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华商韬略 高飞

“我们要在3年内超过宝钢，5年内追上浦项。”

说出这话的时候，戴国芳其实没有仔细想过，宝钢和浦项分别是当时中韩两国最大的钢铁企业，分列全球第五、第三。

如果他真能实现这个目标，他一定会成为当时的中国首富。

只可惜，商业世界里没有如果。

戴国芳一生的故事，都和钢铁有关。

1963年，戴国芳出生在江苏省常州市一个小村子里，因为家里太贫穷，从12岁开始，他就开始推着一辆小车，走街串巷到处收废铁。

在攒了一点钱后，他又买了手扶拖拉机和压块机，这样一来，收购的范围变大了，碎铁压成铁锭后，也可以卖出更高的价钱。

改革开放的中国，对各路原材料的需求都在井喷。一直和钢铁打交道的戴国芳，显然是个看得清市场的人，他从国有企业买了几台被淘汰的二手转炉和化铁炉，办起了炼钢小作坊。干了几年之后，又在常州周边承包了国有钢厂的车间。

在那个体制决定效率的年代，国有企业死气沉沉的车间，在戴国芳的手上很快变成了利润的收割机。最多的时候，戴国芳的名下承包车间多达5家，常被喊去参加常州市工业系统的会议。

到1996年，已经基本摸清钢铁业的经营和技术的戴国芳，下了一个郑重的决定：他要成立自己的钢厂。

这一年，戴国芳用200万元资本，注册成立了江苏铁本铸钢有限公司，铁本这个名字很奇怪，意思却很特别：以铁为家，不离本业。

如果从侧面的视角看待戴国芳这个人，可以发现他的确对得起这八个字。

戴国芳是当地有名的五不老板——不坐高级轿车、不进娱乐场所、不住高级宾馆，不大吃大喝，不赌博。唯一的爱好，就是和工程师们一起讨论技术，所以虽然只有小学文化，却无师自通地理解了钢铁业的整个技术体系。

到2000年前后，铁本已经是苏南地区数得着的钢铁企业，这一年，公司全年的钢产量达到100万吨，销售收入达到25亿元。甚至超过了许多城市的国营钢铁厂，上缴利税排名全市第二，戴国芳也因此成了常州市工业系统的座上客。

如果一直守住这摊生意，戴国芳可能会一辈子做一个不大不小的老板。但偏偏有一股力量督促着他，要他登上更大的舞台。

这神奇的力量，正是宏观经济。

2001年后，随着宏观经济的高速成长，钢铁作为最重要的工业原材料，需求日盛一日。即便一日一价，在铁本门口排大队提货的车，却始终没有断过。

对于任何一个有心劲的经营者，这样难得的大行情，都像是对事业最强有力的召唤。于是，在思索了几个星期之后，戴国芳毅然做了个决定——扩产能，建大厂。

他原本的规划，是将铁本的现有产能扩充1.6倍，建设一个占地两千亩，年产260万吨钢板，总投资10亿元的新厂。

老实本分的戴国芳虽然雄心勃勃，却也懂得节奏需要与实力匹配的道理。对于固定资产12亿，净资产6.7亿的铁本而言，无论是贷款，还是依靠自有资金滚动投入，这都是一个合情合理的规划。

但命运偏偏在这个时候，狠狠推了戴国芳一把。

在改革开放后的江苏，常州一直是个很特殊的存在。这座苏南城市与苏州、无锡并称“苏锡常”，诞生了著名的“苏南模式”，经济的活跃程度一度冠绝全国。

但在繁荣的面子背后，却有个很让当地官员尴尬的短板——常州的中小企业很强大，却没有端得上台面的大企业；轻工业很发达，却没有撑得起门面的重工业。在2001年前后，常州的社会固定投资增长率一直位列江苏之首，但国内生产总值在13个地级市里只排名第六。

当地的经济形态，实在是太需要一个顶门立户的重工业大企业，来充当整个常州经济的招牌，也太需要一个关键性的突破，来推动整个常州经济再进一步。

在这样的关口，适时端出扩产计划的铁本，实在是太对得上官员们的口味，而戴国芳勤恳朴素、踏实又从不耍滑的人格，又能给官员们充分的信赖感。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戴国芳的计划略显保守，如果能再进一步甚至几步，招牌和突破效应将会更加明显。

于是在所有“热心人”的关切和过问下，铁本的扩产计划一改再改，在6个月的时间里，它越过了260万吨、400万吨、600万吨几个台阶，最后被定在840万吨。规模占地从2000亩冲到9379亩，项目总预算从10亿元翻了10倍，达到106亿元。

相比用12亿元资产拉动10亿元投资，新规划的量级，实在是一个铁本很难扛得下的数字。以戴国芳的踏实，他不会想不到这中间的风险，而最重要的问题还有一个——钱从哪里来？

戴国芳不是一个轻易坐在赌桌旁的人。

对于一家企业而言，参与这样大的一场赌局，一旦翻船，结果是无法承受的。在这张赌桌面前，戴国芳不是没有过进退两难的犹豫。

但恰在此时，一只有力的手把铁本按在了赌桌旁，另一只手则递出了最需要的筹码。

这双手背后，是决心在这场投资中，拼一把的常州市政府。

在确认了政府支持的信息后，以中国银行为代表的当地银行分支机构，打开了放贷的闸门，铁本因此一次性获得了43.99亿元的银行授信。

但政府能为铁本提供的帮助，还远远不止于此。

按照当时的规定，凡是投资额在30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必须上报国家发改委审批。如果把百亿级别的铁本项目如实报上去，不仅审批流程不可预计，能不能被批准都是个未知数。

常州市找到了一个办法：分拆闯关。

铁本的840万吨项目，被拆分成7个子项目和1个码头分别上报，在建设用地上，9000多亩土地被切分成14块土地报批申请。常州高新区经济发展局甚至在一天之内，就火速批准了所有的基建项目。

面对这样一笔大钱，政府空前的热情，如此效率的闯关，以及火热的市场行情。即使踏实谨慎如戴国芳，也实在无法抗拒做大的诱惑。在2002年，他在公司公司内部说了一句话：

“地方上这么支持，上哪儿找这么好的机遇。”

就这样，在一个火热的夏天，一位原本踏实谨慎的企业家，和一群热情似火的官员走到了一起。谁也不会聊到，就是这么一群人，居然将在中国钢铁行业掀起一场前所未见的“大炼钢铁”。

840万吨的规模，再加上100万吨的已有产能，让铁本的规划产能一下子冲到了千万吨级别。在当时，中国超过1000万吨产能的钢厂，只有宝钢和唐钢两家。

这意味着，纸面上的铁本，一下子就跻身为全国最大的钢铁公司行列。也正是因此，面对前来采访的当地媒体记者，信心满满的戴国芳留下了一句话：

“铁本要在三年内超过宝钢，五年内追上浦项。”

为了确保整个投资计划的实现，戴国芳的准备，其实非常充足。

作为长期从事钢铁行业的企业家，戴国芳很清楚钢铁行业的一条规律——这是一个成本决定利润，规模决定成本的行业。

根据资料显示，在吨炼钢成本上，铁本比国有企业低60-150元，高炉建设成本也低了一半多；而为了巩固成本优势，铁本还与澳大利亚的公司达成了铁矿石的长期供应协议，可以降低70%的采购价格。

现成的成本优势，加上规划规模，意味着铁本一旦投入满产运行，就将成为整个行业内最具竞争力的钢铁企业，戴国芳也足以凭借自己的产业，一步跃升为整个钢铁行业，甚至整个商业界最有影响力的企业家。

但命运偏偏在此时，和他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

命运不是老天的玄虚，而是来自最高层的宏观调控。

戴国芳看到的火热行情的另一面，是全国钢铁行业的大干快上。2002年，全国钢铁行业的投资总额为710亿元，比上一年增长了45.9%；2003年，这个数字达到了1329亿元，同比增长96%。

这样的过热投资，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中央层面的重视。2003年12月23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著名的103号文，要求各地运用多种手段，迅速遏制盲目投资。2004年2月4日，国务院专门举行电视电话会议，要求对钢铁、电解铝和水泥三大行业清理检查。宏观调控的大幕正式拉开。

铁本的命运，在这一刻已经注定了。

几乎就在国务院电视电话会议的同时，几个新华社记者来到江苏调研，却碰巧得知了铁本正在长江边大建钢厂的消息。

记者们把电话打到国土资源部，却被告知并不清楚。而在实地探访常州后，一篇题为“三千亩土地未征先用，环保评审未批先行”的内参材料，被送到了中央高层的办公桌上。

几天后，国家发改委、国土资源部和国家环保总局组成的联合调查组来到了常州。此时距离铁本的第一座高炉建成，只剩下三个月。

让戴国芳甚至常州方面都没有想到的是，一切的轰然倒塌，都由此开始。

关于戴国芳和铁本，后续故事是这样的。

在因为“涉嫌偷税漏税”的罪名被拘捕后，戴国芳最终获刑5年。但这个罪名，其实又颇具争议，以至于在此后的几年里，许多法学家、经济学家和媒体，都在围绕对戴国芳的判决，是否“法罪错位”而争论不休。

在项目被叫停后，常州多名官员被处分后，铁本的工地上，即将成型的炼钢高炉和基本建成的发电站，在经历了几年无人管理的岁月后，已经几近废铁。

更具映衬效果的是，在铁本被严厉处置的几个月后，全国的钢铁行业就开始从调控中复苏，2004年的前10个月，全国累计生产钢材2.72万吨，比上一年增长了24.12%；2005年，全国生产了3.71亿吨钢材，又同比增长了24.1%。

到2019年，戴国芳曾经放言要超越的宝钢，已经更名为“中国宝武”，在重组了太钢集团后，它拥有了一亿吨的产能，跻身全球最大钢铁生产商。

在一次会议上，中国宝武的董事长陈德荣面对一众高管，问了一个问题：我们追求亿吨宝武有什么价值？

其实，把高管们和陈德荣本人给出的答案加在一起，都没能逃出戴国芳当年心里暗藏的动机——让成本决定利润，让规模决定成本。

但此时的戴国芳，已经在成本、利润、规模的钢铁世界里，闯出了另一条新路。

2009年，戴国芳重获自由。在一段时间里，他把自己关在家里二楼的房间里，几乎与世隔绝，与他相熟的记者登门拜访，却未能获见一面。

隔着一面墙，戴国芳说：“还是不见了吧，最近就想安静待着，如果要做什么事的话，给你打电话。”

对于一个伤透了心的企业家来说，这样的结果，并不出人意外。但就在很多人以为戴国芳将就此度过后半生之时，这个和钢铁打了半辈子交道的人，却选择了回归。

2010年7月，在江苏响水县沿海经济开发区，一家名为德龙镍业有限公司悄然成立，它的创始人，正是戴国芳。

戴国芳为德龙选择的方向，不再是传统的钢铁，而是一种名叫铁镍合金的特种钢材。

铁镍合金是不锈钢的主要原材料，从内行的眼光看，这是一个经过很深思考的选择。

在过去的几年里，中国跨越了经济发展高峰期，传统钢材销量虽然依旧可观，可产能和行业竞争的过剩，让钢铁行业的利润早已不复当年。再加上国家对工业技术和城市建设，也逐渐从对量的追求，过渡到了对质的要求。

干了大半辈子钢铁业的戴国芳，很快便洞悉出其中的变化。在他看来，未来属于高品质，而品质在于对细分领域的专攻。所以这一次复出，他将目光瞄向了不锈钢，决定主营10%~15%的高镍铁合金和镍铬合金。一、二期工程分别在2011、2012年投产。

在相熟的人看来，那个熟悉的戴国芳，又回来了。

在德龙的初创几年里，戴国芳似乎依然保持了旧日本色——绝少享受，钟情技术，整天埋头在车间和办公室里，甚至吃住都在项目工地上。他似乎希望把失去的那五年时间，加倍地夺回来。

只用了两年时间，德龙镍业就冲进了国内镍铁行业的龙头阵营，但当戴国芳正准备开启下一步计划时，命运却似乎希望再次和他开个玩笑。

2016年12月5日，国家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和脱困发展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下发通报，明确指出：德龙镍业于2013年实施了年产30万吨镍铁合金扩建项目，违规建设了1台80吨电炉、4台60吨AOD炉及相关配套设施，用于冶炼不锈钢，“违规建设钢铁项目”，德龙镍业又成了业内的负面典型。

这甚至在媒体上引发了一番言论——“戴国芳正在复制当年铁本事件的错误”。

幸运的是，在经过调查后，德龙得以涉险过关。更幸运的是，在经历了之前的风浪后，戴国芳已经锤炼出更强的定力与更精的眼光，通过由镍铁原料向不锈钢产品的转型，德龙可以获得更高的产业附加值。

和过去相比，戴国芳显然已经不再盲目追求规模，反而更重视从技术上获得竞争力。近5年来，德龙在技术创新上连续发力，每年的研发费用投入从2017年的2000余万，增加到了2020年的8000多万。

这种对于技术的投入，帮助德龙成为了全国唯一一家全产业链不锈钢生产企业，它的巨合冷轧项目，产品精准度可达到0.01毫米，生产的300系不锈钢产品，很快便收到国内外知名企业的青睐。

但更大，也更精妙的构思，藏在戴国芳对德龙的布局里。

在对产业的认识上，操持过大盘子的戴国芳，眼光自非寻常人可比。他很准确地看出一体化的产业链条，将是决定特种钢领域竞争力的关键。

因此，德龙又投资了年产300万吨的不锈钢热轧项目，为每座厂配备了专属电厂、港口和码头。从印尼直接进口镍矿，形成了从印尼进口红土镍矿制取镍铁合金，再用镍铁合金生产制取不锈钢的完整产业链条。

德龙通过与印度尼西亚的红土镍矿企业合作，直接进口镍铁的原料红土镍矿，通过船运直接进入工厂码头，再通过船运将成品发出。

对于不锈钢企业来说，印尼是全世界最大的原材料镍产地，控制原材料市场，不仅能通过产业链来降成本，在面对后进入的竞争者时，还可以筑起竞争壁垒。

因此，戴国芳斥资300多亿元在印尼建设的项目包含原材料采掘、镍铁冶炼、码头等全产业链设施。为了确保建设成功，他干脆派出了女婿朱明冬，直接坐镇印尼。

这是一个完整的构想，在上世纪，日本的新日铁、韩国的浦项，都是通过对海外原材料的控制，奠定了自己的产业地位。

有趣的是，在整个印尼项目的两期工程中，戴国芳都选择了与国有企业合作。在经历了当年的铁本事件后，他显然更明白该如何保护自己。

2022年9月7日，全国工商联发布了2022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制造业500强、服务业100强榜单。江苏德龙镍业有限公司以1353.8亿营收入围，位列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第56位；中国制造业民营企业500强第31位。

这已经是德龙镍业连续三年荣登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和制造业500强，相比于2021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和制造业500强名单，德龙的排名分别提升了45名和22名。

这不仅让人想起了十多年前，戴国芳那句“超越宝钢、赶上浦项”的豪言。

如果当时的铁本顺利开建，这一刻，或许会在更早到来。戴国芳和他的铁本，看起来错过了一整个时代。

但戴国芳还是用另一种方式，回到了他为之奋斗一生的钢铁王国。

流水有时会绕路，但绝不会回头。关键是，永远不要离开脚下的路。