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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做长片的平替,短片还有哪些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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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做长片的平替,短片还有哪些可能?

属于“岛屿”的声音。

文|毒眸

“短片其实是一个非常自觉的、独立于长片语言之外的一种认知,它们之间的关系,特别像陆地和岛的关系。”

在2022年HiShorts!厦门短片周的论坛上,郑大圣导演如是说道。今年历经许多波折才终于成行的HiShorts!落地厦门鼓浪屿,在这个海风从四面来的小岛上,属于短片的独特语言在此交汇。

短短一周的时间里,七十余场展映、十余场论坛如期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创作者、行业前辈与跨界艺术家们相聚于此,共同在“陆地”之外观摩并探讨着关于“岛屿”的各种可能。

诸如“短片是大导演的起点还是终点?”“为什么平台开始制造短片?”等或本质或当下的议题,在论坛板块交替上演。不同背景出身的嘉宾对短片的存续与发展提出了不同的理解,毒眸(ID:DomoreDumou)整合各方的声音,以期探索出属于短片的另一种可能。

短片只是长片的练习?

短片与长片之间的关系,是每每谈及短片的定位时总逃不开的话题。

尽管电影诞生于短片,但经历漫长的工业化发展之后,如今已经成为了一项标准化的产品——符合一定规格的长片,才会被视作“常规”电影,而短片是需要特意说明的存在。

因此,长片是每一位创作者理所应当的重心,而短片对创作者的意义则各有不同。

最为常见的一种理解是,短片是为长片准备的一种练习。大部分创作者在学习阶段就以短片拍摄为主,成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拍摄的过程中熟悉并精进自己的技术。哪怕在走出校园之后,也有不少创作者会选择通过短片的练习,来接触自己不够熟悉的工业流程。

导演温仕培带着他在《大世界扭蛋机》中的短片新作《杀死时间》来到HiShorts!,在映后交流中,他就表示,“短片是我想实验某种方式时会采用的选项,比如《杀死时间》里面就有一些动画和特效,是我之前没有试过的一些工具。”

在常规的答案之外,也有不同的声音响起。在近两年拍摄了七八部短片的陆川看来,短片是一个能让导演更近地去了解自己内心的创作,因为它有最大的自由度去做个人表达。

不少知名导演在功成名就之后却重新开始捡起短片创作,这样的现象在中外都在越来越频繁地发生,由此才有了“短片是大导演的起点还是终点?”一问。

陆川对此的回答是,“短片就像一个演员,这个问题就像在问,电影演员要不要回到话剧舞台上?我觉得真正的演员应该不时地回到话剧舞台上,因为那个东西能给你滋养。这也像短片和长片的关系,我认为每一个长片导演都应该在生命中不断地拿出时间去沉浸在自己的短片里边,让自己变得更自由。然后当你回到长片的时候,你可能才会拥有更大的力量。”

自由,是短片与生俱来的基因。这是短片游离于标准化体系之外的甜头,也是能够成为创作者动力源泉的原因。

在导演、小说作家董劼看来,“比如剧集,很少有‘实验剧集’,因为它更沿袭的是长篇小说的那种脉络,跟观众是有伴随感的。而短片,它更像一种诗歌的写作,所以能在语言上做很多探索。这个探索不是为了什么服务的,而只是因为它的成本相对较低,也没有进入到一个更大的商业机制里面去,所以更自由一些。”

这样的自由也不仅仅是在给创作者本身提供给养,连同短片的观者,也是在作者们天马行空的探索下受益的人。在陆川看来,从事电影节评审工作,会觉得自己在从事一个特别崇高的事业,因为大家都在追求一种同样的精神理想,它跟票房、跟豆瓣的打分都没关系,而只是在看一个创作者纪录自己内心对时代最真诚的表达。

“这个是只有在电影节才能感受到的,一种来自同行的鼓励。这种鼓励不是靠嘴说的,也不是靠酒喝出来的,是因为他们用他们的这种自由,用他们的这种坚定在做电影,才会给到你这种鼓励。”

恰恰是有了这样的“鼓励”,才让创作者们能在漫长的标准化流程里,不迷失自己做电影的意义。

短片能有商业机会吗?

反过来想,宝贵的“自由”属性仿佛又意味着短片这一形式天然与商业绝缘。但在观影环境大变革的当下,时代正在呼唤短片站到台前。

《大世界扭蛋机》是B站与坏猴子影业在2022年6月联合出品的短片集,而就在近日,B站与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联合出品的动画短片集《中国奇谭》也正在热播,前两集就已经收获了2500万播放量。似乎,“平台制造短片”正在成为一个越来越广泛的现象。

比之海外流媒体投资艺术电影并在各大电影节上屡屡有所斩获,国内的流媒体在这方面似乎还尚未起步。而出品短片合集,或许是一种更符合中国市场环境和观众习惯的模式,某种程度上也能被视作一种“曲线救国”。

在海外市场,电影产业的发展历史更长,海外观众对于长片及其对应的影院观影行为有更深厚的传统。而国内却在电影产业的高速发展期,提前遭遇了短视频的大范围流行,加之疫情的中断,导致本身根基有限的观影习惯随之摇摇欲坠。

观众并非完全对艺术探索没有兴趣,只不过,习惯了短内容的喂养之后,难有心性坐定下来慢慢体味长片。因此,短片合集的方式,一方面能够让观众用更低的成本“尝鲜”,另一方面成本也远比长片更为可控,对流媒体平台收益方面的压力更轻。

对于年轻创作者来说,短片也是他们更加触手可及的创作机会,他们也展露出了与平台合作的开放性。温仕培表示,“于我而言,谁愿意买单就跟谁合作,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再加上现在的环境艰难,大银幕的机会也许会变得越来越少。”

但想要把短片真正放入到商业语境中讨论,还有太多亟待解决的系统性问题无法回避。如今能看到的现象级案例,在可见的未来里依然只会是偶发性事件,是行业整体内容产出中的点缀。

作为跨界嘉宾,摩登天空创始人沈黎晖用音乐行业的发展历史来给如今的短片生态做了一个类比,“在窦唯、何勇、张楚的年代里,音乐只是完成了造星的任务,但是没有一个系统。但现在音乐行业最起码有一个系统,它有点像电影的院线,就是一个live house的系统,从几十个人的小场地到几百个人的剧场,然后到几千个人的演唱会,不论是头部还是腰部的人都有机会。类比到短片里,其实HiShorts!也算是一个系统,只是我觉得还没有那么明显。”

系统是一个抽象化的概念,但也是一个务实的结构,它需要多方参与,将短片从创作到放映联系成一条相对固定的通路,且具有承担相当规模产出的能力。HiShorts!创始人王小曼在现场提到,“我们之前跟院线的人聊过,短片能不能进电影院。得出的结论是,它可以进,但是它需要一套新的结构性体系的建立,包括宣发公司的变化、需要节展的输送、需要资本的运力等等。”

电影院当然是建立短片系统的一种可选项,尤其是在大银幕供给匮乏,非档期产出极为惨淡的当下电影市场。但短片的优势恰恰在于灵活与可实验性,如果仅被视作长片不足时的平替,多少限缩了对于短片的想象空间。

在董劼看来,院线和流媒体作为不同的载体所提供的观影体验,理想上应该有所差异,“比如在流媒体上,我们可以做一部互动电影。又比如桌面电影这种形式,可能在电脑上看比在大银幕上看沉浸感更强。所以其实新的载体出现,应该催生新的内容形式和语言,而不只是一种平替。”

很大程度上,内容与商业是相辅相成的。短片领域中还未出现足够适应其载体的内容形式,或许也是阻碍其走上商业化发展道路的一大原因。因此,自由与商业未必是短片的悖论,商业的果实或许恰在充分自由的探索之后才得以成熟。

不论是内容创作者还是产业从业者,关于短片的可能性,还值得更为频繁地讨论下去。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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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做长片的平替,短片还有哪些可能?

属于“岛屿”的声音。

文|毒眸

“短片其实是一个非常自觉的、独立于长片语言之外的一种认知,它们之间的关系,特别像陆地和岛的关系。”

在2022年HiShorts!厦门短片周的论坛上,郑大圣导演如是说道。今年历经许多波折才终于成行的HiShorts!落地厦门鼓浪屿,在这个海风从四面来的小岛上,属于短片的独特语言在此交汇。

短短一周的时间里,七十余场展映、十余场论坛如期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创作者、行业前辈与跨界艺术家们相聚于此,共同在“陆地”之外观摩并探讨着关于“岛屿”的各种可能。

诸如“短片是大导演的起点还是终点?”“为什么平台开始制造短片?”等或本质或当下的议题,在论坛板块交替上演。不同背景出身的嘉宾对短片的存续与发展提出了不同的理解,毒眸(ID:DomoreDumou)整合各方的声音,以期探索出属于短片的另一种可能。

短片只是长片的练习?

短片与长片之间的关系,是每每谈及短片的定位时总逃不开的话题。

尽管电影诞生于短片,但经历漫长的工业化发展之后,如今已经成为了一项标准化的产品——符合一定规格的长片,才会被视作“常规”电影,而短片是需要特意说明的存在。

因此,长片是每一位创作者理所应当的重心,而短片对创作者的意义则各有不同。

最为常见的一种理解是,短片是为长片准备的一种练习。大部分创作者在学习阶段就以短片拍摄为主,成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拍摄的过程中熟悉并精进自己的技术。哪怕在走出校园之后,也有不少创作者会选择通过短片的练习,来接触自己不够熟悉的工业流程。

导演温仕培带着他在《大世界扭蛋机》中的短片新作《杀死时间》来到HiShorts!,在映后交流中,他就表示,“短片是我想实验某种方式时会采用的选项,比如《杀死时间》里面就有一些动画和特效,是我之前没有试过的一些工具。”

在常规的答案之外,也有不同的声音响起。在近两年拍摄了七八部短片的陆川看来,短片是一个能让导演更近地去了解自己内心的创作,因为它有最大的自由度去做个人表达。

不少知名导演在功成名就之后却重新开始捡起短片创作,这样的现象在中外都在越来越频繁地发生,由此才有了“短片是大导演的起点还是终点?”一问。

陆川对此的回答是,“短片就像一个演员,这个问题就像在问,电影演员要不要回到话剧舞台上?我觉得真正的演员应该不时地回到话剧舞台上,因为那个东西能给你滋养。这也像短片和长片的关系,我认为每一个长片导演都应该在生命中不断地拿出时间去沉浸在自己的短片里边,让自己变得更自由。然后当你回到长片的时候,你可能才会拥有更大的力量。”

自由,是短片与生俱来的基因。这是短片游离于标准化体系之外的甜头,也是能够成为创作者动力源泉的原因。

在导演、小说作家董劼看来,“比如剧集,很少有‘实验剧集’,因为它更沿袭的是长篇小说的那种脉络,跟观众是有伴随感的。而短片,它更像一种诗歌的写作,所以能在语言上做很多探索。这个探索不是为了什么服务的,而只是因为它的成本相对较低,也没有进入到一个更大的商业机制里面去,所以更自由一些。”

这样的自由也不仅仅是在给创作者本身提供给养,连同短片的观者,也是在作者们天马行空的探索下受益的人。在陆川看来,从事电影节评审工作,会觉得自己在从事一个特别崇高的事业,因为大家都在追求一种同样的精神理想,它跟票房、跟豆瓣的打分都没关系,而只是在看一个创作者纪录自己内心对时代最真诚的表达。

“这个是只有在电影节才能感受到的,一种来自同行的鼓励。这种鼓励不是靠嘴说的,也不是靠酒喝出来的,是因为他们用他们的这种自由,用他们的这种坚定在做电影,才会给到你这种鼓励。”

恰恰是有了这样的“鼓励”,才让创作者们能在漫长的标准化流程里,不迷失自己做电影的意义。

短片能有商业机会吗?

反过来想,宝贵的“自由”属性仿佛又意味着短片这一形式天然与商业绝缘。但在观影环境大变革的当下,时代正在呼唤短片站到台前。

《大世界扭蛋机》是B站与坏猴子影业在2022年6月联合出品的短片集,而就在近日,B站与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联合出品的动画短片集《中国奇谭》也正在热播,前两集就已经收获了2500万播放量。似乎,“平台制造短片”正在成为一个越来越广泛的现象。

比之海外流媒体投资艺术电影并在各大电影节上屡屡有所斩获,国内的流媒体在这方面似乎还尚未起步。而出品短片合集,或许是一种更符合中国市场环境和观众习惯的模式,某种程度上也能被视作一种“曲线救国”。

在海外市场,电影产业的发展历史更长,海外观众对于长片及其对应的影院观影行为有更深厚的传统。而国内却在电影产业的高速发展期,提前遭遇了短视频的大范围流行,加之疫情的中断,导致本身根基有限的观影习惯随之摇摇欲坠。

观众并非完全对艺术探索没有兴趣,只不过,习惯了短内容的喂养之后,难有心性坐定下来慢慢体味长片。因此,短片合集的方式,一方面能够让观众用更低的成本“尝鲜”,另一方面成本也远比长片更为可控,对流媒体平台收益方面的压力更轻。

对于年轻创作者来说,短片也是他们更加触手可及的创作机会,他们也展露出了与平台合作的开放性。温仕培表示,“于我而言,谁愿意买单就跟谁合作,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再加上现在的环境艰难,大银幕的机会也许会变得越来越少。”

但想要把短片真正放入到商业语境中讨论,还有太多亟待解决的系统性问题无法回避。如今能看到的现象级案例,在可见的未来里依然只会是偶发性事件,是行业整体内容产出中的点缀。

作为跨界嘉宾,摩登天空创始人沈黎晖用音乐行业的发展历史来给如今的短片生态做了一个类比,“在窦唯、何勇、张楚的年代里,音乐只是完成了造星的任务,但是没有一个系统。但现在音乐行业最起码有一个系统,它有点像电影的院线,就是一个live house的系统,从几十个人的小场地到几百个人的剧场,然后到几千个人的演唱会,不论是头部还是腰部的人都有机会。类比到短片里,其实HiShorts!也算是一个系统,只是我觉得还没有那么明显。”

系统是一个抽象化的概念,但也是一个务实的结构,它需要多方参与,将短片从创作到放映联系成一条相对固定的通路,且具有承担相当规模产出的能力。HiShorts!创始人王小曼在现场提到,“我们之前跟院线的人聊过,短片能不能进电影院。得出的结论是,它可以进,但是它需要一套新的结构性体系的建立,包括宣发公司的变化、需要节展的输送、需要资本的运力等等。”

电影院当然是建立短片系统的一种可选项,尤其是在大银幕供给匮乏,非档期产出极为惨淡的当下电影市场。但短片的优势恰恰在于灵活与可实验性,如果仅被视作长片不足时的平替,多少限缩了对于短片的想象空间。

在董劼看来,院线和流媒体作为不同的载体所提供的观影体验,理想上应该有所差异,“比如在流媒体上,我们可以做一部互动电影。又比如桌面电影这种形式,可能在电脑上看比在大银幕上看沉浸感更强。所以其实新的载体出现,应该催生新的内容形式和语言,而不只是一种平替。”

很大程度上,内容与商业是相辅相成的。短片领域中还未出现足够适应其载体的内容形式,或许也是阻碍其走上商业化发展道路的一大原因。因此,自由与商业未必是短片的悖论,商业的果实或许恰在充分自由的探索之后才得以成熟。

不论是内容创作者还是产业从业者,关于短片的可能性,还值得更为频繁地讨论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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