上并未被视作工会成员。”她认为，这些即将进入专业领域的年轻人将把这段经历带到科技领域和学术领域。

英国在2022年经历了多年来最大规模的劳工动荡。12月1日，《卫报》梳理的“罢工日历”显示，铁路工人、护士、学校老师、邮政员工、银行安保人员等群体都将在12月举行不同规模的罢工，要求加薪、改善工作条件等。据不完全统计，12月1日-24日，该国仅有6天没有罢工。大规模、跨行业的罢工源自由俄乌冲突加剧造成的生活成本危机。9月，英国价格上涨水平最高的种类是食品、交通和家庭日用品，同比涨幅分别为14.6%、10.9%和10.8%。另外，能源价格也出现了飙升，2022年冬季英国家庭能源账单预计将升至3000-4000英镑，而政府提供的临时补助只是杯水车薪。有观察者将这一波罢工潮与1978-1979年的“不满之冬”（Winter of Discontent）相提并论。当时，英国政府与公共和私营部门之间爆发了激烈的薪酬纠纷，罢工潮造成了几百万个工作日的损失。但在1979年撒切尔夫人上台后，工会在斗争中失败，其权力被严重削弱。

华威大学历史系教授丽贝卡·厄尔认为，今天英国的不平等现象在很多方面都像是重返19世纪初——随着能源和食品价格一路走高，许多普通英国人既买不起健康的食材，也买不起烹饪所需的燃料，正如工业革命期间燃料的高成本迫使许多南方地区的居民放弃了在家做饭，以白面包和甜茶维生。在这个全球最早发生“新自由主义转向”、二战后建立起来的福利国家机制被不断拆解的国家，当下的困境早已埋下伏笔。王梆援引前爱丁堡大学哲学教授、英国福利改革中心（Centre for Welfare Reform）总监西蒙·约翰·达菲（Simon John Duffy）的观点指出，福利太低是当下普通英国人的困境根源，“最近四十年来，只有最富有的那15%的人获得了真正的收入增长，剩下的人全都遭遇了相对的收入萎缩。正因为福利太低，穷人才离不开低薪工作，结果变得更穷，同时雇主们也懒得在更富有成效的方式上投资。”

疫情后的经济衰退和俄乌冲突引发的高通胀在英国国内引发了两次政治危机。7月7日，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宣布辞职，除了包庇副党鞭平彻（Chris Pincher）的丑闻以及试图用谎言撇清关系引发保守党内部大规模“辞职潮”之外，约翰逊在任期间积累的种种社会矛盾——从脱欧、通货膨胀问题，到英国33年以来规模最大的铁路工人罢工——都证明了他无法再享有国民的信任。约翰逊的继任者伊丽莎白·特拉斯上任仅六周，就于10月20日匆匆宣布辞职。她提出用大规模减税计划——进入新自由主义时期以来保守党的典型策略——进行经济纾困，被广泛质疑为不切实际，引发市场动荡。特拉斯之后，唐宁街10号又迎来了新任首相里希·苏纳克。但在“澎湃·思想市场”撰稿人刘羽丰看来，“无论唐宁街的主人如何更换，只要执政的依旧是保守党或是工党中接纳撒切尔遗产的派系，在眼下的生活成本危机面前，就只能采取一些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救火政策，除非外部形势发生根本性改变。”

03 从推特风波到粮食危机：重新思考全球化

关键词：伊隆·马斯克收购推特、欧洲能源危机、全球粮食危机

上文讲述了社交媒体在社会运动中的双刃剑作用，而今年围绕推特发生的一系列风波让我们对社交媒体的阴暗面加深了体察。

10月底，伊隆·马斯克以44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推特。马斯克以“言论自由绝对论者”（Free Speech Absolutist）自居，然而他入主推特后在这一全球最重要的社交网络平台掀起的运营改革，却反映了他在“言论自由”问题上的双重标准及其导致的严重后果。打击数字仇恨中心（Center for Countering Digital Hate）、反诽谤联盟（Anti-Defamation League）及其他在线平台研究组织发现，马斯克收购推特后，中伤非裔美国人的言论从每日平均1282条上升至每日平均3876条；中伤男同性恋群体的言论从每日平均2506条上升至每日平均3964条；反犹言论在马斯克收购推特后的两周内飙升超过61%。与此同时，与伊斯兰国、宣扬极右阴谋论的QAnon等极端组织相关的账户也在推特上通过付费认证卷土重来。同样值得警惕的是，推特近期解散了监管危险或失实言论的团队，停止执行新冠错误信息监管政策，马斯克还将一些内容审核问题以投票形式交由用户决定，研究者警告称，这些做法加剧了疫情相关错误信息和阴谋论的泛滥。

在另一方面，马斯克又肆意封禁了一些可能对他或公司不利的推特账号。12月14日，推特封禁了超过25个使用公开信息追踪私人飞机定位的账号，包括追踪马斯克的私人飞机的账号@ElonJet。马斯克对此做出的解释是这些账号违反了推特的一项新规——推特用户不能分享他人的“实时定位”。推特还封禁了至少8位来自《时代》杂志、CNN、《华盛顿邮报》等媒体的记者推特账号，封禁原因并不明朗，但上述账号的共同点是它们都发布过飞机定位账号相关的推文。12月18日，推特的监管政策再一次升级，宣布将不再允许纯粹只为宣传Instagram、Facebook、Mastodon等其他社交平台的账号活跃在推特上。马斯克称，这是为了阻止“无休止的竞争者免费宣传，这简直绝顶荒谬”。

推特的缔造者们曾宣称推特是一个“全球城市广场”（global town square），前推特首席执行官迪克·科斯托洛和推特联合创始人杰克·多西都有过类似表述，甚至连马斯克也说过，“我收购推特的原因是因为这样一个数字城市广场的存在对文明的未来非常重要。”

但在《纽约时报》专栏作家Ezra Klein看来，我们寄托于推特的这一理想时至今日已经破灭。他批评称，无限互联和海量信息正在使我们的注意力和反思能力退化——推特的运营机制鼓励用户讲述而非倾听，在各种争议性议题上发表未经深思熟虑的观点，吸引点赞和转发。作家、活动家理查德·西摩（Richard Seymour）在《推特机器》一书中指出，“如果说推特机器带给我们的是一连串灾难，如上瘾、抑郁、假新闻、喷子、网络霸凌、极右亚文化，那么这台机器只不过是在利用和放大那些在社会上已经普遍存在的问题……我们身上有些东西正在等待上瘾，而社交媒体加强了这一趋势。”Klein提醒我们注意，这实际上已经是所有社交平台皆存在的全球性问题，这些平台的设计都有相同的出发点，就是让创作和分享内容更便捷、更易上瘾，而平台背后的公司则拥有了更多可出售的注意力和数据。鉴于社交网络已经是我们时代最重要的数字基础设施之一——我们几乎所有人都依靠社交网络获取信息、与亲友保持联系——探索促进对话和理解的社交网络新机制已刻不容缓。

世界是平的，人员、资本、商品的自由流动能促进所有人的福祉——这曾是全球化的美好许诺，然而它正在被逆全球化浪潮打破。俄乌冲突加剧了欧洲能源危机。俄罗斯是全球第二大天然气生产国和第三大石油生产国，今年年初的数据显示，欧盟27个成员国有40%的天然气依赖从俄罗斯进口。由于制裁限制了俄罗斯的能源供应，欧洲的天然气基准价格在过去一年中上涨了近十倍，消费者和企业都受到了严重打击。德国波恩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终身讲座教授、全球研究中心主任辜学武在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指出，在全球化发展顺利的时代，能源进口国和能源出口国相互依赖、彼此共赢，而当地缘政治凌驾于全球经济纽带之上，“包括欧洲现在的能源危机也是逆全球化趋势的一个体现、一个注脚、一个病灶。”辜学武同时认为，只要资本主义的规律没有发生本质变化，能源贸易的中断只会是暂时的。

逆全球化浪潮叠加新冠大流行的负面影响，还令全球粮食危机愈演愈烈。据《卫报》报道，早在2021年，美国山火、拉美地区的旱灾和澳大利亚的洪灾就已造成粮食减产，由于今年的俄乌冲突双方都是小麦出口大国——乌克兰是全球第五大小麦出口国和主要玉米出口国之一，俄罗斯是全球第一大小麦出口国和第二大葵花籽供应国——对全球粮食供应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依赖于黑海地区小麦等作物出口的非洲和中东部分地区已出现粮食短缺，联合国在今年2月警告，索马里的粮食短缺将威胁近半数5岁以下儿童的健康，该国还在努力对抗规模前所未有的旱灾，由于旱情导致粮食紧缺的非洲国家还有布基纳法索、乍得、毛里塔尼亚和尼日尔。粮食危机也波及了亚洲部分国家：饱受内战摧残的也门至少有800万儿童处于饥荒边缘；在政局动荡的阿富汗，95%的阿富汗家庭因经济窘迫难以保障食物获取；同样因经济危机陷入粮食危机的还有斯里兰卡，极端民族主义政府于2021年4月提出化肥禁令，导致粮食歉收。

《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显示，2021年，8.23亿人处于饥饿状态，至2022年，这一数字将新增5000万人。随着食品价格持续上涨，2023年预计全球面临长期营养不良的人口将再增加1900万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校长米努什·沙菲克（Minouche Shafik）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我非常担心粮食和燃料危机对低收入国家的影响。许多国家的债务水平已经非常高，它们将很难借更多的钱来支付能源和食品进口。世界各地的许多家庭将受到这场危机的影响。我们应该尽我们所能，通过人道主义援助、现金转移和向最贫困家庭发放福利，并保护最脆弱的群体。”

尾声：未来将会怎样，取决于我们的理智与决心

今年离世的香港作家西西在小说《钦天监》中写道，假想线不仅是人们用来理解地理和天文的工具，也是人们规范思想和行为的工具，“假想线多有用，多方便，大家就接受了，好像真有那许多的线，好像这世界就是被假想线划成的。”西西在此前接受界面文化采访时表示，她借用假想线比喻世间的种种不公平和不合理现象。

“男尊女卑”就是这样的一条假想线，它看似真实且坚不可摧，切实地削弱了一些社会的福祉和潜力。布朗大学经济学教授、统一增长理论创始人奥戴德·盖勒（Oded Galor）指出，人类社会从千百年漫长的停滞向增长转型的一个关键驱动力是更多女性进入社会参加劳动，而全球财富与不平等的起源之一就是不同地区对性别角色的不同态度。越是鼓励女性加入职场和发展进程的社会，越能在财富积累上取得先机。反之亦然。

“经济至上”是另一条假想线——在加拿大作家F.S.迈克尔斯（F.S. Michaels）看来，经济是我们时代的“单一文化”（monoculture），形塑着我们的思想、感受与行为。它使我们相信，我们是理性、自利且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个体，在一个由市场构成的世界里彼此竞争，市场与竞争越是广泛，越能达成最优效率，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非人的、匿名的、交易性的经济关系，有利则合，无利则散。但也正是这一种单一文化，正在造成越来越多的痛苦、困惑和不平等。

“许多社会怨声载道的原因是，我们的社会契约已被技术变革和人口变化压垮，”沙菲克在《新社会契约》中写道，“这带来的结果是，更多的风险——养育子女、失业后维持再就业能力、年老时照顾自己——都开始由个人承担。我们越来越生活在‘只能靠自己’的社会中，这种状况变成义愤填膺的政治氛围，心理健康问题的泛滥，以及年轻人、老年人对未来的担忧。”为此，沙菲克提出，我们需要一份更强调集体利益、风险共担的“新社会契约”，它需要建立在三条原则的基础之上：第一，每个人都应当获得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最低保障；第二，社会应当尽可能地投资于为公民创造机会；第三，风险应当由个人、家庭、雇主和国家共同承担。

帕克发现，17世纪中叶的危机过后，不同国家和地区实现了一种新型均衡。人们对政治、经济与宗教变革的狂热冷却，政局更加稳定、经济出现革新、宗教变得宽容。许多政府将社会资源从军备转向了社会福利，以重建经济；知识界也推出了一系列应对未来危机的新理论。这些革新在西方世界扎根尤为深入，并为后来东亚和西北欧之间的“大分流”打下基础。两个多世纪后的今天，我们又走到了某个危机重重的历史节点，未来将会如何，同样取决于人类的理智与决心。

（除注明外，本文图片均来自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